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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社會學習領域教科書國家認同之內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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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蕭文淵
年份:2008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國家認同 內容分析 社會學習領域 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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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與呈現方式。本研究係針對94學年度審定通過之國小一至六年級社會學習領域康軒版、南一版、翰林版以及仁林版教科書加以分析。研究方法以「文件分析法」彙整國內、外有關國家認同概念之文獻資料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發展內容分析類目;以及運用「內容分析法」了解國家認同概念在教科書中之分布情形、差異以及各家出版社的傳達方式。研究結果如下:一、整體而言,文字內容只有康軒版以「建構論」比例最高,南一版、翰林版和仁林版偏重「結構論」。二、圖片內容康軒版與仁林版以「建構論」比例最高,南一版和仁林版偏重「結構論」。三、主類目而言,文字內容康軒版偏重「族群認同」、南一版偏重「國家法制」、翰林版偏重「政治態度」、仁林版偏重「象徵符號」。四、圖片內容方面,康軒版偏重「文化認同」、南一版偏重「國家法制」、翰林版偏重「政治態度」、仁林版偏重「象徵符號」。五、就次類目而言,族群認同方面:(一)各版本皆以血緣觀點作為「漢人」與「原住民」族群劃分依據;(二)使用「成長地」或「生活地方」描述居住地,較少提及「出生地」;(三)康軒版強調「家姓」傳承;翰林版與仁林版強調「宗姓」家族成員,南一版並無提及;(四)除了南一版外,其他版本皆強調原住民早在漢人移民來臺前就已居 住在臺灣,漢人祖先源自明清時代閩粵移民。六、政治態度方面:(一)康軒版、南一版、翰林版和仁林版一致呈現出反對中國打壓臺灣之訴求,但在用字遣詞上呈現差異;(二)使用異族與我族之立場,描述外來統治政權在臺灣之政治措施。七、政府組織方面:(一)強調政府組織分為中央與地方兩層級,並重視職權與業務;(二)對於行政疆域的描述立場,呈現「中華民國」(我國)或「臺灣地區」之差異。八、國家法制方面:(一)一致重視民主選舉與地方自治實施,但對於民主制度關鍵時期呈現出不一樣之解讀;(二)強調憲法為規定國家、政府與人民基本權利及義務之根本大法,且重視遵守法律規範。九、文化認同方面:(一)溝通語言以國語為主,缺少閩南、客家、原住民等族群之母語;(二)對於中西方及各族群之宗教信仰,表達出尊重與欣賞之多元價值觀;(三)以原住民與漢人之傳統節日慶典為主,現代節日之篇幅較少;(四)以儒家思想傳達家庭倫理規範為主要訴求。十、象徵符號方面:(一)鮮少提及國家符號與國家定位議題,仁林版除外;國徽、國歌、國花各版本皆未曾提及;(二)特殊建築以圖片為主,但篇幅明顯偏低;(三)強調臺灣經濟發展,已由傳統工業社會轉變為具全球優勢之資訊科技產業。十一、國家認同有關之歷史或事件,呈現出正面敘述、負面敘述及中立敘述等褒貶不一致之傳播立場。十二、疆域領土清楚指出包括臺灣本島、澎湖、金門、馬祖;對周邊島嶼缺少具體描述。本研究之建議將針對「教科書編輯者建議」、「未來研究建議」以及「社會學習領域教師教學建議」三部分,對教科書編輯者之建議如下:一、教科書裡應增加原住民十二族之詳細內容介紹。二、教科書裡應兼顧閩南、客家、外省與原住民四大族群知識內容與語言特色。三、文字內容與圖片內容應相符合。四、國家認同相關之歷史時期與事件之傳播立場應採取涵蓋正面、負面與中立立場之多元論述。五、教科書對於中華民國國家之疆域領土涵蓋範圍應更清楚明白。對未來研究建議如下:一、可以將研究對象擴展至其他學習階段(國中、高中)。二、訪談教科書編輯者以深度瞭解其編輯立場。給社會學習領域教師之教學建議如下:一、教師可以從族群認同、政治態度、政府組織、國家法制、文化認同以及象徵符號六大面向解析國家認同概念、內涵。二、教師在課前準備國家認同相關概念時,應比較不同版本教科書內容。三、文字內容方面,可以補充「國家符號」與「特殊建築」相關內容。四、圖片內容方面,可以補充「溝通語言」與「特殊建築」相關內容。五、在介紹國家認同相關歷史時期或事件時,教師應保持中立立場。六、關於國家認同具爭議性議題,教師應釐清國家定位、國家領土以及國家主權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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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与台湾地区其他族群慢性病盛行率及相关因素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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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萱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原住民 高血压 糖尿病 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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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研究結果如下:
1.就高血壓盛行率分析,若以地區別來區分,山地地區高血壓盛行率高於台灣地區(18.0%,10.7%),若加上族群別來考量,則山地原住民的盛行率為最高(19.2%),依次為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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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与地域性的再建构--以美浓反水库运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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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玉惠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美浓反水库运动 地域性 美浓水库 空间分工 社会空间 地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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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對於政治力、經濟力過份膨脹的反彈,而「美濃反水庫運動」正是這樣的一個事例;但在此過程中,卻也呈顯出另一層的意義,亦即地方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除必須面臨的環境開發行為外,它又該如何回過頭來思考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地方本身發展的課題?