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结果相关分组
- 台湾客家饮食文学的研究
- 作者：廖纯瑜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客家文学 客家妇女 後现代饮食 山文化 客家茶 饮食文学
- 描述：食文化的變遷。主要從台灣客家飲食文學中，探討飲食文化的演變，並建構出一套客家飲食文學發展的系譜，爬梳客家飲食文化發展的脈絡。這涵蓋﹙1﹚唐山過台灣，移民時期以開墾拓荒精神為主的飲食風貌。﹙2﹚日治時期
- 培田古民居建筑装饰语言解读与价值探析
- 作者：黄琼 年份：2009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培田 建筑装饰 艺术语言 审美价值
- 描述：构成形式等美学元素出发，探索其艺术语言特征，集中评述其高超的造型能力、娴熟的表现手法和巧妙的空间布局，以及实用性与审美性相结合的创造性思维。进而展开对培田古民居建筑装饰艺术审美价值的探析，从艺术性与形式美、文人化风范、人本意识以及开放的艺术观等方面，分析了培田古民居建筑装饰艺术所富有的独特审美价值。而后总结出培田古民居建筑装饰具有简洁、凝炼、精致、清雅的文人化美感特征。 本文对培田古民居建筑装饰艺术的研究有别于现有资料中对其的研究方式，侧重从培田古民居建筑装饰的艺术语言研究的角度出发，对潜在的审美价值进行分析论证。提出其实用性与审美性完美统一、形象创造与审美原理相契合，具有先进的文人化艺术理念的见解。 培田村位于福建省连城县西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客家血缘村落。该村有居民三百多户，人口1400多人，是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其建筑面积70000多平方米，保留有30余栋具有明清特色的居住建筑和在同一时期建造的非居住建筑，是目前中国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时期客家古民居建筑群。其主要建筑包括21座宗祠、6个书院、2座跨街牌坊以及武馆、拯婴社、容膝居、文武庙、锄经别墅等其他建筑。至今，培田村的格局、路网、水系均保存完好。 本世纪初，培田开始进入一些中外学者的视野。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重要的人文地位，引起了建筑学家和客家文化研究者的关注，该民居建筑装饰艺术独具一格的文人化“清雅”风范，是其他传统村落无法比拟的。建筑装饰中展现的高超的造型能力、巧妙的空间布局、娴熟的表现手法和分明的层次关系，以及实用性与审美性相结合的创造性思维，具有美学意义和审美价值。 第一部分，通过对培田古民居建筑特殊的民族历史、地理环境、经济状况和中原文化、儒学文化等因素的综合分析，探讨了培田古民居建筑在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艺术风格和人文精神。培田地处深山，丘陵山地间既有适合农耕的土地，又因山区重峦叠嶂所形成的天然屏障使得外力难以入侵，从而少受战乱带来的社会动荡和不利影响，形成较稳定的生活环境。在培田古民居建筑中所反映的内容是培田当地先民的生活写照和客土文化对民居建筑的影响结果，使培田古民居建筑在表现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上都带有客土文化渗透的痕迹。 第二部分，论述了培田古民居建筑在装饰艺术手法的运用、装饰材料的界定、装饰形态的构造以及装饰部位的选择等方面与地方文化的紧密联系。通过分析地方文化的形成及其对培田村建筑装饰的艺术表现形式产生的影响，介绍了培田建筑装饰题材选择的特点，通过刻画植物、器物、动物、人文、装饰纹样等装饰内容，以吉庆、祥瑞、故事、花草、风俗等为题材，表达培田客家人对吉祥如意、幸福美满生活的向往。此外，还详细介绍了培田古民居建筑装饰在独立、系统的地方文化笼罩下所形成的完整、多样化的建筑装饰类型，将雕刻(包括木雕、砖雕、石雕)、灰塑、卵石工艺、书法、彩画等装饰手法巧妙地运用到不同类型的建筑装饰中，体现出工艺精湛、刻画精美的特点，并在这些建筑装饰中运用了多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加以表现，使其民居建筑具有更加丰富的装饰意味和人文气息，也为中原文化在客家聚居地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第三部分，探讨了培田古民居建筑装饰中具体的艺术语言特征，包括造型语言、表现手法、构成形式三个方面的解析和论述。认为培田古民居建筑装饰造型语言的最大特点是概括而不直板，极富装饰性，综合了细节刻画的传神性与形式上的简练性，赋予装饰作品静穆与活泼相协调的美感，从而使培田古民居建筑装饰独具亲和力。