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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县客家文化园区营运策略之研究
- 作者：钟丰琇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文化 客家文化 文化园区 文化创意产业 文化产业链 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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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方文化產業帶來效益，使台北縣客家文化園區設立，能對客家文化、地方產業推廣進行評估與瞭解，並對地方文化產業之發展策略，以及對政府客家文化施政提出建議。
透過台北縣客家文化園區與三鶯地區的互動進行了解，找尋營運策略以達成振興客家文化與促進地方經濟的目的，並企盼都能以帶動地方與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創造客家文化產業鏈，促進地方繁榮。擺脫客家館舍、文化園區被戲稱為「蚊子館」的惡名，並提升參訪率，使客家文化園區設立達到其應有的功能。
台北縣客家文化園區的設立實屬不易，館舍興建工程所費不貲，所以，應著力使台北縣客家文化園區為其他館場的典範，發揮應有的效益與功能。根據研究的結果，得到以下發現與建議：
一、臺北縣客家文化園區的內部組織規模發展受限；政府補助是唯一收入來
源。
二、臺北縣客家文化園區園長與工作人員異動頻繁，人員配置及到達園區交通
的便利性不足，在台北縣成立客家事務局後，希望能有所改善。
三、臺北縣客家文化園區餐廳、商店委外經營，喪失主導權，但在2008年12
月合約到期後有機會改善現況。
四、臺北縣客家文化園區與媒體互動不夠，在宣傳行銷上明顯規劃不足，可編
列預算及加強傳媒之間的互動。
五、臺北縣客家文化園區與地方文化產業合作不夠，可多徵求企業贊助，共同
打造客家文化形象，並帶動三峽地區的地方產業。
六、臺北縣客家文化園區應朝向多元永續的經營發展，且研擬適合臺北縣客家
文化園區的教育推廣與文化創意策略，以作為客家文化園區未來營運及推
廣之參考。
- 余国雄六首原住民同声合唱作品研究
- 作者：李肇祥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余国雄 原住民 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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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的族群，分別為魯凱族〈魯凱族戀歌〉、阿美族〈豐年祭〉、邵族〈快樂的聚會〉、布農族〈打獵前祭祀歌〉、泰雅族〈泰雅山地小孩〉、排灣族〈來甦〉。
本論文共分四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背景探究，第一節
- 谁的邓雨贤纪念馆？谁的文化造乡？新竹芎林客庄社区总体营造之
- 作者：潘荣杰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地方治理 社区总体营造 政策网络 新竹芎林 邓雨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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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農村之永續發展？在此藉由社區自主行動的經驗，嘗試建立客庄居民的參與模式，提供一個整合型的社區營造經驗的分享，具體展現「客家生活環境營造」的擴大效益。
研究個案的基地「芎林」，曾經是新竹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昔時文風鼎盛，秀才舉人輩出，文化資產豐富，著名客家籍作曲家與音樂家鄧雨賢先生，亦曾於芎林國小任教，並留下讚頌芎林之美的名曲「芎林小唄/調」。行政院客委會更希望藉由「芎林鄉文化造鄉暨鄧雨賢紀念文化設施委託規劃案」計畫，打造芎林鄉為客家文化重鎮的環境，以鄧雨賢音樂文化造鄉為主題；期望凝聚社區參與客家文化保存計畫的共識，不僅充分利用鄉境內的人文與文化資源，規劃出合乎地方社區居民使用者的需求，更以此達成紀念客家先賢鄧雨賢先生對於音樂文化貢獻的特殊意涵。其認為興建鄧雨賢紀念館一方面不僅可解決長期以來地區民眾無活動空間可用之苦，另一方面則藉由發展文化觀光，進而建設芎林地方成為文化城鄉，可謂立意良善。然而此立意良善之政策，延宕至今仍未達成興建館舍的共識。究竟在政策的研擬過程出現了什麼問題？其造成爭議的論點何在？而相關政策參與者間又如何互動？以上種種問題係引發作者對於芎林文化造鄉之治理網絡型態的研究動機。