因此,本論文也就是欲透過在美濃引發的反水庫運動之契機,進而探討在水庫計畫下,反水庫運動與地方面臨的發展課題之間產生的互動與回應,而”地域性”(locality)的研究概念正可提供給我們作為分析的方向。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流程首先乃是,試圖將美濃的空間分工角色放置在戰後台灣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來加以檢視,並進一步將「美濃水庫」作為一個分析論述的中心,藉由涉入其間的作用者之間的交互作用,來釐清反水庫地域性的形塑過程,亦即藉由社會動員的過程,來探討不同的社會角色對於美濃空間的不同想像,而這些不同想像的又是如何在社會動員的過程中產生作用,並藉此凸顯美濃空間地域的特殊性;最後,則透過反水庫運動的過程來檢視美濃地方在經濟發展的空間分工角色,以及不同社會角色的衝突所建構的地域特色,又將如何藉由社會空間的互動,進而影響地區的發展路徑?
在美濃水庫興建案提出後而引發的地方反水庫行動中,我們觀察到當中央的水資源開發結合著南部工業區開發的產業政策而到來時,「美濃」理所當然地成為南台灣重化工業發展用水的「水資源輸出地」,更是「地方環境資源的輸出地」,亦即其乃是透過環境的犧牲來成就區域的經濟發展。然而對地方居民而言,隨著戰後空間分工情勢的形成,美濃以其環境資源與人文特色,作為大高雄地區觀光休閒去處的分工位置亦早於七十年代末期即已形成,因此,在既有環境生態、人文特色與產業特色下,作為一個大高雄都會區後花園的休閒觀光區分工角色的發展,也在地方上反水庫動員形塑的過程中,被地方社會團體所建構出來。因此,「美濃社會空間」的意義與角色的建構過程,在官方的行政單位與地方上以農民、養殖業者、小型服務業者、以及包括了醫生、建築業者等為主的中產階級與教師為首的文化、生態保育團體、社運份子等所組的反水庫隊伍,之間的爭論,也就在水庫對生命財產的威脅、環境生態的破壞、水資源開發的政治經濟考量、文化與地方認同以及地方發展的論述中呈現出來。
而從地方發展的角度觀之,水庫的論述分析在官方的行政部門與地方社會間,也正透過不同的發展規劃而開展—開發單位水資會(局)獲致來自相關行政單位的協商與妥協下,而賦予其對於水庫開發與地方發展規劃之正當性,因此,在技術中心主義下,美濃的未來將是以水庫周邊(包括了黃蝶生態公園與遊樂設施)為中心,鎮上古蹟與客家文化為輔來發展,而在地方支持水庫興建者秉持著「水庫帶來地方繁榮」的訴求中得到大力聲援。然而,地方上凝聚的反水庫力量,卻以其不同的環境經理視野,建構出不同於官方的地方發展方式,其中以「愛鄉協進會」為主導的地方營造工作,則呈現出地方文化與產業發展的遠景,而在地方為數眾多的農民對於經濟生產的期待中得到共鳴,並也同時增強居民的認同基礎;此外,更結合著養殖業者、地方服務業者與無數眾多的文化、生態人士對於「以地方既有元素帶動觀光事業發展」的訴求,增強以地方自身特色來延續其作為大高雄都會區觀光休閒度假基地的發展共識。
因此,反水庫運動對於美濃的一個意義,也正是提供了一個台灣鄉村(美濃)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一種地方再發展的機會;然而在美濃,這種地方的發展與空間意義的重新界定,則是透過涉入水庫爭論中的官方與地方不同的社會群體所建構與呈顯出來的,因而透過反水庫運動的社會實踐也就使得涉入美濃這個地域社會空間的社會關係再行重組,並且也在更廣的區域層級中,在與水庫議題關連的外界社會團體間,以奠基在客家族群文化、水資源的分配與區域環境議題上進行串連,而使得美濃的社會空間特性被突顯出來。因此,將美濃這個地域視為一個社會空間單位,我們也就是透過將地方上的反水庫行動視之為其地域性轉化的契機,而在這個抗爭過程中,來檢視不同的行動者之間的關係如何在這個論述領域中交互作用,而呈現出這個社會空間所被再現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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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生态旅游产品体系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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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珊珊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生态旅游产品 生态旅游产品体系 优化研究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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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1.分析了广西生态旅游资源、市场和产品现状通过RMP分析,对广西生态旅游资源、市场和产品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指出广西在开发和优化生态旅游产品中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生态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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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地方性:中共领导的广东土地革命研究(192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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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昊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 广东 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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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或地下活动,发起反抗国民党的暴动和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为了领导土地革命,中共在广东尽力恢复和壮大组织系统,并借用各种名义,以不同的形式,力求普遍建立共青团、赤色工会、农会、济难会等群众组织。