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结果相关分组
- “焗”：粤西峰村的婚姻与社会建构
- 作者：邹伟全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婚姻 社会建构 妇女 客家 少数民族 村落 焗
- 描述：村的发展历程，峰村曾经遭遇若干次被建构。这些建构多以追求经济发展为目的，往往不具有可持续性，对于村庄发展所能起到的作用显得比较乏力。但是，另一方面，在被建构过程中，峰村人逐渐培育了冷静对待外部建构
- 客家文化与钟理和作品研究
- 作者：官娇英 年份：2009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钟理和 客家文化 硬颈精神 漂泊意识
- 描述：和的作品分析研究奠定一个理论基础。客家民系是汉民系的支系，经过五次大迁徙，从中原地区最终入住闽粤赣山区，因此，客家文化以农耕文化为主，但在迁徙过程中以及来到入住地后吸收了其它不同质态的文化，最终形成
- 國民小學社會學習領域教科書國家認同之內容分析
- 作者：蕭文淵 年份：2008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國家認同 內容分析 社會學習領域 教科書
- 描述：偏重「象徵符號」。四、圖片內容方面，康軒版偏重「文化認同」、南一版偏重「國家法制」、翰林版偏重「政治態度」、仁林版偏重「象徵符號」。五、就次類目而言，族群認同方面：（一）各版本皆以血緣觀點作為「漢人」與
- 落地生拓—桃园龙潭钟家的定根与生拓
- 作者：刘湘樱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家族 宗族组织 定居 维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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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礫石層，都讓農耕更為困難。其二，長達八個月的東北季風，對本區的農作物，尤其是稻作影響甚劇，而冬半年的降水及蒸發量特性，亦影響第二期稻作的進行。其三，台地上的河流，均為大嵙崁溪被淡水河襲奪後殘餘的「無能河」，河道短促，坡度陡峻，無法提供穩定的農業灌溉用水，是故，欲經營「歲皆兩熟」的集約稻作農業，築埤鑿圳，是先備條件。
在人文背景方面，早期有霄裡社為主的平埔族在此活動，但僅止於游獵與粗放的旱作，其後，在與漢人的接觸過程中，習得農耕的技術，學會水利開發的方法，並且發展出番業戶招佃開墾的土地經營方式。但是，隨著漢人一波波的移墾，
地權不斷流失，在喪失生活領域的情況下，道光三年，蕭家三世祖蕭東盛遷往番界以東的銅鑼圈、三洽水一帶開墾，於是，本區就在漢人的努力開墾之下，逐步建構成一個漢人的移墾社會。
鍾家第一代、第二代來到地旱土瘠的九座寮，為了發展水稻農業，必須挖陂塘以資灌溉，但是遇陂塘水不足時又得適時將二期農作改成蕃薯。如此緊湊而繁多的農事都需時時在農田旁穿梭照顧，於是，鍾家大部分的成員都住在伙房中，遵照族長的指揮，全力發展傳統稻作農業，以提高土地贍養力。在歷經了第一、二代的經濟基礎及人口數量後，鍾家開始重新建立家族組織，首先，從構建祠堂開始，顯示了客家人的崇祖文化。其二，積極加入本地寺廟神的祭祀活動，表現出認同地域，融入跨越祖籍人群的祭祀圈中。以上兩個指標，即為學者用以判定移民家族已發展為一土著社會，不僅是「移」民，而是認同該地為自己的根據地，決定終老於斯。此一血緣地緣意識的轉變，具體地表現在祭祖與宗教活動上，即稱之為「定根」。
同治年間，淡水開為通商口岸也帶動了茶葉的出口貿易盛期，鍾家在衡量各種條件後，也投入茶葉的生產。由於茶園經營的勞動力需求更高、更即時，故選擇住在土地周圍對茶樹、水稻、蕃薯的栽培，能更機動的使用人力。同時透過茶葉的高獲利，對家族的影響有：第一，積極地購地置產，將農業生產的利潤投資在土地上，使農業生產規模更加擴大。第二，農業生產規模造成的勞力需求提高，使家族的人口成長加快；另一方面，也象徵了土地贍養力提高，足以養活更多的人口。第三，將農業的利潤導向工商業的企業經營，在創造更大利潤的同時，也提升了鍾家的社會地位，強化對地方事務的影響力。此時期的家族民居分布，顯示：田作及茶園的經營仍是家屋必須緊密結合於耕地之上的主因。
