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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尺度的注记：旗尾糖业文化的变迁
- 作者：陈静佩 年份：2008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旗尾 糖业文化 历史 地方 区域 地方尺度
- 描述：，加上長期國際糖業的低靡與市場不穩定性，地方糖業在政府開放砂糖進口 (1991)、停止推廣蔗作 (1995)、停止製糖業務 (2002) 等一連串退讓，以及積極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之後，全面撤守
- 客家孝道的历史实践
- 作者：王天鹏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客家 孝道 历史实践 国家转型
- 描述：先香火的传递以及对祖先的定期祭祀。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育男性后代是对祖先最大的孝敬。但是，在客家社区，人们的生育观念与生育动力是较为复杂的，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多子多福”。集体化时期“人多力量大”导致中国人口剧烈膨胀，因此在改革开放后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国家运用强力政策推进计划生育，与传统孝道思想观念发生诸多碰撞。 “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生育儿子的最大现实动力是为了能够在年老力衰时得到儿子的赡养。客家传统养老可以分为多子配粮、轮伙头、二子分养、女婿养老等多种方式。但是随着国家治理方式的变迁，客家养老传统也与全国其它地方一样有所衰落，并发生养老纠纷。我们应当理性看待养老纷争，而不能简单地把养老纷争归结为儿子的不孝。 生育儿子并不仅仅是出于自己的养老考虑，还关涉到逝世后的葬礼和定期的祭祀，这是两个世界的人联系的重要途径。客家丧葬有重风水、重二次葬等习俗。客家祭祀可以分为家祭、墓祭和祠堂祭祀等多种方式。丧葬祭祀是客家孝道的集中体现。 客家传统社会是有神社区，祖先和社区居民共同生活在神灵庇佑之下。信神敬神是客家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每一个客家庙宇和神灵都有其独特的故事，每一个客家神灵都是忠孝思想的凝结，客家神灵崇拜体现了客家人的孝道观。 整个20世纪，国家发生了重要的转型。在乡族时期，基层社会实行士绅和族房长主导的宗族自治方式。“毛时代”以后，国家侵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神区神灵和宗族组织都作为“四旧”受到严重冲击甚至遭到灭顶之灾。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逐步从基层撤退，在此背景下，民间信仰和宗族观念得到不同程度的“复兴”。 孝道的历史实践是整体性的，因此笔者研究孝道历史实践的各个维度即基层治理、代际关系、个体位置、法律秩序、民间信仰等也是互相联系的，这各个维度又都同孝道的兴衰沉浮具有密切的关系。孝道的历史实践过程就好似在编织一张孝道之网。这是一张把编织者自己也笼罩进去的孝道之网，网的大小大致相当于自己人际关系的范围。孝道是编织这张网的材料，网中有无数个结点，个体位置就像每个人在孝道之网中的结点的位置，每个织网的人都是在以自我为中心编织这张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够意识到这种自我意识的存在。网中的各个结点并不是均等地排列在网中，而是具有差序格局的，因而代际关系就是各个结点在网中所处的差序，当然在各个不同的时间段，这种差序也会有所调整。法律秩序调整网中各个结点之间的关系。网中的各个结点的关系在正常状态下处于有序的状态，但当发生偏差时则需要法律秩序来调整。基层治理是在编织孝道之网的过程中国家和民间的互动，意味着国家是和民间在共同编织一张孝道之网、国...