培田古民居建筑装饰的表现手法，以象征性、程式化与装饰化的形象元素组合表达民族化的吉祥寓意和审美愿望，在具体的人物、动物、植物或者器物造型中，注意线条的洗练传达、块面的节奏变化与形体的概括表现。在图案的构成处理上，注重形态的疏密对比、繁简穿插、平衡关系以及视觉的集中化表现，极富韵律美感。这些艺术形象是出自理性梳理的结果，其艺术语言模式与特点，说明了培田古民居建筑装饰的艺术语言融合了多种装饰美艺术表现的技巧。培田古民居建筑装饰以其特有的造型语言、表现手法、构成形式所绽发出的美感成为建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审美层面上赋予了建筑艺术以细节化和可读性，营造出一个实用与审美、艺术与生态完美结合的居住环境，昭示着培田先民先进的审美观和卓越的智慧。 第四部分，从艺术性与形式美、人本意识以及先进的文化观和艺术观等方面，分析了培田古民居建筑装饰艺术所富有的独特审美价值。由于这里的先民在民族文化的长期构建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体系化的、完全合乎审美法则的先进艺术观，从而造就了培田村民间建筑装饰的潜在艺术价值。在建筑装饰的艺术实践过程中，将形体造型的概括与传神、对比与统一、疏密与虚实变化等审美法则进行综合运用，创造出种种兼众家之长而又独具特色的培田古民居建筑装饰艺术造型。在装饰风格上，通过比较培田古民居与徽州建筑的异同之处，指出二者在建筑装饰的总体风格上都具有南方的“精细”特点，但因为地域文化与经济状况等因素的不同，徽州建筑的装饰艺术更趋向于繁复与华丽，而培田建筑装饰艺术则更显简洁、清雅，呈现出恬淡、雅致、简朴的装饰风格，传达出繁而不琐、凝练集中的文人化风范。在表现手法上，选择物化形象的点缀装饰来体现精神诉求，注重体现繁简对比的形式美，和“多式统一”的“秩序”化艺术观念。作为与人们生活紧密相关的建筑装饰艺术，目的是在于给人们以美的感受和精神的寄托，培田古民居建筑装饰艺术也不外是培田先民精神追求的一种形式，体现出培田人对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追求与实现，使生活向着真、善、美的方向靠拢。同时，培田先民在建筑形式和建筑装饰上，还注重对外界文化的吸收与融合，体现出开放、包容的胸怀和积极的创新意识，从而使培田古民居成为独具特色的客家建筑。
- 论客家生态民俗文化的哲学意义及现代价值
- 作者：谢连生 年份：2006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客家族群 生态文化 和谐社会
- 描述：分析其哲学基础和在现代社会具有的价值。文章基于对客家生态民俗文化的研究述评，综合运用生态哲学、客家学、文化生态学的学科方法，主要从哲学的角度来审视区域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客家生态民俗文化蕴涵于客家文化各要素中，它在物质文化、交往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都有体现。客家物质文化、交往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是客家族群在特定地理环境中经过漫长的历史砥砺逐渐形成的，其中蕴涵着客家族群在山区生产和生活的丰富经验。在物质文化方面，客家人因地制宜，形成了“梯田稻作”的生产方式、围龙屋的民居形式和适于山地环境的饮食、服饰文化，其中，“梯田稻作”是一种高效、环保的生产方式，它奠定了客家人在山地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交往与精神文化方面，客家人秉承中原传统，经过与土著居民的融合，形成了自己的方言、礼数和人地观念。方言和礼数对客家族群的稳定和繁荣有重要的意义，是客家社会得以凝聚和延续的基本纽带，人地和谐观念则是在艰苦环境中优化生存方式的意识。在制度文化方面，客家人的族群体系和宗族制度大体继承了中原传统，根据在新环境中生产和生活的经验，又发展出封山育林的乡规民约。在历史上，客家生态民俗文化曾经对客家地区的生态保护起了重要的作用，即使在现代社会，也仍然有积极的意义。在现代化过程中，客家物质文化、交往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都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面对挑战和机遇，客家文化应当进行一种特定的现代转型。 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以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为基础的，客家文化也不例外。由闽西、粤东和赣南构成的客家大本营地区是客家生态民俗文化的地理基础，相对封闭的地理区位使客家文化得以长期延续，丘陵地貌、湿润多雨的气候以及丰富的水资源使“梯田稻作”成为可能。