在暴动和起义胜利后,迅速组建苏维埃政府,推动土地革命的深入。但无论是群众组织还是苏维埃政权,只是中共夺取政权、管理政务的工具,由此导致中共党组织与群众组织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颇为微妙,原本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常被异化为包办与被包办的关系,反而不利于充分发挥群众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能动性。同时,中共为迅速扩大党组织而一度采取的“拉郎配”方式,虽使组织的人数剧增,但也使组织人员混杂,降低了组织的战斗力。中共在广东发动土地革命所需的经费和物资,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主要来源于对革命对象的罚款和没收,往往比较充裕;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主要依靠各种税捐,逐渐入不敷出,甚至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大约从1929年起,中共领导的广东土地革命成效欠佳,经济困难是重要原因之一。广东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从小的经济斗争入手,尽力在广东各地发动农民、妇女、青年、工人运动。中共在广东组织的兵运,虽无很突出的业绩,但在全国仍是一枝独秀。此外,中共还在广东城市和港澳恢复了济难总会及其组织系统,以慈善社团的名义,公开救助因从事革命活动而遭迫害者及其家属,在普遍救济的前提下区别对待,为中共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增强了中共组织的凝聚力。但是,中共在广东的上述工作,都曾受到“左”倾路线的严重影响,没有充分发挥其成效。中共在广东领导的土地革命,以武装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建立根据地,几遍及广东全省各地,其中以东江地区最具代表性。但在没收并分配土地的过程中,“左”倾政策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由此采取“烧毁一切田契”和“掘平田界”的方法,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和感情,打击了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积极性;而失去广大农民的真诚支持和热心参加,土地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可见,土地革命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共土地革命政策的正确与否。由于广东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民俗风情、历史源流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共在广东领导的土地革命具有浓重的地方性色彩。首先,广东的土地革命发生在土著与客家杂居的粤文化区,文化风习与他省有显著区别,民间武器极多,宗族械斗常见,中共化宗族械斗为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在广东较别处更有作用。其次,广东深受国民革命的影响,中共领导革命的基础较好,且不仅在广东大陆领导的革命轰轰烈烈,而且在广东各海岛尤其是海南岛发动的革命斗争也是如火如茶,成为基础雄厚、海陆兼备的革命。再次,广东毗邻港澳。香港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理因素,成为中共领导广东土地革命的策源地之一;而香港和澳门又是革命者比较安全的“避风港”。广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开展土地革命时间最早、波及面最广的地区之一,因此,中共在广东领导土地革命的成败得失,不仅关系到中共在广东的发展,也是涉及中共全党工作的问题。中共领导广东土地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主要是:首先,没有在革命进行的过程中认真总结,从成败得失中吸取教训,从而改正工作中的错误,也没有针对广东的地方特点,保持地方工作的独立性。其次,没有正视、改造农民的缺点,忽视以至压制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能使革命具有持续性发展的特性。第三,没有理顺集权与民主的关系,没有培养党员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民主意识,从而无法根据广东地方的特殊性,作出适宜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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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江方言语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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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艳萍
年份:2011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合江方言 语音 《广韵》 入声 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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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为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古晓母、匣母与遇摄合口一等相拼时读作[f]声母;古影组字大都读作零声母和[(?)]声母;古泥组字在今洪音前读作[1]声母,在今细音前,大致的分化规律是泥母字读作[(?)]声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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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传统民居地域审美文化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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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卷