- 风水与宗族：兴国三僚风水世家的历史与文化
- 作者：叶金莲 年份：2007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三僚村 客家 宗族 风水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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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被视为封建迷信受到批判。新中国成立后，风水与宗族都被列为整治清除的对象。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政权直接触入社会各个角落，风水与宗族经过历次社会运动洗礼，外形几乎销声匿迹，内核却在绵延，成为两股暗流潜伏在中国广大农村。20世纪80年代后风水与宗族两股暗流重涌地面。对于风水及宗族意识的复兴，学术界认识不一，或褒或贬。正确认识传统社会里宗族与风水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各自的作用、影响，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探寻农民的真实生活、促进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位于赣南客家地区的兴国县三僚村是一个典型的客家村落，又著称“中国风水文化第一村”。论文在掌握地方志资料的基础上，主要利用家谱材料，以实地研究为主，结合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曾、廖两个风水世家兴起于三僚。曾姓是由曾文辿于唐僖宗中和二年(公元882年)从于都崇贤里迁兴国衣锦乡三僚开基；廖姓分两次迁来三僚，第一次约于唐末五代初明公从宁都中坝迁入，第二次约在北宋中期邦公从宁都怀德乡胡坊村迁入；唐末至明初，两姓处于初迁安定调整时期，人口发展缓慢，经济实力、社会地位都在当地处于弱势；从明初到清末，两姓处于迅猛发展阶段，相继进入了宗族的鼎盛时期；民国至今，两姓处于强势持衡阶段。在唐、宋、元时期杨筠松、曾文辿及廖瑀三祖师为三僚风水的发展开创了良好局面的基础上，以三僚风水为代表的江西形势派风水开始兴盛起来；明清时期三僚风水开始走向皇室，走遍民间各地，江西形势派风水在中国风水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民国之后三僚风水几次起伏，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又兴盛起来。三僚风水术兴盛是有诸多原因的，其对曾氏、廖氏两个宗族的生存条件、社会关系、宗族组织、神明信仰各方面都产了重大影响；三僚的神明崇拜、民居建筑、民间艺能都留有深刻的风水文化烙印，彰显了客家文化的特色。
全文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在描述性研究中，以较翔实的资料(包括正史、地方志、族谱、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分三个大的历史时期简明地讲述了三僚曾、廖宗族的社会变迁过程及三僚风水的发展史。其二，解释性研究中，将宏观与微观有机结合起来，不但突出宏观因素如当时整个大的社会背景的作用，而且彰显出微观因素如宗族内部精英人物(主要是风水师)的作用。
- 蛹虫草客家娘酒的工艺研究
- 作者：郑洋洋 年份：2011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蛹虫草 培养残基 客家娘酒 发酵工艺 炙酒过程
- 描述： cfu/g。<br> 3.测定不同比例(糯米：残基)原料的发酵过程中的理化指标，发现客家娘酒发酵特点为：糖度高，酒精度低，酸度较高，酵母增殖速度缓慢。其中糯米：残基比例为1：2的原料发酵
- 梅州市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保障对策研究
- 作者：钟丹茹 年份：2011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财政保障 农村义务教育 客家文化 可持续发展
- 描述：，学校缺乏对公用经费的使用权，公用经费的管理成本高，服务效率低。<br> 研究表明，为推动梅州市农村义务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建议可考虑的财政保障对策是：(1)完善全市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
- 梅州市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 作者：何怡娴 年份：2011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乡村旅游 旅游资源开发 品牌营销 可持续发展