从人文基础来看，客家文化除了秉承中原传统之外，还在移民过程和山地环境中受多种文化的影响。在迁徙过程中，客家人接受了多个文化副区的影响，来到定居的山地环境中又与土著居民（主要是百越族）相互融合，从而使客家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在总体上还是汉文化的一支。客家生态民俗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宋元的形成——明至清初的成长——清末至今的反复。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虽然历尽劫难，但是客家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却一直不减，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客家文化甚至还出现了继续进化的势头。 从哲学上来看，客家生态民俗文化是儒家传统“天人合一”观在特定地理环境中的特殊表现形式，其内核是宋明理学。客家文化与宋明理学有密切的联系，赣南地区在宋明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历史的机缘，使宋明理学成为客家文化的内核。宋明理学对客家文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儒家“天人合一”观的继承和发扬。“天人合一”观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儒家文化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准则，它对生态环境具有积极的保护作用。在此基础上，还衍生出人与人和谐的观点，这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客家人在“天人合一”观的基础上，形成了不过不及的自然改造观和兼容并蓄的文化协同观，这是适应和改造地理环境的区域文化特色的体现。当然，客家生态民俗文化也有内在的缺陷，“天人合一”观要求自然合乎人类社会的“理”，本质上也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而科学精神的缺失则使客家生态民俗文化没有达到真正的生态学要求的境界，失去了进一步进化的内在动力，这种状况的产生在古代中国社会环境中也是一种必然。对于客家生态民俗文化，要全面、客观的看待，认真地分析它的哲学基础，从根本上吸取其积极成份、摒弃消极因素，这是对待客家传统文化应有的态度。 作为一种土著文化，客家文化在当代是否还有意义，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的价值是逐渐趋向同一，但实际上文化的多元化却是全球文化发展的趋势。在多元文化中，土著文化理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土著文化中蕴涵着土著居民在特定环境中的生存经验，这是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常被视为现代化的障碍，从而在各种主客观原因的作用下发生断裂。实际上，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作用是辩证的，并非总是现代化的障碍。要保护土著文化，必须要正确处理土著文化与传统文化及外来文化的关系，还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关系。此外，要加强民间文化教育，可尝试建立文化生态博物馆，对土著文化进行系统的保护和开发。 因此，客家生态民俗文化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也将为客家地区的现代化提供文化支持。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应当从文化演变的总体过程及演化趋势的比较中去寻找答案。多元化是全球文化发展的趋势，坚持多元化就必须抵制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尽力保护和客观评价土著文化。
- 台湾客家的形塑历程：清代至战後的追索
- 作者：林正慧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客家 台湾 客人 粤人 土客冲突 闽粤关系
