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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香林客家君子赤子心
- 作者：暂无 来源：南方日报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报纸
- 描述：1943年,中国史学会在渝发起人合影(二排左二为罗香林)。 他生于乱世,却幸遇严父慈师,立志以史学为终身职志,遂成一代史学大家； 他执著探寻族群源流,使客家重回汉民族的家庭,为数千万客家人寻回了身份与荣耀； 他广搜史料,独创族谱学,力图从泛黄书卷中探寻民族的灵魂； 他在战火硝烟中保护珍贵
- 地方传统与身份表述：成都东山客家的人类学考察
- 作者：杨丽娟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地方传统 身份表述 东山客家 文学人类学 族群特征
- 描述：了当下地缘身份建构的“集体记忆”。 第五章:族群身份:以语言、神榜、游艺与葬俗为研究中心。从民间故事中叙述的东山客家族群与湖广族群的对立,透露出客家顽强的族群性格。而作为族群最重要的特征客家话也陷入萎缩与坚守
- 文化“富矿”为何罹患文化缺失症？
- 作者：暂无 期号：第10期 来源：黄金时代（社会版）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期刊
- 描述：而成。 广府话和客家话在深圳的地位就跟其他方言在深圳的地位一样，它们的衰落导致城市特质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会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相反，深圳的大剧院、音乐厅可以规模引入各种地方戏，读书月活动可以把北京人
- “北欧人把自然定义为日常生活最宝贵的能源”
- 作者：暂无 期号：第5期 来源：城市画报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期刊
- 描述：陆的建筑事务所隐藏在一幢住宅楼的底层，而且还在正门的背后，门外没有任何标志。走进这个底层被打通的大房间，门口堆放着木材，Dagur告诉我这是他们从一些废旧的建筑或者未使用的建材里收集来的，可以作为自己设计的模块材料，这种废材再利用被二人认为是很环保的行为。大房间被几个艺术家分别租下，再各自隔离开来，分成不同的工作室，在Dagur的带领下，穿过设计师、插画师的工作间，到了这层大屋子的最里面才是二人的建筑事务所，而最近二人还把屋内间屋子租给了一个独立制片人。 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Dagur Eggertsson和Sami Rintala认为自己的建筑设计应该充满普泛的世界意识，任何个设计作品放到地球上的空间里，都会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建筑空间受到外围环境的影响，但同时被设计的建筑本身也会改善外在环境对于空间的诸多控制。这些看似被哲学化的建筑美学追求，在Dagur Eggertsson和Sami Rintala早年的很多创作中都被一一实现了。说得简单一些，Dagur Eggertsson和SamiRinta La的建筑美学和东方禅学倒很相似，也可以用道家的那些出世思想来解答，不爱喧哗，不求声张，用笔简单，力度深邃，通篇看透之后，留下清澈。这本身就是很北欧的一种设计美学特质，所以不止一次有记者把Dagur Eggertsson和Sami Rintala的设计认定为一种探讨自然和空间，人类发展和自然环境关系的作品。 当我提到这个经常被人问起的自然与人类的关系的话题时，Dagur说他们的设计都喜欢使用那些真实的材料，特别是木材，他们的设计寄情于将人类拉回到一种原始的状态，那些看似粗糙的建筑材料往往有着牢固而充满自然灵气的功效， “我们也了解当代建筑中的现代主义，后工业造型效果带来的荒诞、抽离、对抗与延伸，但是被滥用了的现代主义让我们遗忘了古老而传统的建筑工艺，所以我们的建筑往往从那些民间传统的技艺中寻找灵感，与其说我们的建筑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如说我们的建筑把人对于自然的亲近和依赖表达了出来”。