- 描述：,使乡村旅游有了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契机,因此,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有着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值得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br> 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包括两大方面的含义,一是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乡村旅游目的地,即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目前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社会发展阶段,通过发展旅游经济加快农村的产业升级、发挥和增强农业的多种功能已成为现实的需要。<br> 本论文主要由五部分构成:<br> 第一部分为绪论。该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等,并对全篇所涉及的内容做简要的交代。<br> 第二部分为乡村旅游的理论基础研究。该部分首先界定了乡村旅游的概念,并明确本文是使用乡村旅游广义上的概念。其次阐述了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一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即旅游发展要符合生态、资源、环境和人类之间协调发展的要求,要从生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认识和解决乡村旅游实践中的问题。二是社区参与理论,即社区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开发,构建社区内各参与主体双赢的一体化利益格局。三是旅游扶贫理论,即以经济效益为前提,以贫困社区的综合发展为内容,以贫困人口的发展为核心的社会积极变迁。四是体验经济理论,即充分考虑乡村旅游者的体验需求,充分发挥体验经济的互动性和高增值性,以达到吸引旅游者的目的,从而全方位提升乡村旅游业的市场竞争力。<br> 第三部分为梅州乡村旅游发展现状的SWOT分析。该部分深入分析了梅州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遇(Opportunity)和挑战(Threats)。<br> 第四部分为梅州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分析。该部分研究了梅州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可持续发展模式,指出在推动梅州旅游业向前发展的同时,应当维持乡村旅游资源的合理、长久利用,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友好型、社区参与型、乡村旅游扶贫模式的乡村旅游;发展完善乡村旅游配套设、品牌营销、开发客家特色的旅游产品等。<br> 第五部分为论文结语。本文认为,旅游业的发展潜力巨大,乡村旅游更是迎来一个发展的契机。梅州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要认清其所拥有的优势,也要正视其所处的劣势,积极去克服不足,加以完善。通过各方的多种努力,推动梅州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br>
- 地方传统与身份表述：成都东山客家的人类学考察
- 作者：杨丽娟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地方传统 身份表述 东山客家 文学人类学 族群特征
- 描述：述中。“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怎样成为我”一系列的自我反思不断促使着人类对自我的本质问题进行阐释和建构。为了形成强大的力量,有着相同文化特征和血缘关系的人类凝聚在一起,“我”就成为了“我们”,并且“我”依靠在“我们”中的归属关系获得慰藉和资源。在人类学的视野中,各种“我们”的表述被视作为“族群身份”加以研究。而族群身份中,最直接的把“我族”与“他族”相区别的就是“身份表述”,族群是如何进行身份表述的?在族群身份表述的背后究竟有哪些要素能真正承载族群身份特征,使之成为“我族”与“他族”的本质差异代表?而族群身份表述之后,又能为族群带来怎样的后果?所以,身份表述的背后与之后是当代族群身份研究的重点。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大部分族群对于自己的族群身份的表述是稳定的,但是有的族群却因为不断迁徙,特别是在本族群文化处于弱势的地域环境中,稳定的族群身份表述也会遭受到疑惑甚至遗忘。被誉为“东方犹太人”的客家就是这样一支迁徙的族群；而身处在“新乡”中的成都东山客家就是这样一个曾经遗忘了自己族群身份的群体,从“土广东”到“客家”,呈现了一条艰难的身份表述的寻找之路。而在寻找的历程中,东山客家最后能快速接受自己的客家身份,是因为不管其表述的称谓是什么,都一直默默地坚守着祖先传承下来的的文化表达系统,正是这些在生活中如影随形的文化传统却代表着客家的族群特征,以致于成为了最后帮助东山客家寻找到自己族群身份表述的真实称谓的重要工具。可见族群身份表述不仅仅是一个称谓问题,它还包括一整套维持族群身份特征的文化表达系统:族谱、祠堂、入川记忆、会馆、民间信仰、语言、神榜、游艺、葬俗……在这多样化的文化事像中,却体现了族群身份表述的内在层级:家族身份——族谱；宗族身份——祠堂；地缘身份——入川记忆、会馆、民间信仰；表征身份——语言、神榜、游艺、葬俗。而透过这些层级,可以了解到族群身份表述的基础和递进,也可以说族群身份表述中个体是如何一步一步最终走到群体之中。而当族群身份表述被确定了之后,“客家”这一身份表述还被“我族”东山客家和“他族”所运用到多个领域中,从而体现了“客家”的资源身份——在文化、情感、经济、统战方面的价值。 