日治時代中期，部分子孫由於土地鬮分的分割越細，狹小的耕地已不足以供應一家的基本需求，於是自大正年間，出現首波向外遷移的人口；接著，昭和年間由於戰事影響，茶園利潤隨著國際市場的需求呈現上下變動的不穩定性，造成光復前後的10年間外移人口達到高峰，光復後，茶園利潤越來越薄，加上外在大環境的產業結構轉變，新一代的年輕人幾乎是成年後即向外求發展，於是，鍾家前四代定居於九座寮的農耕生活方式，到了第五代開始出現了轉變，由於投入了工業或商業、服務業的維生方式，使得家屋隨著工作地點而向外移出九座寮，而鍾家的生活空間也從土地所在的九座寮，逐步向外擴展，使宗族的勢力得以擴展到更廣大的空間，展現代代子孫「生拓」的過程。
歸納鍾家各個不同時期，不同的維生方式反映出他們對土地不同的態度，當從事農業生產時，對土地的依附感是很強的，家屋也會分佈在其間，但是當農業經營的利潤低，土地的贍養力相對下降時，後代子孫就紛紛外移，尋找獲利更高的維生方式，對土地依附感不再，甚至以粗放或拋荒的方式對待土地。
最後，永遠緊緊地聯繫著家族情感的是宗祠所在之處，而族產則是維繫家族物質基礎的「血食」，透過祭祀祖先，子孫得以再次團圓，凝聚力量，使宗族組織得以繼續緊密維繫。
- 广西客家文化旅游开发与产业化发展模式研究
- 作者：童晓娇 年份：2008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旅游开发 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旅游产业化 产业化发展模式 广西
- 描述：文化、特殊的服饰文化以及传统的民间工艺文化上。虽然广西客家文化的旅游开发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总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整体发展呈不平衡态势，开发当中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1）客家文化旅游资源开发
- 湖南土家族群体遗传结构与民族起源研究
- 作者：韩卫 年份：2006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STR X STR Y STR mtDNA HVS I 遗传多态性 土家族 遗传距离和聚类分析 单倍型组 主成份分析
- 描述：得到认定，被等同于当地的苗族或汉族。1953年前后，潘光旦等学者在湖南土家族聚居区域进行了大量的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语言调查，初步认为土家应该是汉族和苗族以外的另一个民族，并上书中央政府。几经周折，直到
- 异质语言文化的相遇和融会：圣经中译本研究
- 作者：赵晓阳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语言文化 相遇融会 圣经中译
- 描述：籍。 圣经中译本的确拥有这些众多历史“之最”，这与汉字具有超发音、超方言的特殊性质有关，也与清末民初的文字改革和文化转型有关。圣经中译活动最兴盛活跃时期的清末民初时期，即1860年代至1930年代，正是中国语言文字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正是汉语古汉语及其文化向白话文转化的时期，正是汉语拉丁化广为呼声和努力实践的时期，正是语言文字改革最为活跃的时期。汉语言文字的转型和改革，出现了多种因文字改革和语体变化而产生的多种过渡性书写方式，清末民初出现的多种语言文字改革和表现方式，有些甚至是非常短暂的过渡性书写方式，圣经都曾以此文字形式出版过版本。这一点从圣经中译本有文言、半文半白、白话文、方言汉字、方言教会罗马字、王照官话注音字母、国语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盲文字本、威妥玛拼音本、快字本（早期速记字）等众多译本，可以得到最好的印证。 