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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粤？福客？清代台湾汉人族群关系新探－以屏东平原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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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正慧
期号：第6期
来源：国史馆学术集刊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期刊 关键词： 闽人 粤人 福佬 客家 屏东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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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然而，所謂的「閩、粵」與「福佬、客家」其實分屬省籍與語系兩個不同的分類範疇，彼此界線並不相符，而且存在複雜的交集與合集關係。因此，在瞭解廣東省與福建省民系或語系的分布後，其實應將縱向的語群分界納入考量，藉由省籍與語言界線所穿插出來的四個區塊，可以更清楚地瞭解清代來臺漢移民間的結合情形。本文藉由康熙60(1721)年發生在屏東平原的朱一貴事件及道光26(1846)年分類械鬥中人群分合的初步釐清，瞭解清代屏東平原漢人間的分類衝突，其人我界定標準並非省籍等行政疆界，即當時屏東平原漢人的族群關係，與其說是依分籍對立，毋寧說是依方言分類，因為只有從這個觀點切入，方能瞭解為何當時閩屬汀州移民「附粵不附閩」，以及粵屬潮、惠二府移民多與漳泉交好的現象。本文雖強調方言群認同在清代屏東平原漢人族群關係的作用，卻並非認為方言群的認同作用必然大於祖籍或鄉黨意識。在不同區域內，移民人數與其文化經濟力量的強弱會牽引出不同的族群關係。提出方言群的思考方向，只是希望在以往祖籍的單線分類之外，提供思考清代漢人族群關係時另一個可供參考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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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意识与地域社会建构：以清代台湾“六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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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丽华
年份：200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六堆 粤人 义民 客家 地域联盟 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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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组成的军事团练组织的称呼。早在康熙末，居于此地的客语群体，就因协助官军有功，部分被授予“义民”封号。乾隆末的林爽文事变中，下淡水“粤人”类似的团体，便被称为“六堆”。此后每逢变乱，“粤人”便组建军事组织，藉“义民”之名，以捕“贼”为由焚抢闽庄。“六堆”及其相关的“义民”形象被描述与记载的历史，展现了在移民社会背景下，国家意识形态如何透过“义民”符号渗入地方社会，下淡水地方的“粤人”，如何利用这一符号，进行地域权力的争夺。在这一充满矛盾的动态的过程中，咸丰年间，“六堆”由“粤人”组成的临时性军事组织，逐渐走向常规化；同治光绪年间，“六堆”成为常规的村际联盟的称呼，并与该地方久已存在的天后宫、大成祀典等多重的地方联盟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稳定的跨村际联盟；同时，以“义民”为身份认同的六堆组织，也发展出前、后、左、中、右、先锋堆的观念，并为地方社会多种地域联盟方式借用。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客人”、“粤人”等指称背后的观念演变，本文也试图揭示当代学者如何用现代学术概念“客家”重叙历史，历史资源如何被巧妙地重新组合、放置进新的知识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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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客家的形塑历程：清代至战後的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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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正慧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客家 台湾 客人 粤人 土客冲突 闽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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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由於客方言人群的流寓與耕佃身分，加上人數漸增，方音殊異，遂逐漸與當地以廣府方言為主的「本地人」關係緊張，進而在十九世紀以降，頻頻發生「土客衝突」，且在廣府人書寫的志書當中，多被指為「非漢」之種族。 