这套文化表达系统的传承恰恰建构了东山客家的地方传统。地方传统中的保留与改变也绘制了东山客家的在地化图景。“地方”体现空间变化,“传统”体现时间变化；当东山客家在族群身份表述中带有地方传统痕迹时,时空因素对族群身份表述的变迁影响也直接呈现。主要有两大影响:其一空间变化对族群身份表述的影响:从原乡到新乡,导致了从原乡的“中心族群”到新乡的“边缘族群”格局的变迁；其二时间变化对族群身份表述的影响:从入川后的清代到民国再到当代,从“客人”到“土广东”再到“客家”,东山客家在呈现族群身份表述时的曲折历程,也折射出与国家历史不同阶段的遭遇:土改、文革、当下。其在传统中所保留和舍弃的,正体现东山客家的阶段性身份表述诉求。 透过东山客家族群身份表述之路,还可以看出推动其表述的背后力量有文化、经济、政治领域,并且都有一个共性:精英化。因为他们既在族群之中又在族群之外,“族群之中”是因为其生长处于族群内,熟悉族群的传统文化；“族群之外”是因为其由于工作需要会广泛接触“他族”,甚至是“他族”中的优秀者,从“他族”反观“我族”,更加深了对“我族”现状的深刻认识。族群精英的这种“族际”视野注定了不论是文化自觉还是文化再生产,都是最先觉醒者和实践者。文化正名,经济充实,政治统摄,在2005年成都的“第20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成功举办,终于成为这三方力量共同打造的客家盛宴,东山客家终于从新乡的“边缘”开始走近“中心”。 为了更真实的了解到东山客家地方传统的形成和演变脉络对族群身份表述的影响,从2009年9月至2010年7月在成都东山地区的三圣乡、石板滩、龙潭寺、黄土镇、洛带镇、万兴乡、清泉镇、柏合镇、天回镇、五凤溪等地开始了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的研究,对方志、族谱、金石碑刻、图像等广泛蕴藏地方传统的地方文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同时对于本地区内如今仍然鲜活存在的民间仪式也亲身经历,现场式的参与观察不仅与各种文献形成了互文,还弥补了文献中的不足,还原了在文献中由他人视野选择而形成的遮蔽。采用“文字叙事、口传叙事、图像(物的)叙事、仪式叙事”所体现了的“四重证据法”①力图真实地呈现东山客家的身份表述载体和内容。在采访对象中,从始龀之年到耄耋之年,从白丁到精英,各年龄层次、各种职业背景都倾诉了对自己客家族群文化及族群身份的认识和感想,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最终呈现的成都东山客家的地方传统与身份表述关系的研究结构为: 绪论:从人类学对地方传统与身份表述的知识梳理入手,寻找到学科背景对此命题的认识基础。进入到客家学的研究领域,通过对其学术史的研究回顾,发现了在其众多分散性的研究领域中,其都隐含着一个研究共性:客家的族群身份及其身份表述的的多样性。而在台湾发源的“新客家运动”正是与学术研究形成回应的族群身份表述的实践体现。并在现有的客家整体研究和东山客家的具体研究中发现对于“身份表述”问题,目前的学术研究思路带有“以文化替身份”的遮蔽特征,由此确立了后续研究的从族群内、外两方面来“凸显身份”思路。 第一章:东山客家概述:从东山之“东”、之“山”探讨了东山客家形成的历史原因、地理特征,考证了东山客家当下的地理范围,并指出东山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孕育出客家族群身份表述中的“他称”:“土广东”、“东山来的”,并形成了客家内部的经济、文化交互网络“东山五场”。揭示了由地理环境带来的东山客家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边缘性,而正是由于这种边缘性导致了东山客家族群寻找真实身份表述的曲折性。 第二章:家族身份:以族谱为研究中心。从石板滩的《廖氏族谱》、十陵的《谢氏蜀谱》和龙潭寺的《范氏族谱》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作为个体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历程中的传统事像分析了族谱中家族身份的构建体系是父系血脉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以父权中心为主导的传承规制。从修谱的断代时间点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历史进程对客家族群身份表述态度的影响；并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分析了女性地位在族谱中的变化,并指出这与社会进步密切相关。当下出现的族谱的新的体例变化、断代后的重启与公开发布所体现的文化自觉进行了分析。 第三章:宗族身份:以祠堂为研究中心。从代表宗族身份的象征物祠堂入手,并亲自参加石板滩廖氏、龙潭寺范氏、清泉镇曾氏、彭氏、宝胜村刘氏的祭祖仪式,见证了祠堂在客家心中的崇高地位,并从管理学的组织结构理论分析出祭祖组织的“直线职能制”式的管理模式实为宗族族老政治的集中权力的重要手段。分析了由祠堂空间及其陈设偶像群所形成的强大宗族凝聚纽带；从对宝胜村刘氏祠堂中的“示谕碑”的分析,揭示了祠堂曾经作为宗族中族老政治管理示训的场所；以龙潭寺范氏老祠堂的多种身份:“祠堂”、“小学”、“住所”、“文物”透露出伴随着国家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祠堂土地产权的纠纷,以及范氏族人当下的尴尬；而随着范氏新祠堂的建立,以“文化之名”创造的新的宗族管理组织也应运而生；在新旧宗族管理组织的从名称到实权的随退,也注定了祠堂地位从政治性到文化性的变。 