因此，經由以新竹縣芎林鄉文化造鄉個案研究探討，並對相關社區組織、專業團隊、鄉公所等單位的深度訪談，與作者身為地方專業團隊一員，多年對於社區總體營造的參與觀察來綜合分析相關議題，以檢視地方政府在施政上如何促使社區居民參與地方公共議題，本研究也以實際參與推動「新竹縣芎林鄉文化造鄉」活動為個案，試圖為未來的社區居民參與公共議題和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提出可行的政策目標與策略作為。
- 台湾人的性格─以历史文献比较途径为例
- 作者：廖立伟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台湾人 性格 台湾人性格 历史文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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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與殊性，其可再歸類如以下四項：
1. 移民原鄉的複製：即好鬥、逐利(功利)、迷信的特質。
2. 不同族群的特殊性格，分別提及南島語族、閩南、粵東客家、以及島嶼制約的不同特質。
- 六堆客家祖牌纹饰的分析与应用
- 作者：林慧婷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六堆 客家祖牌 文化产业 木雕 纹饰 客家意象
- 描述：析法及實物分析法配合田野調查，探查六堆客家地區祖牌之木雕紋飾，彙整分析祖牌紋飾所蘊之客家文化意象；產業實務部分則以參與觀察法及深度訪談，瞭解祖牌製作過程與供需面，最後再以情境故事法將客家祖牌之紋飾應用在設計創意文化商品。本研究以祖牌紋飾分析作為出發點，嘗試藉由紋飾找尋客家意象，將客家文化的精神以文化加值與創意加分的概念進行設計應用，企圖在工藝產品與美學形象結合，觸動人們心底的記憶與感動。 本研究成果發現：ㄧ、從祖牌木雕紋飾的獨特性顯現客家特質。二、祖牌的外觀變異，使得傳統客家祖牌幾近消失。三、祖牌之木雕紋飾中，以鳳凰、牡丹、喜鵲、梅花最常見，而龍紋及雲紋極為罕見，並以創新的思維運用祖牌紋飾成為創意文化商品。四、祖牌構造的天部構圖，發展出重要特色如下：（一）、天部構圖發展出「黃金定律」；耳部則左右對稱，紋飾搭配沒有一定規則。（二）、天部構圖中，鳳凰必定與牡丹搭配，喜鵲則與牡丹、梅花或菊花搭配。（三）、鳳凰不論是何種姿態，頭部必定面對天部之主體（中央）。 將客家祖牌轉化為獨具地方文化特色的裝飾品，實際作法可分四部分，分別是調查、設計、生產及行銷等方面著手。未來研究建議：一、樹立客家特色商品的品牌形象，打造客家文化創意商品的獨特性。二、客家文化創意商品開發與研究。
- 北埔在地客家认同的浮现与转化
- 作者：许惠捷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北埔 在地客家认同 新移民 地方化
- 描述：，「打鬥敘」、「打中午」、「迎古董」與「下街空間營造」等活動都有很強的社會動員能力，不僅發揮社群凝聚的效果也建構了新的集體記憶，文史調查則重構了集體記憶與歷史敘事，於是北埔的「客家認同」產生了地方性
- 集体行动与地域性的再建构--以美浓反水库运动为例
- 作者：郑玉惠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美浓反水库运动 地域性 美浓水库 空间分工 社会空间 地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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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對於政治力、經濟力過份膨脹的反彈，而「美濃反水庫運動」正是這樣的一個事例；但在此過程中，卻也呈顯出另一層的意義，亦即地方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除必須面臨的環境開發行為外，它又該如何回過頭來思考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地方本身發展的課題？因此，本論文也就是欲透過在美濃引發的反水庫運動之契機，進而探討在水庫計畫下，反水庫運動與地方面臨的發展課題之間產生的互動與回應，而”地域性”(locality)的研究概念正可提供給我們作為分析的方向。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流程首先乃是，試圖將美濃的空間分工角色放置在戰後台灣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來加以檢視，並進一步將「美濃水庫」作為一個分析論述的中心，藉由涉入其間的作用者之間的交互作用，來釐清反水庫地域性的形塑過程，亦即藉由社會動員的過程，來探討不同的社會角色對於美濃空間的不同想像，而這些不同想像的又是如何在社會動員的過程中產生作用，並藉此凸顯美濃空間地域的特殊性；最後，則透過反水庫運動的過程來檢視美濃地方在經濟發展的空間分工角色，以及不同社會角色的衝突所建構的地域特色，又將如何藉由社會空間的互動，進而影響地區的發展路徑？