以2009年二人在挪威小镇Seljord湖边设计的一处观察塔为例，这处观察塔采用了木制的几何立体方块与平面延展的线条相结合的设计原理，依靠湖边的地势，以湖边两棵大树为平衡中心，完美地把一种审视自然的最佳角度和挖掘空间美学潜力的努力做了结合。这处观察塔将作为游客一处休息和停靠的地点，也可以作为当地人在湖边聚会的场所，这个拥有一个12.5米高，三处观光空间的木塔，按照Dagur Eggertsson和Sami Rintala的期望，能质疑我们以往对于自然的肤浅和单一认识。同样在2009年，中国5-12地震纪念周年期间，Dagur Eggertsson和Sami Rintala建筑事务所与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合作，参与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如何应对自然灾害的应急建筑设计展。在展厅里，Dagur Eggertsson、Sami Rintala和他们的13位学生展示了他们采用典型的北欧木质设计出的诸多方块设计空间，这些木质房间有着巧妙的组装式结构，把客厅、卧室、卫生间、厨房、储藏室甚至是楼梯都做成便于运输的盒形结构。等这些“单元”运到灾区后，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任意组装，建成多层且设备齐全的住所。 2009年是Dagur Eggertsson和Sami Rintala建筑事务所的“中国年”，工作室受邀为内蒙古鄂尔多斯设计一处类似“沙漠绿洲”的住宅庭院式小区Ordos 100。这个小区内的建筑样式依然是以木头盒子似的装置作为主体，这些被两人称为“BOXES”的东西出现在二人诸多设计作品中。在人类逐渐丧失生活安全感的同时，这些盒子将作为人类生活起居的承载物，我们可以在里面吃饭、睡觉、生活。2009年10月到11月期间，DagurEggertsson和Sami Rintala在北京参与了2009年北欧中国艺术节，作为来自挪威的北欧建筑师，两人把自己钟爱的“盒子们”摆放到了北京三里屯的商业建筑间。他们将这些看似毫无特质的朴实木头格子，综合搭建出一处带有几何立体感的实体装置区域。这一处在公共空间展出的作品，不能被定义成一种建筑的形式，走进这些格子中间，小孩子们可以爬上爬下，有人可以躺在这些木头盒子里看书、晒太阳。虽然坐在这些木格子间感觉摇晃，木材也很粗糙，没有特别加工打磨，但是和周围的三里屯现代的商城一比，这些装置性的建筑设计作品映衬出一个纯粹天然、富有乐趣的独立空间，这种经常从现代都市造型中抽离出来的建筑空间一直是DagurEggertsson和Sami Rintala醉心营造和积极探讨的。 Sami Rintala和Dagur Eggertsson都是建筑设计界的知识分子，他们那些形而上的哲学理念，充满线条感和简单方便的搭配原则为现代建筑理论带来了鲜活的例证：建筑城市规划的一种简洁实用，这种人文理想浪漫主义方式是完全可行的。 《城市画报》×Rintala and Eggerlsson “我们尝试与自然一道设计建筑” 《城市画报》：你们二人怎么定义自己的设计风格？在观赏了你们的作品后，一是觉得很多作品给人概念化的印象，二是你们通过自己的作品进行了自然环境和人类世界的对话？Rintala and Eggertsson（下称RE）：风格不是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们在意的是作品如何能融合不同的文化背景，这种多文化且跨文化的交流通过视觉化的作品来呈现，我们的作品希望可以沟通不同的概念和语境。我们偏爱在自然环境中进行创作，这使得我们尊重每一个我们实施建筑设计的地域，尊重这个地域上的生物多样性以及自然环境。我们尝试与自然一道设计建筑，而不是生硬地闯入自然去设计建筑，我们的设计不干扰自然。 《城市画报》：Rinlala Eggertsson这个建筑设计品牌带给我们很多跨界合作的作品，你们的设计都触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什么对你们的建筑设计产生如此微妙和巨大的影响？ RE：建筑在我们看来就是会触及生活中多个层面的东西，我们认为把我们自身生活经历的方方面面，那些感触放到我们自己的建筑设计中，这个过程很重要。现代建筑往往给人一种孤芳自赏的印象，对于一个现代建筑的评判往往是从这个建筑自身和与之相似的建筑的比较而得出。这就像我们遇到一个人，他问我们， “嘿，我今天看起来如何?你难道不觉得我看起来比别人棒很多吗？”