第四章:地缘身份:以迁移史、会馆、民间信仰为研究中心。从由不同迁移原乡而构成的在新乡中的地缘身份的标识——会馆入手,并从心理学的“需要层次”理论分析了广东会馆、江西会馆和福建会馆的神道、经济、事务等多种功能实现的同乡凝聚。而随着“日久他相既故乡”的规律,会馆及民间信仰的变迁,也勾勒了东山客家族群代表原乡的地缘身份由彰显转变到模糊,同时也建构出了新的地缘身份:与祖辈不同的以新乡为认知凸显的“四川客家”,而共同的入川经历正是成为了当下地缘身份建构的“集体记忆”。 第五章:族群身份:以语言、神榜、游艺与葬俗为研究中心。从民间故事中叙述的东山客家族群与湖广族群的对立,透露出客家顽强的族群性格。而作为族群最重要的特征客家话也陷入萎缩与坚守的境地,透过对洛带一小的学生的“客家话使用问卷调查”,并通过萎缩与坚守的多种事象,探讨了客家话传承的规律。而体现在家庭神榜中的祖先崇拜、猫公牌中的农耕特征、捡金葬中的生死观,都成为了客家独特的以族群为单位进行的身份表述。 第六章:身份实践:在现代性的消费主义中,身份不仅是族群认同的文化现象,更带有获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统战效益的资本特征,以旅游资源、情感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统战资源为研究中心,分析了在客家身份的多样性资源实践中,不同主体所体现的对客家文化再生产的利益需求和角色扮演,特别是“第20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举办,成为了东山客家身份实践的最佳运用,也成为了“新客家运动”的在地化呼应。 结语:综合分析东山客家在变“新乡”为“故乡”后,体现在当地的地方的传统变迁的特征；客家身份的危机与再造中主导的力量；以及各种身份表述的内在相互关系。
- 川西各民族饮食文化研究
- 作者：蒋英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川西民族 饮食文化 交流 变迁
- 描述：观、烹饪观、烹饪技巧、食疗理论及宗教信仰、节日习俗、艺术审美等精神领域。在人类社会发展中,饮食文化必会与人类相伴始终,它永远不会脱离人类的文化和生活,只要人类生生不息,饮食文化也将生生不息。不管从时间的层面,还是从空间的层面看,饮食文化都具有历史性、地域性、民族性、传承性、变异性,这些特性也决定了饮食文化会在发展中不断交流传播并发生变迁。中国的饮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不断积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特别是代表汉族饮食文化大成的各个地方菜系,已经成为中华饮食发展的主要支柱。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主要是由占人口90%以上的汉民族和55个少数民族共同构建的,正是由于历史上在中华大地生存和繁衍的不同民族的饮食文化相互交流和借鉴,中国饮食文化才能不断发展完善,于今蔚为大观。川西地区是古蜀故地,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而川西民族(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的饮食文化,作为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民族文化的重要方面。历史上川西民族地区中的民族流动和更替十分频繁,经过长期的发展,川西地区成了藏族、彝族、羌族的重要聚居地或主要聚居地。从历史视角看,川西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的形成发展,主要受经济与地理环境的制约,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文化素质的影响。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为低下的历史条件下,地理环境往往对饮食文化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而不管是在主食、副食,还是饮料及饮食风俗上,川西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分布格局的形成,在与其他各族的交流中,尤其是与汉族饮食文化的频繁交流中,川西各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起源并发展于成都并享誉世界的川菜饮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周围的少数民族发生交流,这种交流使得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的因子进入汉族的生活,也使更具有普适性的汉族饮食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少数民族饮食文化。这是值得民族学者加以重视和研究的。目前我国研究饮食文化的专著和书籍繁多,‘以猎奇为目的研究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的亦不少见。但从民族学的角度,专门以少数民族与具有特色的汉族地方饮食文化的交流为研究对象的还较少。