在美濃水庫興建案提出後而引發的地方反水庫行動中，我們觀察到當中央的水資源開發結合著南部工業區開發的產業政策而到來時，「美濃」理所當然地成為南台灣重化工業發展用水的「水資源輸出地」，更是「地方環境資源的輸出地」，亦即其乃是透過環境的犧牲來成就區域的經濟發展。然而對地方居民而言，隨著戰後空間分工情勢的形成，美濃以其環境資源與人文特色，作為大高雄地區觀光休閒去處的分工位置亦早於七十年代末期即已形成，因此，在既有環境生態、人文特色與產業特色下，作為一個大高雄都會區後花園的休閒觀光區分工角色的發展，也在地方上反水庫動員形塑的過程中，被地方社會團體所建構出來。因此，「美濃社會空間」的意義與角色的建構過程，在官方的行政單位與地方上以農民、養殖業者、小型服務業者、以及包括了醫生、建築業者等為主的中產階級與教師為首的文化、生態保育團體、社運份子等所組的反水庫隊伍，之間的爭論，也就在水庫對生命財產的威脅、環境生態的破壞、水資源開發的政治經濟考量、文化與地方認同以及地方發展的論述中呈現出來。
而從地方發展的角度觀之，水庫的論述分析在官方的行政部門與地方社會間，也正透過不同的發展規劃而開展—開發單位水資會（局）獲致來自相關行政單位的協商與妥協下，而賦予其對於水庫開發與地方發展規劃之正當性，因此，在技術中心主義下，美濃的未來將是以水庫周邊（包括了黃蝶生態公園與遊樂設施）為中心，鎮上古蹟與客家文化為輔來發展，而在地方支持水庫興建者秉持著「水庫帶來地方繁榮」的訴求中得到大力聲援。然而，地方上凝聚的反水庫力量，卻以其不同的環境經理視野，建構出不同於官方的地方發展方式，其中以「愛鄉協進會」為主導的地方營造工作，則呈現出地方文化與產業發展的遠景，而在地方為數眾多的農民對於經濟生產的期待中得到共鳴，並也同時增強居民的認同基礎；此外，更結合著養殖業者、地方服務業者與無數眾多的文化、生態人士對於「以地方既有元素帶動觀光事業發展」的訴求，增強以地方自身特色來延續其作為大高雄都會區觀光休閒度假基地的發展共識。
因此，反水庫運動對於美濃的一個意義，也正是提供了一個台灣鄉村（美濃）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一種地方再發展的機會；然而在美濃，這種地方的發展與空間意義的重新界定，則是透過涉入水庫爭論中的官方與地方不同的社會群體所建構與呈顯出來的，因而透過反水庫運動的社會實踐也就使得涉入美濃這個地域社會空間的社會關係再行重組，並且也在更廣的區域層級中，在與水庫議題關連的外界社會團體間，以奠基在客家族群文化、水資源的分配與區域環境議題上進行串連，而使得美濃的社會空間特性被突顯出來。因此，將美濃這個地域視為一個社會空間單位，我們也就是透過將地方上的反水庫行動視之為其地域性轉化的契機，而在這個抗爭過程中，來檢視不同的行動者之間的關係如何在這個論述領域中交互作用，而呈現出這個社會空間所被再現的意義。
- 台湾客家的形塑历程：清代至战後的追索
- 作者：林正慧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客家 台湾 客人 粤人 土客冲突 闽粤关系
- 描述：由於客方言人群的流寓與耕佃身分，加上人數漸增，方音殊異，遂逐漸與當地以廣府方言為主的「本地人」關係緊張，進而在十九世紀以降，頻頻發生「土客衝突」，且在廣府人書寫的志書當中，多被指為「非漢」之種族。 發生於十九世紀初以後華南的土客衝突，以及當地土著屢屢以非漢污蔑客方言移民的情形，引起客方言士子加以關注，並以強調客方言人群乃中原衣冠舊族，方言亦為中原古音的方式為「客」（客方言人群）溯源。在此過程中，恰適西教東傳，於是以客方言地域為傳教重心的巴色會傳教士們也共同參與為「客」溯源的行列，就約在18世紀中葉，中文的「客家」與西文的Hakka有了指涉相同人群的意涵。 客方言士子與西方傳教士為「邊緣客域」的客方言人群溯源美名之後，為「客家」意識回流「中心客區」（嘉應州）舖好了溫床，到了光緒末年的《嘉應州志》，我們已可看出「中心客區」如何思索由文獻中找出「中心客區」為「客」名所出的各種可能，於是「客家」與宋元文獻中的「客戶」增盛說牽扯上關係，也於是之後許多的「客家」溯源，都免不了要在文獻中找「客」蹤。 「客家」意識回流「中心客區」之後，開始讓由「中心客區」向外離散的客家有了認同的媒介，清末民初客家人士積極參與城市活動與革命建國等行動，逐漸累積政經實力的同時，面對一次又一次的「非漢」污衊，更讓「客家」的意識與認同得以抬頭，也讓海內外客屬有了清楚的以方言認同的媒介。