年份:2013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湖南传统民居 建筑文化 建筑风格 审美价值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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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这种社会现状,不少专家学者包括决策者们开始理性的反思,传统与现代碰撞出的火花,让人们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的重新定位和审视。本文从湖南传统民居入手,以区位地理为基础,以历史渊源、文化风俗为出发点,将湖南传统民居分为湘西、湘北、湘南三大地域,试图通过比较湘西、湘北和湘南传统民居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和建筑差异,发掘其内在的审美价值,并以此阐明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意义,以此影响人们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小城镇建设发展过程中的行为。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是对湘西、湘北、湘南的建筑文化和建筑风格进行比较,归纳出三者之间在建筑文化内涵和建筑风格上的差异,发掘其内在的不同美学价值。在文化内涵和建筑风格的差异性比较上,本文沿袭同中求异的基本思路,所谓同即中国建筑文化、建筑风格几千年来无不遵循着“中心”、“中庸”、“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这是历史传承与文化积淀上的同,这种建筑文化的内涵势必贯穿于中国式建筑的始终,无论任何形式的中国现代建筑,一旦失去了这种建筑文化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讲就会迷失自我,成为“无根之厦”。所谓异,即在大同文化的集成上,受地域、风土、人情的影响而形成的地域文化差异。在建筑风格上,湘北地区由于东近吴越,北接中原。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受荆楚文化的熏陶,同时还受明清时期大移民多民族异质文化渗透,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受这些文化的影响,建筑形态上的“大屋”成为湘北民居建筑的一大特色,在审美上给人以韵律感和节奏感。湘南地处湖广交界之地,受到大移民潮的文化影响较深。迄今为止,湘南民居在村落选址、规划和建筑风格上与客家民居、岭南民居有颇多相似之处,具体表现在重群体、幅度小、向水平面发展,且单体不突出,很少标新立异,和谐是整个建筑的基调。湘西地区山峦起伏,本土文化一直是该地区的主流,与此同时也有受到巴蜀文化影响,在明清时期又受汉文化影响较深,从而造就了近闻名的湘西吊脚楼。在建筑风格上,“虚”“实”“势”“围”“凹”“凸”的空间形态收放自如,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因此从建筑文化的差异所导致的建筑风格的差异简而言之可概括为:湘西体现的是粗犷浪漫之美,湘南体现的是内敛清雅之美,湘北体现的是外拙内秀之美。本文的突破点是从学术上理顺湖湘传统民居发展的脉络,通过湖南三地建筑文化和建筑风格的差异性比较以及人们对审美需求和审美价值观的基本判断和取向,阐述建筑文化的历史轨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从传承上理清湖南传统民居的保护思路,有效地使传统建筑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让中国建筑文化的“根”得以弘扬。图片87幅,参考文献5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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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跳岭头”节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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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秋萍
年份:2009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钦州 “跳岭头” 文化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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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跳岭头”而论“跳岭头”,广度和深度不够;在定性问题上众说纷纭,未能论及根本,这也导致了学术界对“跳岭头”的源流、变迁等探讨的欠缺。因此,本文意欲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作些新的探讨,冀能将相关研究推向深入。 文章第一部分,就钦州“跳岭头”的分布、程序、仪式及其表演主体——岭头班等进行必要的背景介绍。一言以蔽之,钦州“跳岭头”分布于钦南、钦北区的部分乡镇,灵山县的大部分村落和浦北县的部分客家重镇,其中尤以灵山县为盛;是农历八至十月间由岭头班(或称老师班)遵照“请神-酬神-送神”的基本程序在相对固定的地点举行相关仪式和表演,用以祈求丰收、人畜平安,祛邪纳吉的聚祭祀、舞蹈、戏剧于一身的传统民俗。第二部分先在诸多对傩的定性中提炼本文对它的概念取向,综合“跳岭头”的形式、内容、内涵等可初步推断,“跳岭头”是一种带有军傩成分的民间傩戏。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其源流变迁,初步可得出结论:钦州“跳岭头”是傩自中原而长江以南、再西南传播后,结合桂北“跳神”以及儒、道、佛等教派文化、师公文化、钦州地方特色文化等经久而成的一种变体,并很可能成于唐代,兴于明清。第三部分是本文的主要内容,尝试总结钦州“跳岭头”的特征,作用于这些特征的显要因素为秋社。里社制度的施行,标志着明代的民间社祭被纳入官方的祭祀制度,使得“同社”祭祀观念深入人心。随着人们对娱乐等社会性需求的加强,官方允许的社祭反被民间用作祭祀各种庞杂神灵的迎神赛社的理由。