我们希望我们的建筑带给大家多样的可被理解和读解的层面，我们的作品不喜欢被单一地读解，我们设计的作品应该包含生活中多个层面，蕴含很多哲学思想或者生命感悟。 《城市画报》：你们在鄂尔多斯设计的一块住家小区给人很不一样的印象，这块在沙漠里的住宅小区Ordos 100也是你们进行的一次和自然的对话？RE：很高兴你提到我们在内蒙古的设计，其实这座建筑并未像我们在北欧设计的很多建筑那样去回应自然。因为在北欧，我们设计的住宅往往朝南，拥有巨型的窗户，以此获得更多的日光和日照，但在内蒙古的这个设计却无法这么操作，在鄂尔多斯，我们必须考虑到严峻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冬天的严寒和春天、秋天的沙尘暴。因此，在这个作品中，我们的重点是在建筑里营造一个与外部不同的、舒适的微型气候空间，所以与北欧的那些敞开式的设计不同，内蒙古的这处建筑我们的策略是要关闭和外界自然的接触，保护室内庭院，营造一个舒适的内部环境。在对中国当地民居建筑进行研究后，我们、在鄂尔多斯的这个设计灵感来自中国客家人的庭院和贵州省苗族人的木制民宿风格，二者都很好地发挥了建筑的内部空间结构。 《城市画报》：说说你们在设计中经常会用到的那些盒子吧。你们为什么钟爱这些或封闭或敞开的格子或盒子呢？在北的NOTCH艺术节设计的盒子，有什么象征意义吗？RE：我们使用盒子造型的初衷是因为我们喜欢木材，相比较要使用复杂的工艺将木材烤弯或者弄成一个球状，盒子形状最容易制作。在北京的展览，因为策展方当时要求我们为进入NOTCH艺术节展场的观众设计一块标志入场区域的东西。基于NOTCH艺术节展示的是北欧设计和中国当代文化的联系，为中国观众展示一种北欧的文化，我们制作了这块简单的木制建筑群落。这些粗糙的木头格子象征北欧简洁原始的早期建筑，我们希望这些格子会给在那里漫步的观众一种开放宽敞的空间感觉。我们用这些盒子造型的装置来表达我们对于北京现代城市发展的态度：盒子或者四方形的东西让人想到北京的古老胡同院落，但是在北京现代城市化的进程中，胡同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模拟西方商业建筑的大楼。我们必须警醒正在发生的这一切，不然到头来我们如梦初醒，才发现我们失去的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建筑。“我们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设计中最为重要的东西” 《城市画报》：Sarmi Ri
- 台湾的衙门不设岗
- 作者：张呜 期号：第11期 来源：中年读者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期刊
- 描述：有戒备森严的警卫，缺了站岗的兵。威还在，但武没了。好容易才在房子的角落里，找到一个警察，这个警察还经常溜号，就连他们的“总统府”也不例外。每个大门槛，随便都可以进去，没人管你。 “总统府”限制多一点，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11点开放参观。这些政府机构，“总统府”带头，都在为台湾的旅游默默作着贡献，好多大陆来的游客，都要求进大门槛看看。但是如果没有跟团走，单个的游客也许会错过——旺报的社长跟我讲，就有大陆游客投书，说是到了台北市政府门口，硬是找不到，因为人家没有站岗的。 我们这些大陆人，平日里见惯了高大威猛的政府大楼、政府广场，见惯了戒备森严的门卫，听惯了门卫厉声的呵斥，一旦见了没有门岗的政府大门槛，还真就不习惯。其实，这个世界上好些国家的政府机构，都是这个样子，别的地方，有的连高大的房子都没有，寒酸得很。 有卫兵的大门槛也不是没有，台北至少有两处，一是“国父纪念馆”，一是“中正纪念堂”。两个地方，都有一坐姿相似的铜像，一为孙中山，一为蒋介石二两座像前，各站立一持枪的兵，一动不动，妻还以为是蜡像。过了不多久，到换岗时分，蜡像居然动了起来，虽然动得跟机器人相似，但可以看出，他们是有血有肉的真人。实际上，这两处的岗兵都是礼兵，不是站岗，而是在表演一种礼仪，每天例行的换岗仪式，跟英国白金汉宫和美国阿灵顿公墓一样，无非是吸引游客的杂耍。一边换岗，一边玩玩花枪，让人看了好玩。 在这里，我注意到两岸的礼兵，礼服正在趋同，但戴钢盔的方式却大不一样。我们这边钢盔是正扣在脑袋上，前面微微上翘；而他们这边则反之，前面的帽檐儿，压得很低。据说，非止礼兵，连正经的军人，台湾这边戴钢盔，也是这般，而我们则相反。 懂军事的人告诉我，压低帽檐儿，冲锋时可以减少伤亡，但的确不怎么好看。看来，即使礼兵，这边也不肯将就一下美观。