發生於十九世紀初以後華南的土客衝突，以及當地土著屢屢以非漢污蔑客方言移民的情形，引起客方言士子加以關注，並以強調客方言人群乃中原衣冠舊族，方言亦為中原古音的方式為「客」（客方言人群）溯源。在此過程中，恰適西教東傳，於是以客方言地域為傳教重心的巴色會傳教士們也共同參與為「客」溯源的行列，就約在18世紀中葉，中文的「客家」與西文的Hakka有了指涉相同人群的意涵。 客方言士子與西方傳教士為「邊緣客域」的客方言人群溯源美名之後，為「客家」意識回流「中心客區」（嘉應州）舖好了溫床，到了光緒末年的《嘉應州志》，我們已可看出「中心客區」如何思索由文獻中找出「中心客區」為「客」名所出的各種可能，於是「客家」與宋元文獻中的「客戶」增盛說牽扯上關係，也於是之後許多的「客家」溯源，都免不了要在文獻中找「客」蹤。 「客家」意識回流「中心客區」之後，開始讓由「中心客區」向外離散的客家有了認同的媒介，清末民初客家人士積極參與城市活動與革命建國等行動，逐漸累積政經實力的同時，面對一次又一次的「非漢」污衊，更讓「客家」的意識與認同得以抬頭，也讓海內外客屬有了清楚的以方言認同的媒介。然而，就是由於華南的客家形塑，有這個一個由「邊緣客域」回「中心客區」再向外散播的軌跡，因此在軌跡之外的客方言人群，對「客家」的了解與接受則就可能有所不同，即如清代臺灣的客方言人群。 臺灣客家的形塑，與華南的客家形塑呈雙軌並行的狀況。且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前面有很長一段時期並不稱為「客家」。就已有的文獻加以了解，清代臺灣漢人的認同模式，就廣東省嘉應州與福建省汀州府等純客住區的移民，以及福建省漳泉與廣東省潮州府等閩南方言移民而言，常採取跨省的方言認同；而漳州客方言與潮（州府）饒平縣、惠（州府）海豐、陸豐等縣移民，由於原籍地即處於客方言與閩南方言接觸地帶，來臺移民的方言與嘉應州等地移民的方音有別，加上清代臺灣「閩主粵客」的制度性框架，故多採取「省籍認同」，即漳州客方言人群多認同於閩籍，潮州府饒平縣或惠州府陸豐、海豐等縣客方言人群多認同於粵籍。 雖然清代文獻多以行政界線分類人群，但我們仍能從中文文獻的蛛絲馬跡，及十九世紀西人的記述資料中發現，早在康熙末年，下淡水地區的客方言人群已採取方言認同，自稱「客民」，之後臺灣民間社會逐漸形成「客人」與「福佬」以方言為界的分類樣態。民間社會以方言分別彼此，與雖官方以行政界線劃分人群不同，但卻實際且持續存在於臺灣的民間社會，且在清代的文獻中若隱若現，終於到了光緒末年修志時，出現了《新竹縣采訪冊》中的「客人（ke-lang=） 論述」。 乙未之役後，臺灣島民面臨了一個異族的統治者，這個殖民政府一開始就從西方知識體系中了解臺灣有一群說客方言的人為「哈喀」、「喀家」或「客家」，但之後基於對臺島舊慣的調查，及清代文獻的了解，殖民政府以原先認知的有種族意涵的「客家」，與清代的省籍界線疊合，將臺灣漢人分為廣東人與福建人，且各自對應一種方言，即客方言與閩南方言。此一分類，讓日治時期的人群認同清楚地以方言為界線。但也可能讓閩籍客方言人群與粵籍閩南方言人群面臨如何自我定位的難題。 因此，我們必須了解，1905年以來的臨時戶口調查或國勢調查，統計的數字顯現的是當時說客方言的人，而1926年的鄉貫調查的標的則是漢移民的原籍地，二種調查的標的不同，統計數字背後各有其特殊意涵，這是日後研究者在使用或解釋數字時，需要特別留意的部分。 日治臺灣的客方言人群就這樣從清代的粵人、客人，變成日治的粵族、廣東族。日治期間，臺灣的客方言人群可能會從各種不同管道了解華南有與自己同方言的人叫「客家」，但終日治，「客家」對臺灣的客方言人群而言，尚屬外來詞的概念。從一些日記或檔案資料，我們可以看出臺灣客人在戰後初期面臨了從「客人」到「客家」的轉折及適應過程。亦即戰後臺灣的客方言人群，不僅經歷了由「日本人」變成「中國人」，也同時由「廣東人」變成了「客家人」。亦即一直要到戰後，臺灣客方言人群方與中國華南客家採取同一識別標準，自稱為客家人，也開始嫁接起中原南遷的族群歷史。 由戰後本省外客家的相處情形來看，多少可以看出方言的認同力量，而初步歸納戰後省內外客家彼此能容易產生族群親親感的原因可能有三。其一是由於所屬方言是特殊，且在臺灣是居於少數的，使得彼此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拉近陌生的距離。其二，許多臺灣客家雖經歷次兩次改朝換代，卻仍保有對原鄉及原鄉宗族的認同觀念，這也是戰後省內外客家容易跨越長期隔離的時間作用，而輕易拉近彼此距離的因素之一。其三，由於客家在臺灣是相對的少數，自易接納省外的同方言群的成分，尤其，他們舉著客家是中原正統的旗幟而來。 戰後以來在臺灣進行的「中原客家」論述，以及外省客家與本省客家的互動，經數十年來，對臺灣及客家的研究皆造成深刻的影響。諸如造成客家誤解的層累堆積、中原客家文化質素的雜揉融合及客家族群處境的劣勢化與客語的隱形化等等。由於中原客家在戰後臺灣的宣揚，其實是鑲嵌在符合國家政策的脈絡底下，於是雖言是中原客家論述，重的是中原，是中國，而非客家，遑論臺灣。此一隱伏的矛盾，日後即成為臺灣客家人意識的發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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