本文就是从川西少数民族与以川菜为代表的汉族饮食文化交流和变迁的角度,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研究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民族间饮食文化的交流和变迁,进而探讨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如何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饮食文化,并使之不断创新发展。本文分为六大部分。导论主要是介绍研究源起,相关研究综述以及所运用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对文中的一些概念作出界定。第一章“川西地区主要少数民族饮食文化交流与变迁”在总结川西藏族、彝族、羌族、回族、蒙古族的传统饮食文化同时,论述了它们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变迁情况,分析了民族饮食文化交流的具体表现,说明川西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受现代饮食结构及饮食观念的巨大影响。第二章“成都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汇”,主要论述了立足于成都的川菜菜系的形成发展,及成都饮食文化的特色,并结合独具特色的成都客家饮食文化和藏族、回族等饮食文化在成都的表现和变化,说明了不同民族、不同民系饮食文化在成都的融汇是饮食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第三章“川西民族饮食文化交流与变迁解析”主要以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论述了饮食文化的社会功能,解析了饮食文化交流的诸要素。第四章“传统民族饮食文化的现实价值”,主要探讨了在现代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怎样保护与发展传统民族饮食文化,特别是利用与旅游业、影视传媒业、图书出版业相结合的发展,利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契机,在创新中继承和发展我们的传统饮食文化。最后的结论是：川西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川西民族文化交流和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不仅对少数民族的饮食进步具有重要作用,对川菜系饮食文化的形成有重要贡献,也对中华饮食文化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更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 潭江流域城乡聚落发展及其形态研究
- 作者：张以红 年份：2011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潭江流域 城乡聚落 空间形态
- 描述：研究范畴,目的在两方面:希望以潭江流域城乡聚落研究为契机,探索能用于城乡聚落形态研究的综合性和系统性理论方法,为同类研究提供参考;同时希望能补充潭江流域城乡聚落形态研究的空白,尝试探索聚落形态演变的法则。第一章是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的探索。研究过程采用城市形态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构建研究框架。在学习和了解与聚落形态相关的研究方法基础上,根据城乡聚落形态的特性,将形态分解为边界、面状要素、线状要素、点状要素及自然物等五类形态要素。再将五类形态要素按功能细分成若干内部元素。这样组成两层面的元素与要素结合的内部分析框架。同时,为更好地研究城镇的空间形态,将Conzen学派的“市镇平面分析”方法与传统的“点、线、面”方法相结合,并根据实际的研究条件,建立“街道网、用地布局、建筑形态”的研究框架。此外,针对城乡聚落的区域形态研究,引入“人地系统”理论框架,构建包括环境、资源、发展、人口、文化、组织、技术等七方面的外部因素分析框架。从外部影响因素入手,逐一揭示聚落的发展脉络以及聚落形态的生成法则和机理。内外框架的组合,形成本次研究的综合分析方法。论文的主体部分是第二至七章。第二章运用综合分析方法剖析潭江流域城乡聚落的发展历史和分布形态。经研究,该流域城乡聚落的发展历程分为六个时期。文章重点分析了唐宋以后的聚落分布,总结了“‘点—轴’分布”、“均匀扩散”、“‘点—轴’式加密”与“‘点—轴’渐进式扩散”等四个空间分布阶段。这个过程反映了城乡组织结构的变换与经济、交通、人文等因素密切相关。该流域聚落分为地级市、县级市、墟镇、乡村四个层次。第三至六章采用综合分析方法,对潭江流域的城乡典型案例进行了内部形态发展研究。第三章是关于对江门和会城的城市形态分析。会城是潭江流域最早出现的城市。在封建社会体制与广府文化的双重影响下,明清会城内城市形态符合礼制要求。民国后,会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脱离了封建城市的形态成为商业与文化职能占主导的现代城市。同一时期,由草市发展而来的江门则因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快速成为潭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民国江门发展成带形、聚散结合的河港城市形态。