不知是因为被共军打怕了呢，还是人家一切从实战出发？ 昔日禁地今成市民活动中心 不过，今天的这两个纪念国民党大人物的场所，已经变成了市民的活动中心， “国父纪念馆”尤甚，到处是背画夹子的儿童，跳街舞的少年，还有盘旋的鸽子。 “中正纪念堂”，广场上的大牌坊，已经在民进党当家的时候，改成了自由广场，原来的“中正纪念堂”五个字被凿去，改成四个颜体的大字——“自由广场”，纪念堂上的匾也被拿掉。国民党当家，说是拨乱反正，也只是换回了堂上的匾，广场上牌坊上的字，却还依旧。 台湾的朋友告诉我， “自由”两个字，是具有天然合法性的，一旦刻上了，谁也不敢轻易拿下。可怜当年老蒋对“自由”两字深恶痛绝，虽然没有写过《反对自由主义》，但也有专门的文章，批评自由在中国的泛滥，进而痛骂五四新文化运动教坏青年。在他治下的台湾，最稀缺的，恰是自由。今日却让他老人家的坐像，天天面对广场上“自由广场”四个大字，真是情何以堪。还不如民进党的办法，在他的坐像前，弄上好多飞来飞去的虫鸟，让他老人家死活看不清广场牌坊上的字，似乎还更人道些。 至于国民党自己的办公处，已经变成了民间团体的所在。我为了找辛亥资料，来到国民党的党史资料馆。这个馆，今日缩在台湾的船业大王张荣发的基金会大楼里面，随便报上名来，连证件也不需要，就可以进去查资料，我查了他们可怜的馆藏，什么也没有找到。 百姓有了选票，原来威武的衙门，都失了精气神，里面的官员都要讨好选民，更何况建筑？原来威权的纪念物，也在悄然之间，改变了性质，开始为人民服务，虽然多少有点转变过程中的小小尴尬。大门槛，已经没了。 旁听台北市议会 8月份台湾“立法院”开临时会，但去旁听，却赶上人家表决，只欣赏了一下搭棚子抗议的一群老头、老太太。进入9月，立法院依旧没有开会，但台北市议会在开，朋友告诉我，9月7日，市议会台北市政府总质询。这一阵，台北市市长郝龙斌陷在新生路高架桥和花博会采购弊案的风暴里，质询一定有戏看。于是，依照朋友的指点，我准时在下午两点到达了台北市议会。 台北凡是公家单位，房子都很雄伟，市议会也不例外，一栋很厚重的白色大楼，走廊十分高大宽敞。台北的政府机构，除了正门之外都不挂牌子，我一个外来人，当然摸不准哪个是正门，结果进的是后门，后门里面有个警察，但见到我这样东张西望的可疑人员，既不阻拦也不盘问，听任我绕到正门，跟志工会合。办理旁听要登记，拿出我的大陆同胞证，办事的小姐看都没看清楚，就在旁听证上写上“张鹏”两个字。证件后面有不于胶，撕开粘在衣服上就可以进去了，就这样，我顶着张鹏的名字，旁听了将近两个小时。 旁听席在四层，可以居高临下地看下面的议会大厅，但隔着厚厚的玻璃，可以看见里面的人的动作，却听不见声音，好在旁听席有大屏幕，声情并茂，可以同时看见张牙舞爪的质询者和垂头丧气的市府官员。这一次是总质询，市政府主要官员几乎倾巢出动，连7个顾问都到齐了，坐了黑压压好几排。但是，质询议员一方，却只有3个人，其他议员一律缺席，一排排的空椅子，不，沙发。 虽然只有两男一女三个市议员，可发起声来，却震天动地，连珠炮式地交替发问，一会儿放PPT，一会儿展示文件。总共两个小时的质询，质问的话题转换了无数次，但没有一个话题是有答案的，市府这边剐要回答，就被打断。议员叫谁上来，谁就得上来，上来之后，明白人不许回答问题，不明白的，却非要站在那里被问。7个顾问都被像过堂一样提过来，但却一个问题不提，依次点名之后，又一挥手让这些人下去了。刚刚提了一个建客家文化中心的问题，然后就放PPT，说是让郝龙斌市长好好看看，我以为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证据，没想到，放出来的却跟刚才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是大陆电视台采访副市长的画面，说她明明是副市长，被人称为市长却不更正。我看出来了，原来所谓的质询，质询者只在意“质”，而没有“询”，他们根本不希望被质询者回答问题，自己问完了，也就完了，所谓的问，其实就是指责甚至羞辱，羞辱完了，也就完了。让我这个旁听的人，连一个问题都没弄明白——不是我的智商低，或者不了解情况，问的问题都很简单，但我就是不知道真相。整个一下午，只有两个小问题，我似乎是听出了点头绪，一个是市府号召公务员跳花博舞，一个是市教育局发文让中小学号召学生参观花博会，似乎两件事在办的过程中，都有点强人所难的意思。但是，质询者对这一点，恰恰没有穷追猛打。反而在如果买花博会的预售票丢了，要不要给赔偿的荒唐问题上纠缠不休。 