- 描述：由於客方言人群的流寓與耕佃身分，加上人數漸增，方音殊異，遂逐漸與當地以廣府方言為主的「本地人」關係緊張，進而在十九世紀以降，頻頻發生「土客衝突」，且在廣府人書寫的志書當中，多被指為「非漢」之種族。 發生於十九世紀初以後華南的土客衝突，以及當地土著屢屢以非漢污蔑客方言移民的情形，引起客方言士子加以關注，並以強調客方言人群乃中原衣冠舊族，方言亦為中原古音的方式為「客」（客方言人群）溯源。在此過程中，恰適西教東傳，於是以客方言地域為傳教重心的巴色會傳教士們也共同參與為「客」溯源的行列，就約在18世紀中葉，中文的「客家」與西文的Hakka有了指涉相同人群的意涵。 客方言士子與西方傳教士為「邊緣客域」的客方言人群溯源美名之後，為「客家」意識回流「中心客區」（嘉應州）舖好了溫床，到了光緒末年的《嘉應州志》，我們已可看出「中心客區」如何思索由文獻中找出「中心客區」為「客」名所出的各種可能，於是「客家」與宋元文獻中的「客戶」增盛說牽扯上關係，也於是之後許多的「客家」溯源，都免不了要在文獻中找「客」蹤。 「客家」意識回流「中心客區」之後，開始讓由「中心客區」向外離散的客家有了認同的媒介，清末民初客家人士積極參與城市活動與革命建國等行動，逐漸累積政經實力的同時，面對一次又一次的「非漢」污衊，更讓「客家」的意識與認同得以抬頭，也讓海內外客屬有了清楚的以方言認同的媒介。然而，就是由於華南的客家形塑，有這個一個由「邊緣客域」回「中心客區」再向外散播的軌跡，因此在軌跡之外的客方言人群，對「客家」的了解與接受則就可能有所不同，即如清代臺灣的客方言人群。 臺灣客家的形塑，與華南的客家形塑呈雙軌並行的狀況。且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前面有很長一段時期並不稱為「客家」。就已有的文獻加以了解，清代臺灣漢人的認同模式，就廣東省嘉應州與福建省汀州府等純客住區的移民，以及福建省漳泉與廣東省潮州府等閩南方言移民而言，常採取跨省的方言認同；而漳州客方言與潮（州府）饒平縣、惠（州府）海豐、陸豐等縣移民，由於原籍地即處於客方言與閩南方言接觸地帶，來臺移民的方言與嘉應州等地移民的方音有別，加上清代臺灣「閩主粵客」的制度性框架，故多採取「省籍認同」，即漳州客方言人群多認同於閩籍，潮州府饒平縣或惠州府陸豐、海豐等縣客方言人群多認同於粵籍。 雖然清代文獻多以行政界線分類人群，但我們仍能從中文文獻的蛛絲馬跡，及十九世紀西人的記述資料中發現，早在康熙末年，下淡水地區的客方言人群已採取方言認同，自稱「客民」，之後臺灣民間社會逐漸形成「客人」與「福佬」以方言為界的分類樣態。民間社會以方言分別彼此，與雖官方以行政界線劃分人群不同，但卻實際且持續存在於臺灣的民間社會，且在清代的文獻中若隱若現，終於到了光緒末年修志時，出現了《新竹縣采訪冊》中的「客人（ke-lang=） 論述」。 乙未之役後，臺灣島民面臨了一個異族的統治者，這個殖民政府一開始就從西方知識體系中了解臺灣有一群說客方言的人為「哈喀」、「喀家」或「客家」，但之後基於對臺島舊慣的調查，及清代文獻的了解，殖民政府以原先認知的有種族意涵的「客家」，與清代的省籍界線疊合，將臺灣漢人分為廣東人與福建人，且各自對應一種方言，即客方言與閩南方言。此一分類，讓日治時期的人群認同清楚地以方言為界線。但也可能讓閩籍客方言人群與粵籍閩南方言人群面臨如何自我定位的難題。 因此，我們必須了解，1905年以來的臨時戶口調查或國勢調查，統計的數字顯現的是當時說客方言的人，而1926年的鄉貫調查的標的則是漢移民的原籍地，二種調查的標的不同，統計數字背後各有其特殊意涵，這是日後研究者在使用或解釋數字時，需要特別留意的部分。 日治臺灣的客方言人群就這樣從清代的粵人、客人，變成日治的粵族、廣東族。日治期間，臺灣的客方言人群可能會從各種不同管道了解華南有與自己同方言的人叫「客家」，但終日治，「客家」對臺灣的客方言人群而言，尚屬外來詞的概念。從一些日記或檔案資料，我們可以看出臺灣客人在戰後初期面臨了從「客人」到「客家」的轉折及適應過程。亦即戰後臺灣的客方言人群，不僅經歷了由「日本人」變成「中國人」，也同時由「廣東人」變成了「客家人」。亦即一直要到戰後，臺灣客方言人群方與中國華南客家採取同一識別標準，自稱為客家人，也開始嫁接起中原南遷的族群歷史。 由戰後本省外客家的相處情形來看，多少可以看出方言的認同力量，而初步歸納戰後省內外客家彼此能容易產生族群親親感的原因可能有三。其一是由於所屬方言是特殊，且在臺灣是居於少數的，使得彼此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拉近陌生的距離。其二，許多臺灣客家雖經歷次兩次改朝換代，卻仍保有對原鄉及原鄉宗族的認同觀念，這也是戰後省內外客家容易跨越長期隔離的時間作用，而輕易拉近彼此距離的因素之一。其三，由於客家在臺灣是相對的少數，自易接納省外的同方言群的成分，尤其，他們舉著客家是中原正統的旗幟而來。 戰後以來在臺灣進行的「中原客家」論述，以及外省客家與本省客家的互動，經數十年來，對臺灣及客家的研究皆造成深刻的影響。諸如造成客家誤解的層累堆積、中原客家文化質素的雜揉融合及客家族群處境的劣勢化與客語的隱形化等等。由於中原客家在戰後臺灣的宣揚，其實是鑲嵌在符合國家政策的脈絡底下，於是雖言是中原客家論述，重的是中原，是中國，而非客家，遑論臺灣。此一隱伏的矛盾，日後即成為臺灣客家人意識的發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