这种形态因河港经济的发展一直延续到现代。第四章研究潭江流域典型墟镇的发展及其形态。实例中,潭江流域的墟镇有两类发展途径,一由政军中心发展成现代城镇,二由商业墟镇发展成现代城镇。两种途径虽有政镇、军镇、墟市等不同的原始形态,但后来大多都发展成依赖区域交通的现代产业型城镇。这仍将是未来一定时期内潭江流域城镇发展的方向。第五章研究潭江流域多元文化背景产生的传统村落。受广府文化影响的村落有“耕读”传统的歇马村、多姓聚居特色的良溪村。两者的空间形态分别表现出梳式布局及叶脉式布局。受客家文化影响,绿护屏山村是典型的客家“文化孤岛”,锁头屋、阶梯形布局是客家文化与生活方式所决定的。民国时期华侨文化所产生的华侨村落也是潭江流域的特色村落。潭江流域曾经存在水上疍民的聚落。“浮家泛宅”是这种古南越后裔居住的特有方式。各种村落形态研究的结果显示,经济来源、行政制度、村规民约、传统文化等方面是影响村落空间形态的主导因素。第六章研究该流域城乡传统聚落的特色元素。通过聚落探访,对潭江流域聚落中富有生活与景观意义的茶楼、井、水道与河涌、桥、围墙、巷道、塔与炮台等元素的形态特色进行研究,以反映该潭江的历史人文特征。最后一章以形态研究的结论作参考,指出聚落演变历史对潭江流域发展的启示,探讨环境保护、历史与文化保护、土地开发、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等城乡发展措施,应对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 台灣地方菁英之行事風格-從儒家與法治的價值觀來探析
- 作者：陳銘澤 年份：2005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調查研究 行事風格 台灣 儒家文化 地方菁英 法治價值
- 描述：念之影響，其個人之基本特質又有哪些特徵？本文論特別感謝廖達琪教授提供「台灣地方菁英政治文化與決策影響力之研究」乙案之資料。本研究計畫為民主與地方統治（Democracy and Local Governance II）調查，由廖達琪，及密西根大學政治系的Samuel J. Eldersveld教授共同主持，並由「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贊助。縣市抽樣是根據區域、政黨主政、人口大小、窮富均衡等原則。台灣地區抽出的七縣市有基隆市、台南市、新竹縣、台中縣、嘉義縣、高雄縣、及花蓮縣。本研究之發現如下：一、菁英之儒家文化觀：大多數的菁英們皆認為儒家思想是重視倫常關係、維繫民心、保障社會秩序，且學歷愈高則愈認同。另一方面，多數的菁英們亦認為其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很深。然而在問及菁英們認為情感關係重要或法治重要？則菁英們的回答以重法治的略多於重情感。二、地方精英之法治觀念：大多數的菁英們皆不認同強而有力的領袖較優良的法律更重要；亦不認同法官在審判重大案件時，應該接受行政機關的意見；且不認為地方領袖如果為了地方利益而違犯法律是可以原諒的；更不同意政府可以根據現行法規處罰該項法規通過前的人民行為。另外，則相當同意沒有任何狀況可以允許政府忽視憲法相關的條款。可見法治觀比人治觀更受到菁英們的菁睞，菁英們大多數的法治觀相當強，因而亦可說是「理性」多於「感性」。三、地方菁英文化觀念類型：菁英之「法治觀念」之比例43.4％高於「儒家觀念」38.9％，而「儒法觀念並行」的比例有17.6％。男性菁英較偏向「法治觀念」，相對的女性菁英則較偏向「儒家觀念」，教育程度愈高、年齡愈低的的菁英皆向「法治觀念」的比例愈高。偏向儒文化觀比例最高的為國民黨的菁英，偏向「法家文化觀」的比例最高的為親民黨的菁英，而儒法文化觀並行比例最高的亦為民進黨的菁英，在職業方面主管級以上或具有專業之菁英較偏向法家文化觀，大陸各省市族群與有六成則偏向法家文化觀，而本省客家、本省閩南族群則比例參半；層級較高的菁英較偏向「法治觀念」；民代或社團代表較偏向情感面之儒家觀念；執法人員或政黨則較偏向法家文化觀。四、地方菁英改革態度─溫和行事：菁英們對溫和派行事之看法，菁英們除了不同意為了避免民眾誤解，領導者不應揭露所有事實外，其餘對於一個好的地方領導者，應避免做出導致地方分裂的事，即使這些事對地方很重要以及地方領袖需修正其作法以維持共識等都是持「同意」的觀念為多，可見持溫和派的菁英可謂多數。學歷愈低的菁英則愈偏向「溫和派」。五、地方菁英改革態度─改革行事：菁英們對改革派行事之看法，菁英們除了不同意領導者最主要的是堅持自己的信念，即使因此和選民的期待有所差距外，其餘對於對一個領導人來說，重要的是把事情做好而不在乎是否得罪人及民選的領導者必須以人民最佳利益考量來採取行動，即使該行動不受歡迎等都是持「同意」的觀念為多。六、地方菁英改革態度之─溫和行事、改革行事：菁英之改革態度分佈上，「溫和行事」之比例37.1％高於「改革行事」28.8％，而歸類於「溫和改革並行」的比例有34.1％。七、地方菁英之行事風格：持儒家文化觀的菁英的確與持法治觀的菁英思維上差異甚大，愈是偏向儒家文化觀的菁英，則其愈不偏向持法治觀，相同的愈是偏向法治觀的菁英則愈不持有儒家文化觀。另外，偏向儒家文化觀的菁英在行事風格上以溫和處事為多，而偏向法治觀的菁英則處事較為激進與改革。若綜合觀念取向及改革態度，將地方菁英的類型分為五類，稱為行事風格的話，「法治概念儒家行事」比例最高(27.6％)其次為「儒法概念溫和行事」比例為(25.5％)、「儒家概念溫和行事」(18.1％)、「法治概念改革行事」(15.8％)、「儒家概念改革行事」(13.0％)，顯示地方菁英是以「法治概念儒家行事」、「儒法概念溫和行事」居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