“跳岭头”持续一定时间长度的狂欢与酬神表演在某种程度上与社祭上述的种种需求契合、秋社与秋傩又在时间上吻合,种种历史巧合就这样发生了奇妙的结合,“跳岭头”被吸纳进秋社中;社也成为“跳岭头”内涵的重要组成并被利用来划分“岭头”一定分布区域内的信仰范围和组织仪式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内化为“跳岭头”中不可分的一部分。在缺乏娱乐的年代,看“跳岭头”表演成为人们的一大享受,它与社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渐渐被遗忘,“跳岭头”的盛名早已掩盖了秋社,秋社中的聚饮习俗也被冠以“吃岭头”之谓。但今时今日,我们仍能从中发现些许蛛丝马迹。总结钦州“跳岭头”的特征为:结构、时空、组织的“社”化;形式、内容的地方化。对比傩的最初形态,钦州“跳岭头”是它从单一走向复合的充分体现。借此,也还秋社一个应有的历史位置。第四部分则对钦州“跳岭头”从单一到复合的文化现象进行深层次的解读。国家和边缘借风俗以构建华夏、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包括娱乐、道德宣教、社会凝聚、族群交往、驱邪纳吉等方面的需求)共同促进了这一进程。文章的最后,探讨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钦州“跳岭头”面临的机遇及挑战:机遇在于不同权力的介入将使一些村落获得不曾有过的不同话语的主导权,挑战在于它所遭遇的神圣性解构和行政体制的阻碍,希冀借此为民间信仰文化的发展和保护提供新的视角。 总之,笔者认为,“跳岭头”或“傩”,都不可避免地经历从单一到复合的演变,这是经济、政治、文化,或者说是国家与个人、中央与民间、历史与现实等各方面因素间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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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佛教文化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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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岳辉
年份:2011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佛教文化 空间扩散 文化景观 地方感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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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佛教文化对地方文化的深刻影响,从而提出保护佛教文化对于地方感的塑造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通过研究和分析,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1)广东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相对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佛教能够在此地立足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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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作为与不作为-1949-2010台湾公众视听政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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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美静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传播史 传播政策 有线电视 公共电视 公广集团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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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展在台灣社會脈絡中與不同勢力相互拉扯,二次戰後社會精英對於脫離日本殖民的台灣懷抱美好夢想,積極參與報社申請及公職競選。但二二八事件的鎮壓使得社會及傳媒噤聲,威權政治及戒嚴法嚴格規範傳媒意識型態,國府因遷台後的政經濟壓力,在韓戰爆發後順服地接受美軍援助,美國勢力自此成為影響台灣重要力量。 美援除了穩定台灣政局之外,同時在美國國內資本擴張的需求下要求台灣開放經濟市場,台灣的出口導向經濟界接了世界分工體系,廉價的勞工吸引大量外資,經濟成長快速,為求獲得外匯,電視機具也在此時大量生產出口。 七〇年代中美建交使得台灣當局以開放中央層級選舉穩定法統基礎,地方派系坐大,社會力也在長期累積的經濟發展後開始提出挑戰,頻繁的抗爭讓有線電視有了興起空間,公共電視製播小組也在學界呼聲中成立。到了九〇年代國民黨權力交接,地方派系趁此真空結合企業財團成為政商財團巨獸,有線電視市場激烈併購,1999年更因經濟成長停滯及數位化的趨力開放外資,私募基金堂皇進入市場主導產業發展。不過發展歷程中傳媒表現引起民眾不滿,國家便曾於衛星頻道換照及旺旺集團併購三中案時展現管理意志,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也試圖提出新的管制架構。 市民社會的呼聲持續要求黨國威權退位,1997年公共電視成立,但合法化的有線電視以及民視的開放造成自由解禁就是萬靈丹的錯覺,公視以小而美形式存在。2000年民進黨贏得總統選舉,但選後並未積極實踐傳媒改革政見,頻繁更替的新聞局長使得公共化政策搖擺不定,媒改團體的持續努力以及民進黨執政後企圖操控媒體,反而間接促使2006年客家電視台、原住民電視台、宏觀衛視、華視集結形成公廣集團。但缺乏適當法源使得集團運作隱晦,經營團隊的政策執行與內部治理出現不適,而公視董事提名過程的爭議及公視經營團隊的作為則使得公視淹沒在司法爭訟當中。 台灣公眾視聽發展在不同力量中拉扯,八〇年代後雖然資本勢力持續主導態勢,但仍須相當程度回應逐漸茁壯的市民力量,而政策發展的對外依賴雖然呈現在商營廉價製作內化、有線電視開放後頻道影視需求、甚至私募基金入主產業掠奪利潤中,但集結自市民的呼聲試圖從中抗拒,國家政策作為因此而有不同的風貌。從歷史殷鑑中可知政策的消極作為或不作為皆為維護既得統治階層的利益,唯有持續團結公民力量遂行監督,始能讓政策真正地服務於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