本文从语言学分类入手，采用了叙事史的方法，对早期圣经汉译本史实、汉语方言汉字译本、汉语方言罗马字译本、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圣经译本进行了系统、实证的考查。以期说明以圣经中译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引发了汉语言表达方式的变化，汉语言文字形式的增加，汉语语法结构的变化，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汉字拉丁化形式的开始，汉语词语的丰富，翻译过程对传统旧有词汇的借用达到的新词语的产生，对现代汉语和西南少数民族的形成起到了一点借鉴和启示的作用。在外面文化主动撞击中国的过程中，对传统中国语言的现代转型起到了借鉴和启示作用。本文想要说明，在西方强势文化和中国本土弱势文化的所谓“东西方文化相遇”之时，弱势文化除了本能性的抵抗外，还有被迫的学习和转变，而这种被迫学习则为新转型提供了机遇、装备和能力，成为语言转型的借鉴和操作手段。 随着20世纪西方语言研究的转向和深入，语言不再被仅仅看作是一种交流沟通的工具，而更是一种认知方式、一种视界的深远图景。人类用语言给事物命名，通过语言的交流和定位来认识世界，每一种语言都凝结了这个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认识世界的经验和积累。从这种意义上讲，对另外一种语言的借用或转化就意味着吸收一种新的认知图景和知识体系，尤其是不同语系的语言的引入，则更是扩大和调整了认知的角度和思维方式。圣经中译本则含有这些性质和作用。 本文第一章《寻求语言文化的对等：圣经汉译早期历史实证》，主要考辨了天主教和基督教早期圣经翻译的史实，以及如何翻译所信仰的唯一尊神的中国名称的争论。明末清初年间，天主教再次来到中国，虽然没有完成第一本圣经全译本，但他们的圣经著述为以后的基督教圣经翻译打下了基础，尤其是圣经词语的基础。天主教白日升译本则成为基督教马礼逊译本和马士曼译本的严重依赖和参考的基础译本。还特别记述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分别为表述唯一尊神的中国名称，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争论的历史过程。经过天主教传教士们的努力，他们对中国社会、文化、语言的认知和能力都极大提高，才可能创造和建立有别于其他宗教、反映其本身特质、便于中国人理解和信仰的基督宗教语境和话语体系，才可能出现对基督教圣经翻译产生重大影响的白日升译本。通过对天主教白日升译本的修订、发展和整本圣经的翻译，马礼逊和马士曼两位基督教传教士开启了基督教汉语话语体系的创建之程。而这些历程体现了基督宗教在中国努力寻求语言文化对等的漫长过程，也是基督宗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也标志着基督宗教汉语话语体系建立。 第二章《书写白话：白话汉字圣经译本》，关注了中国历史上范围最大、数量最多的方言白话作品——方言圣经汉字本。中国是个多方言国家，差距之大，不能互通，为了满足各地不同方言语境下的基督徒需求，圣经方言译本乃应运而生。汉语7大方言中，有5大方言的9个分支、共13种方言有圣经汉字本，它们是吴方言太湖分支的上海话、苏州话、宁波话、杭州话；闽方言闽东分支的福州话，闽方言闽南分支的厦门话和汕头话；粤方言广府分支的广州话；客家方言粤台分支客话和粤北分支的三江话；官话方言江淮分支的南京话，官话方言北京分支北京话，官话方言西南分支汉口话。这些数量众多的方言圣经译本留下了中国历史上范围最大、文学表现形式多样的方言白话作品，长达百万字的圣经全译本则为今天留下了非常完整、成篇的方言研究语料。这些方言白话的作品也成为了清末白话文的最早实践者和先驱者之一。 第三章《汉语拼音文字之始：教会罗马字圣经译本》，考察了汉语拼音文字的开始——教会罗马字圣经译本的史实。为了让更多目不识丁的潜在基督教徒接触到上帝的福音，传教士采用罗马字母（拉丁字母）拼写当地方言，翻译出版了大量方言圣经。