没有新闻价值的质询会 偌大的旁听席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二楼的记者席，也没有几个人，几台摄像机早就架在那里，记者们懒洋洋地三三两两坐着，几乎没有任何人注意议事厅发生的事情，即使在议员有意向他们呼吁的时候，记者们也无动于衷。我知道，他们见的世面太多了，市议会的这点事，又算什么呢？媒体宁可报小偷偷空调，也不热衷报这个。 听完之后，我跟陪我的志工讲，如果我是台北市市民，我会对这样的场面很不满意，因为听了半天，没有一件事我能知道究竟的。我看到的，只是党争，只是作秀，而没有质询，没有真相。感觉三个议员痛快淋漓地骂了一阵，市府官员唯唯诺诺，吭吭哧哧一阵之后，这个过程就结束了。志工说，没有人会满意和不满意，因为，没有人来旁听，媒体基本上也不会报，除非其中爆出某些值得娱乐的话题。 记得看1910年清朝资政院的会议记录，看到那些民选的议员议事，也争，也吵，但每个议题都争得明明白白。历史总是会进步的吗？我真的有点糊涂了。 （摘自《时代周报》）
- 叶曼 我们要为往圣绝学
- 作者：暂无 期号：第8期 来源：东方养生·上半月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期刊
- 描述：会的价值 时间：2008年8月27日 地点：北京龙泉寺东汉明帝佛法传入中国 中国的三大文化——儒释道。一个外国的宗教怎么能够成为中国的三大文化之一？这要从佛法由印度传人中国的源头说起。公元67年，东汉明帝梦见一个一身金色的人从空中飞到他的院子里落下。第二天上朝时，明帝问朝中大臣：“我昨晚做了个怪梦，梦见的飞人身金色，在皇宫上面飞呀飞呀，就落在院子里，这是什么东西呢？”一位大臣说，“我听说天竺国有这么一位王子，他放弃了王位，出家修行很多年，是印度了不起的人。” 这个人就是释迦牟尼佛。随即，汉明帝派了史官，还有两百多人组团到现在的甘肃、西域地区求佛法。史官到了第三年才把佛法请进来，头一部经是《四十二章经》，并带了两位梵僧回来。这就是白马寺名称的由来：一匹白马驮着《四十二章经》来到了“寺”，两位和尚被安排在白马寺里头。汉明帝就在皇宫内设了一个小殿，两个梵僧为他讲佛法。这标志佛法真正进入中国。 大地众生皆俱佛性 “佛陀”两个字在佛法刚进入中国时的原音是“budda”，由梵文而来，就指“菩提”。随着时间流逝，很多原来的发音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心经》咒语：“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现在的发音都不是原来的发音了。现在要找古时候的发音到闽南或客家族群中去找，他们把很多的古音都保留了下来，保留的古文字也最多。这两个族群是真正的中原人，因战乱等各种原因而向南边迁移。 中国现在的佛教是大乘。大乘开始学习时，离不开“四圣谛”——苦、集、灭、道。我们所受皆苦，非别人所赐，乃自己所给，自己无始以来所积习的。你想要灭苦么？修“八正道”。“八正道”中最根本的一道是“正见”。如果无“正见”，其余的“正思维”、“正语”、“正命”等都免谈。何谓“正见”？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漏皆苦，涅柴寂静”。佛法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幻象。最重要的佛经就是《金刚经》，《金刚经》再提炼出《心经》。《心经》虽只有260个字，摄全部佛法。《心经》开头讲“观自在菩萨”，是告诉我们要修行，接下来告诉我们如何修行，修行的结果是“无智亦无得”——在这生不出智慧来，也不是在这里得什么。为什么佛家讲“本自圆成”、“本自具足”，就是本身我们都可以成佛。释迦牟尼成佛后头一句话说：“奇哉！大地众生皆俱佛性也！”这里讲的是众生，不单指人，包括苍蝇、蚊子都所有有情。 我们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佛说：“只因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自己把不常的以为常，把幻想的以为真实的。所以，佛家谈到本体时，用两个字“真如”来概括。它不提真，因为有真就有假，佛法是不二法门。 佛法是超世间法 印度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东西，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国家。