然而，就是由於華南的客家形塑，有這個一個由「邊緣客域」回「中心客區」再向外散播的軌跡，因此在軌跡之外的客方言人群，對「客家」的了解與接受則就可能有所不同，即如清代臺灣的客方言人群。 臺灣客家的形塑，與華南的客家形塑呈雙軌並行的狀況。且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前面有很長一段時期並不稱為「客家」。就已有的文獻加以了解，清代臺灣漢人的認同模式，就廣東省嘉應州與福建省汀州府等純客住區的移民，以及福建省漳泉與廣東省潮州府等閩南方言移民而言，常採取跨省的方言認同；而漳州客方言與潮（州府）饒平縣、惠（州府）海豐、陸豐等縣移民，由於原籍地即處於客方言與閩南方言接觸地帶，來臺移民的方言與嘉應州等地移民的方音有別，加上清代臺灣「閩主粵客」的制度性框架，故多採取「省籍認同」，即漳州客方言人群多認同於閩籍，潮州府饒平縣或惠州府陸豐、海豐等縣客方言人群多認同於粵籍。 雖然清代文獻多以行政界線分類人群，但我們仍能從中文文獻的蛛絲馬跡，及十九世紀西人的記述資料中發現，早在康熙末年，下淡水地區的客方言人群已採取方言認同，自稱「客民」，之後臺灣民間社會逐漸形成「客人」與「福佬」以方言為界的分類樣態。民間社會以方言分別彼此，與雖官方以行政界線劃分人群不同，但卻實際且持續存在於臺灣的民間社會，且在清代的文獻中若隱若現，終於到了光緒末年修志時，出現了《新竹縣采訪冊》中的「客人（ke-lang=） 論述」。 乙未之役後，臺灣島民面臨了一個異族的統治者，這個殖民政府一開始就從西方知識體系中了解臺灣有一群說客方言的人為「哈喀」、「喀家」或「客家」，但之後基於對臺島舊慣的調查，及清代文獻的了解，殖民政府以原先認知的有種族意涵的「客家」，與清代的省籍界線疊合，將臺灣漢人分為廣東人與福建人，且各自對應一種方言，即客方言與閩南方言。此一分類，讓日治時期的人群認同清楚地以方言為界線。但也可能讓閩籍客方言人群與粵籍閩南方言人群面臨如何自我定位的難題。 因此，我們必須了解，1905年以來的臨時戶口調查或國勢調查，統計的數字顯現的是當時說客方言的人，而1926年的鄉貫調查的標的則是漢移民的原籍地，二種調查的標的不同，統計數字背後各有其特殊意涵，這是日後研究者在使用或解釋數字時，需要特別留意的部分。 日治臺灣的客方言人群就這樣從清代的粵人、客人，變成日治的粵族、廣東族。日治期間，臺灣的客方言人群可能會從各種不同管道了解華南有與自己同方言的人叫「客家」，但終日治，「客家」對臺灣的客方言人群而言，尚屬外來詞的概念。從一些日記或檔案資料，我們可以看出臺灣客人在戰後初期面臨了從「客人」到「客家」的轉折及適應過程。亦即戰後臺灣的客方言人群，不僅經歷了由「日本人」變成「中國人」，也同時由「廣東人」變成了「客家人」。亦即一直要到戰後，臺灣客方言人群方與中國華南客家採取同一識別標準，自稱為客家人，也開始嫁接起中原南遷的族群歷史。 由戰後本省外客家的相處情形來看，多少可以看出方言的認同力量，而初步歸納戰後省內外客家彼此能容易產生族群親親感的原因可能有三。其一是由於所屬方言是特殊，且在臺灣是居於少數的，使得彼此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拉近陌生的距離。其二，許多臺灣客家雖經歷次兩次改朝換代，卻仍保有對原鄉及原鄉宗族的認同觀念，這也是戰後省內外客家容易跨越長期隔離的時間作用，而輕易拉近彼此距離的因素之一。其三，由於客家在臺灣是相對的少數，自易接納省外的同方言群的成分，尤其，他們舉著客家是中原正統的旗幟而來。 戰後以來在臺灣進行的「中原客家」論述，以及外省客家與本省客家的互動，經數十年來，對臺灣及客家的研究皆造成深刻的影響。諸如造成客家誤解的層累堆積、中原客家文化質素的雜揉融合及客家族群處境的劣勢化與客語的隱形化等等。由於中原客家在戰後臺灣的宣揚，其實是鑲嵌在符合國家政策的脈絡底下，於是雖言是中原客家論述，重的是中原，是中國，而非客家，遑論臺灣。此一隱伏的矛盾，日後即成為臺灣客家人意識的發軔。
- 革命的地方性：中共领导的广东土地革命研究（1927-193
- 作者：刘昊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 广东 地方性