汉语7大方言系统中，有6大方言的15个分支有圣经罗马字本，它们是吴方言太湖分支的上海话、宁波话、杭州话、台州话，吴方言瓯江分支的温州话，吴方言婺州分支的金华话；赣方言抚州广昌分支的建宁话和邵武话；闽方言的闽东分支的福州话，闽方言莆仙分支的兴化话，闽方言闽南分支的厦门话和汕头话，闽方言闽北分支的建阳话，闽方言琼雷分支的海南话；粤方言广府分支的广州话；客家方言粤台分支客家话，客家方言不分片区的五经富话，客家方言汀州分支的汀州话；官话方言的江淮分支的南京话，官话方言胶辽分支的山东话。这些罗马字母同时成为一般不识字的民众用作通信、记账的文字符号，也为后来的民众教育家的注音或拼音文字运动，如何辨别标注汉字的读音，以及确立表达语音的符号上打下了坚固的基础，提供了一些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 第四章《新词语与文化拓展：圣经新词语溯源与流布》，集中探究了译介异质文化的必要途径——新词语创建的历史过程。词汇是语言的基本三要素之一，基督宗教的神学和思想、历史主要是通过词汇来表达和传递的。基督宗教既然是一种外来宗教，它所带来的肯定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没有的思想和概念，也就带来了中国没有的新词语。本章选择了耶稣基督、亚当夏娃、摩西、犹太人、耶路撒冷、伊甸园、十字架、福音、洗礼、先知、圣灵、天使、五旬节、安息日、阿们、弥赛亚、撒但等17个外来词，讨论了在千余年的10多种圣经译本中的译写演变，包括从唐景教译本、明末天主教译本、基督教深文理本、浅文理本、官话译本、华人圣经学者、天主教思高译本，以及被汉语世界所接受的过程。基督宗教词汇千余年来走过了一条由纷繁多种到逐渐统一的道路，最终形成了天主教和基督教为两大分类的结局，进入到中国世俗社会的基本上是基督教圣经词语。 第五章《欧化白话：中国现代白话的初始》，探讨了在西方翻译作品影响下，古白话开始走出自我发展状态，逐渐形成了以“欧化”为重要标志的现代白话。本章通过对以往学术界较少关注的、鲁迅称之为“白话马太福音体”的基督教传教士文献——北京官话圣经译本，从语法的角度来探讨汉语欧化白话的来源和产生的时间和原因，提出了欧化白话开始于1860年代的说法，将学术界对欧化白话开始的时间提早了40余年。在将印欧语言翻译成汉语白话的跨语言实践中，将印欧语中的一些语言形式向汉语“迁移”的实践，则有助于现代白话的形成，有助于“言文一致”追求中“语”向“文”的提升。 第六章《少数民族文字创制：西南少数民族圣经译本》，专述了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圣经译本。与北方少数民族不同，西南少数民族大多都仅有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传教士们利用自己拉丁母语的拼音优势，结合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发音，创制了景颇文、载瓦文、东傈僳文、西傈僳文、苗文、拉祜文、布依文、佤文等8种文字，结束了这些民族没有文字的历史，其中西傈僳文、柏格里苗文、景颇文、拉祜文、布依文、佤文至今仍然在使用。西南少数民族的圣经译本涉及了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两个语系，其中汉藏语系有5个语支有圣经译本，即苗瑶语族苗语支，壮侗语族壮傣语支，藏缅语族彝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南亚语系中孟高棉语族佤崩龙语支有圣经译本。新中国建立后，政府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创制了多种文字，这些新创制的文字全部都是基于发音的拉丁字母，传教士用拉丁字母为西南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方法，对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和文字创制起到了相当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