我在印度曾经拜访了所有关于传说中释迦牟尼走过的地方，如恒河呀，看看释迦牟尼佛说的“非想非非想”处，他所参过的恒河两岸的圣人住过的地方，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了。但是他们告诉我，有个伏虎圣人，就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地方，席地双盘而坐，旁边一只真的老虎。那老虎就象小猫一样趴在他身边，他没事就用手摸摸它，我当时就吓一大跳，我说这真是伏虎圣人啊。我们跟印度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有很多东西跟他们学，特别是佛法。 佛法经过了很多时候，把中国的外国的宗教合在一起成为我们自己文化的代表之一，一个外来的宗教能够这样，原因一是在于佛法中有与本土文化相通之处，二是释迦牟尼说的不止是儒家的世间法，也不止是老子的出世间。它是超越世间的法。 孔子讲“礼”，主要文献《礼记》，是孔子和他的弟子问答录，孔子讲的是世间法。有人问孔子弟子，何谓“吾道一以贯之”。孔子弟子曾参回答：“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是一般人处事待人的准则。孔子学说的内容，无论谈人、事，都是有形的，都是世间法。古时提倡读四书五经，变成个通儒并不难，只要读懂“十三经”，并且，“十三经”中有一精通，其他则全通，就是博士了。《大学》开宗明义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主要是针对“修身”而言的。这点与佛家的“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是一致的。 老子有所不同，老子在《道德经》第一章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一章为老子《道德经》的总纲，是《道德经》的理论基础，其它八十章都是在解释第一章。其中“常”字不可误会为非常的“常”，它指的是“本体”。为何这样说？后边章句有：“知常日明，不知常，妄作凶。“本体”就是佛教所说的“心”，就是儒家所说的“性”。 这是个有排斥也有融合的过程。在汉朝前期，老子之说大盛，到了汉武帝时期，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独领风骚。后来的宋明理学家“排佛斥老”，宋代理学家专门提倡儒学的文化，把佛家、老子都排除。但是他们说的东西如同瓶子一样，标的是儒家，实际里面装的已是混合体，很多是佛教和道家的东西。 修行是要身体力行 佛法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不止是现在的。现在无论我们怎么变，都离不开这三大文化。我不是推举古人，而是要如张载说的“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把我们古人先贤留下的、快要断掉的东西继承下来，为的是“为万世开太平！”我们对待人类社会也好，对待自然也好，要善待之，否则以后要受果报的。到那时，就晚了。现在南极北极冰山已经没有了，天上破了一道口，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我们要是能够想到如何为我们的后代子孙活下去，现在就应该开始注意怎么保护自然。否则，地球也会有一个大的灾难发生，而且发生不会太远，大概在我们的曾孙、玄孙的时候就会发生，这非常危险。 我们怎么能够象佛法上所说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古圣先贤的恩、天地的恩、父母的恩、还有众生的恩。百丈禅师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他当时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也拿一个锄头去种地，他的弟子就把工具藏起来，他就说：“你们今天不让我下地，我今天就不吃饭。”真正的修行就一定是要身体力行。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我们的邻邦日本和韩国，他们把我们古书上谈到的生活习惯保留了很多，而今我们要好好拾起来。认真追寻起来，中华有七万年的文化——七万年前我们已有很粗糙的陶器，很粗糙的生活生产用具。五千年的文明是从伏羲演八卦才开始计算。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一样，文化一直能够延续不断。