- 描述：或地下活动,发起反抗国民党的暴动和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为了领导土地革命,中共在广东尽力恢复和壮大组织系统,并借用各种名义,以不同的形式,力求普遍建立共青团、赤色工会、农会、济难会等群众组织。在暴动和起义胜利后,迅速组建苏维埃政府,推动土地革命的深入。但无论是群众组织还是苏维埃政权,只是中共夺取政权、管理政务的工具,由此导致中共党组织与群众组织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颇为微妙,原本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常被异化为包办与被包办的关系,反而不利于充分发挥群众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能动性。同时,中共为迅速扩大党组织而一度采取的“拉郎配”方式,虽使组织的人数剧增,但也使组织人员混杂,降低了组织的战斗力。中共在广东发动土地革命所需的经费和物资,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主要来源于对革命对象的罚款和没收,往往比较充裕；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主要依靠各种税捐,逐渐入不敷出,甚至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大约从1929年起,中共领导的广东土地革命成效欠佳,经济困难是重要原因之一。广东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从小的经济斗争入手,尽力在广东各地发动农民、妇女、青年、工人运动。中共在广东组织的兵运,虽无很突出的业绩,但在全国仍是一枝独秀。此外,中共还在广东城市和港澳恢复了济难总会及其组织系统,以慈善社团的名义,公开救助因从事革命活动而遭迫害者及其家属,在普遍救济的前提下区别对待,为中共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增强了中共组织的凝聚力。但是,中共在广东的上述工作,都曾受到“左”倾路线的严重影响,没有充分发挥其成效。中共在广东领导的土地革命,以武装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建立根据地,几遍及广东全省各地,其中以东江地区最具代表性。但在没收并分配土地的过程中,“左”倾政策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由此采取“烧毁一切田契”和“掘平田界”的方法,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和感情,打击了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积极性；而失去广大农民的真诚支持和热心参加,土地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可见,土地革命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共土地革命政策的正确与否。由于广东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民俗风情、历史源流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共在广东领导的土地革命具有浓重的地方性色彩。首先,广东的土地革命发生在土著与客家杂居的粤文化区,文化风习与他省有显著区别,民间武器极多,宗族械斗常见,中共化宗族械斗为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在广东较别处更有作用。其次,广东深受国民革命的影响,中共领导革命的基础较好,且不仅在广东大陆领导的革命轰轰烈烈,而且在广东各海岛尤其是海南岛发动的革命斗争也是如火如茶,成为基础雄厚、海陆兼备的革命。再次,广东毗邻港澳。香港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理因素,成为中共领导广东土地革命的策源地之一；而香港和澳门又是革命者比较安全的“避风港”。广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开展土地革命时间最早、波及面最广的地区之一,因此,中共在广东领导土地革命的成败得失,不仅关系到中共在广东的发展,也是涉及中共全党工作的问题。中共领导广东土地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主要是：首先,没有在革命进行的过程中认真总结,从成败得失中吸取教训,从而改正工作中的错误,也没有针对广东的地方特点,保持地方工作的独立性。其次,没有正视、改造农民的缺点,忽视以至压制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能使革命具有持续性发展的特性。第三,没有理顺集权与民主的关系,没有培养党员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民主意识,从而无法根据广东地方的特殊性,作出适宜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