埃及文化，我们现在只看到“金字塔”，只看到“狮身人面像”，其他的“雅利安”的文化也都看到他们剩下的物质遗迹。从上古传至今天的只有中国文化，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要用新的思想、新的话语来解释我们古老的文明。 宋代的大儒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使命。 叶曼问答录 真如就在我们心上 问：请问我们平常所说的“如来”是什么意思？ 答：《金刚经》里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者，“真如”也；来者，“起用”也。“如”是“本体”，“来”是“行动”，本体和行动就代表佛。 真如在哪里？起用在哪里？完全在我们的心上。所以佛法告诉你：记得，没有人可以求，没有菩萨，没有佛可以依赖。你只有按照他的法，走他的道路，你将来会跟他一样。这不是我胡说的，这是佛临终的时候说的。我们最少要信佛所说的一件事情，“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性”，把这句话记得。我们很惭愧，我们不能象释迦牟尼佛一样放下，他放下的多少，你们知道吗？ 问：您刚才讲到“不二法门”，请您讲下佛教里说的“不二法门”之意？ 答：所谓“二”是指真的、假的，有的、无的，这些都是二。为什么会有真的假的，是因为我们有分别心。学佛首先是不要有分别心，当我们有分别心的时候，就有因缘；有了分别心，就有爱憎心，有了爱憎心，就产生取舍心。 真正的大乘佛法就是不二法门，不二法门就是没有分别心。“欲知过去因，现在受者是，欲知未来果，现在做者是”。只问现在做什么，不必去算命，也不必占卦，一切都是自作自受。在佛法里修行必须要知
- 坐看“皇宫起”
- 作者：暂无 期号：第11期 来源：福建画报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期刊
- 描述：清朝咸丰五年( 1855)始兴建，光绪三十三年(1907)全部完工，历时52年，现存建筑有1 3座汉式古大厝（第宅）。两座宗亲祠堂已倒塌，占地面积约1 00多亩。大小房间400间，坐北朝南。这些大厝
- 李庄古镇：寻找消失了的爱情
- 作者：暂无 期号：第5期 来源：四川画报·旅游人文版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期刊
- 描述：人影，使李庄白肉在“形”上达到最佳，给人以美感。片出的白肉必须肥瘦均匀，晶莹剔透，每片长20厘米，宽10厘米，厚1至2毫米，肥而不腻，爽口化渣，无穷回味。文昌官坐落在李庄古镇附近石牛山上的文昌宫闻名遐迩
- 叶大鹰 胶片上的红色理想
- 作者：暂无 期号：第9期 来源：东方养生·上半月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期刊
- 描述：圈里，叶大鹰专注红色题材，却很少借用自己的身份来造势。2009年，叶大鹰的《天安门》在建国大业》的光芒中淹没，其中的情结让人感慨。 红色理想 叶挺英年早逝，叶大鹰本人完全没有对叶挺直观的记忆，他总是重申自己不是高干子弟，不过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儿子罢了。然而红色家族的那种荣誉感，一直围绕在叶大鹰的身心之中。他很小就会背叶挺那首著名的《囚歌》。 作为叶挺的后人，这个身份一度让他觉得肩头很重，“我偷一个西瓜，人家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是革命后代啊！我上学表现好，人家说，你是应该的，你是革命后代啊！我拍电影，拍革命题材，人家认为理所当然，你是革命后代啊……叶大鹰认为自己从来没有沾过高干子弟的好处，也许原因就在此。” 随着个人的成长，红色子弟的身份一度远离他的生活。1975年，叶大鹰高中毕业后，成了一名四级钳工，“在我的记忆里，那段生活是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快乐时光，无忧无虑非常开心。在技工学校两年，第一年每月13块钱，第二年15块钱，毕业到工厂就41块啦！有钱得很啊，每月都和工友们出去大吃大喝，轮流请客。好像四五个人吃喝一顿也就不到五块钱。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我的好日子终于告吹，呵呵！” 高考恢复后，压力也随之而来。叶大鹰方才觉得人生要有个目标，要去奋斗。因为艺术院校不考数学，他就选择了考北影，而当时，几乎所有家人都希望叶大鹰选择物理学科。对于这个意外之选，叶大鹰倒觉得是件幸运的事。他从小到大好像一直在做一种努力，总想把最不现实的梦想，在生活中找一个释放的可能。电影创作这个意外的选择，终于让他有机会把那些不着边际的幻想变成现实。 把那些不着边际的幻想变成现实……其实，这句话隐含了许多期待。 时光回到1927年，在当时的主流力量眼里，共产主义同样属于“不着边际的幻想”，那个时代，叶挺们是用枪杆子证明了不着边际的幻想可以变成现实。 而在今天的和平年代，叶大鹰用胶片来把不着边际的幻想变成了现实，实现了他与红色有关的理想。 最早，他和王朔一起搭档拍摄的处女作《大喘气》，完全与红色电影无关。在公众的视线里，他也一直默默无闻。真正为他带来转变的，是在拍摄《红樱桃》、《红色恋人》后。正是这些红色题材电影为他赢来了声誉。 成长在红色家庭的叶大鹰，拍革命题材电影似乎成了顺利成章的事情。而事实上，叶大鹰自己却总想与主旋律以及“红色后代”的背景“划清界限”。 他没有在任何官方电影机构挂名，他只是一个“个体户”，一直都以体制外的身份从事影视工作。首先，在他的眼里，他拍的红色电影不是主旋律，从根儿里讲都是商业电影。所以，他的红色电影好像总是不够“红”，当初《红色恋人》是这样，现在的《天安门》好像又是这样……在这个过程中，他找到了“红色”之间的差别，真正钻进了红色人物的内心世界。 叶大鹰在一篇博客中写道：“每次读到那些革命前辈的书，听他们的故事，我的心就特别疼，特别想放声大哭！一个政党是有命运的，有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一个过程，所以，当个人的命运和政党的命运交织起来的时候，难免会产生悲剧。很多早期的革命者都有非常不容易的人生经历，所以你看了之后就会痛苦，觉得心特疼。” 2008年，汶川地震。叶大鹰第一次在博客中，明显表述出自己对出身红色家庭的自豪，那是为叶挺独立团在抗震救灾中勇敢的事迹——“你们无愧于铁军的光荣称号！兄弟们，为你们骄傲！向你们致敬！” 飘逸人物 在中国的电影导演圈里，叶大鹰一直以一种另类的生存方式而存在，却并不边缘，他一方面尽量摆脱红色子弟出身带来的光环，生怕与大家疏远；另一方面，他又在明确地享受着品质生活，不再纠结于“因为你是革命子弟啊”的束缚。 事实上，如果我们了解一下中国的革命史，就知道其祖父叶挺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阵营中，也是个飘逸人物，最不在乎规矩。叶挺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从中央李立三和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压制，愤然脱党出走。那一次脱党，也让他在共产党阵容中，变得极其特殊。 组建新四军后，叶挺也仍然属于特立独行的个性人物。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到部队视察时，他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军部领导同志、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以及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 所以，新四军组建初期，项英主内部训练，叶挺主外部沟通，争取各方力量支持，这与他的飘逸性格很登对。 与祖父同出一辙的是，叶大鹰在生活中也喜欢格调。比如，他喜欢高尔夫，最初是自己打，偶然的机会知道了全明星高尔夫球队，他像找到组织一样乐坏了，立刻加入，从此多了许多打球的理由和机会，跟着球队四处奔走。叶大鹰同样有祖父那种敢想敢做敢说的气势，出于对美感的追求，他邀请张国荣来出演共产党员，开了请港台演员出演红色人物的先河。 叶大鹰直言，“我是在替主旋律电影背黑锅，它们内容干巴巴的，长期给观众形成了一种不好看的印象，那不是创作，是生产，事实上它们跟追求，跟政治理想都没关系。《天安门》尽管在市场上被冷落，但‘人民万岁’的主题是这个片子不同于其他献礼影片的关键。在影片里，我们同样充满了对开国领袖的一种情感，不一样的是，我们用普通百姓的故事来讲述，突出的是最后毛主席那句话：人民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