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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土家族群体遗传结构与民族起源研究
- 作者：韩卫 年份：2006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STR X STR Y STR mtDNA HVS I 遗传多态性 土家族 遗传距离和聚类分析 单倍型组 主成份分析
- 描述：1956年湖南湘西北“土家”才经省委和国务院批准，确认为一个单一民族。1957年1月，中央正式将其定名为“土家族”。关于土家族民族认定，族源研究等，目前仅限于神话传说、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化
- 异质语言文化的相遇和融会：圣经中译本研究
- 作者：赵晓阳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语言文化 相遇融会 圣经中译
- 描述：籍。 圣经中译本的确拥有这些众多历史“之最”，这与汉字具有超发音、超方言的特殊性质有关，也与清末民初的文字改革和文化转型有关。圣经中译活动最兴盛活跃时期的清末民初时期，即1860年代至1930年代，正是中国语言文字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正是汉语古汉语及其文化向白话文转化的时期，正是汉语拉丁化广为呼声和努力实践的时期，正是语言文字改革最为活跃的时期。汉语言文字的转型和改革，出现了多种因文字改革和语体变化而产生的多种过渡性书写方式，清末民初出现的多种语言文字改革和表现方式，有些甚至是非常短暂的过渡性书写方式，圣经都曾以此文字形式出版过版本。这一点从圣经中译本有文言、半文半白、白话文、方言汉字、方言教会罗马字、王照官话注音字母、国语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盲文字本、威妥玛拼音本、快字本（早期速记字）等众多译本，可以得到最好的印证。 本文从语言学分类入手，采用了叙事史的方法，对早期圣经汉译本史实、汉语方言汉字译本、汉语方言罗马字译本、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圣经译本进行了系统、实证的考查。以期说明以圣经中译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引发了汉语言表达方式的变化，汉语言文字形式的增加，汉语语法结构的变化，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汉字拉丁化形式的开始，汉语词语的丰富，翻译过程对传统旧有词汇的借用达到的新词语的产生，对现代汉语和西南少数民族的形成起到了一点借鉴和启示的作用。在外面文化主动撞击中国的过程中，对传统中国语言的现代转型起到了借鉴和启示作用。本文想要说明，在西方强势文化和中国本土弱势文化的所谓“东西方文化相遇”之时，弱势文化除了本能性的抵抗外，还有被迫的学习和转变，而这种被迫学习则为新转型提供了机遇、装备和能力，成为语言转型的借鉴和操作手段。 随着20世纪西方语言研究的转向和深入，语言不再被仅仅看作是一种交流沟通的工具，而更是一种认知方式、一种视界的深远图景。人类用语言给事物命名，通过语言的交流和定位来认识世界，每一种语言都凝结了这个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认识世界的经验和积累。从这种意义上讲，对另外一种语言的借用或转化就意味着吸收一种新的认知图景和知识体系，尤其是不同语系的语言的引入，则更是扩大和调整了认知的角度和思维方式。圣经中译本则含有这些性质和作用。 本文第一章《寻求语言文化的对等：圣经汉译早期历史实证》，主要考辨了天主教和基督教早期圣经翻译的史实，以及如何翻译所信仰的唯一尊神的中国名称的争论。明末清初年间，天主教再次来到中国，虽然没有完成第一本圣经全译本，但他们的圣经著述为以后的基督教圣经翻译打下了基础，尤其是圣经词语的基础。天主教白日升译本则成为基督教马礼逊译本和马士曼译本的严重依赖和参考的基础译本。还特别记述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分别为表述唯一尊神的中国名称，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争论的历史过程。经过天主教传教士们的努力，他们对中国社会、文化、语言的认知和能力都极大提高，才可能创造和建立有别于其他宗教、反映其本身特质、便于中国人理解和信仰的基督宗教语境和话语体系，才可能出现对基督教圣经翻译产生重大影响的白日升译本。通过对天主教白日升译本的修订、发展和整本圣经的翻译，马礼逊和马士曼两位基督教传教士开启了基督教汉语话语体系的创建之程。而这些历程体现了基督宗教在中国努力寻求语言文化对等的漫长过程，也是基督宗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也标志着基督宗教汉语话语体系建立。 第二章《书写白话：白话汉字圣经译本》，关注了中国历史上范围最大、数量最多的方言白话作品——方言圣经汉字本。中国是个多方言国家，差距之大，不能互通，为了满足各地不同方言语境下的基督徒需求，圣经方言译本乃应运而生。汉语7大方言中，有5大方言的9个分支、共13种方言有圣经汉字本，它们是吴方言太湖分支的上海话、苏州话、宁波话、杭州话；闽方言闽东分支的福州话，闽方言闽南分支的厦门话和汕头话；粤方言广府分支的广州话；客家方言粤台分支客话和粤北分支的三江话；官话方言江淮分支的南京话，官话方言北京分支北京话，官话方言西南分支汉口话。这些数量众多的方言圣经译本留下了中国历史上范围最大、文学表现形式多样的方言白话作品，长达百万字的圣经全译本则为今天留下了非常完整、成篇的方言研究语料。这些方言白话的作品也成为了清末白话文的最早实践者和先驱者之一。 第三章《汉语拼音文字之始：教会罗马字圣经译本》，考察了汉语拼音文字的开始——教会罗马字圣经译本的史实。为了让更多目不识丁的潜在基督教徒接触到上帝的福音，传教士采用罗马字母（拉丁字母）拼写当地方言，翻译出版了大量方言圣经。汉语7大方言系统中，有6大方言的15个分支有圣经罗马字本，它们是吴方言太湖分支的上海话、宁波话、杭州话、台州话，吴方言瓯江分支的温州话，吴方言婺州分支的金华话；赣方言抚州广昌分支的建宁话和邵武话；闽方言的闽东分支的福州话，闽方言莆仙分支的兴化话，闽方言闽南分支的厦门话和汕头话，闽方言闽北分支的建阳话，闽方言琼雷分支的海南话；粤方言广府分支的广州话；客家方言粤台分支客家话，客家方言不分片区的五经富话，客家方言汀州分支的汀州话；官话方言的江淮分支的南京话，官话方言胶辽分支的山东话。这些罗马字母同时成为一般不识字的民众用作通信、记账的文字符号，也为后来的民众教育家的注音或拼音文字运动，如何辨别标注汉字的读音，以及确立表达语音的符号上打下了坚固的基础，提供了一些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 第四章《新词语与文化拓展：圣经新词语溯源与流布》，集中探究了译介异质文化的必要途径——新词语创建的历史过程。词汇是语言的基本三要素之一，基督宗教的神学和思想、历史主要是通过词汇来表达和传递的。基督宗教既然是一种外来宗教，它所带来的肯定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没有的思想和概念，也就带来了中国没有的新词语。本章选择了耶稣基督、亚当夏娃、摩西、犹太人、耶路撒冷、伊甸园、十字架、福音、洗礼、先知、圣灵、天使、五旬节、安息日、阿们、弥赛亚、撒但等17个外来词，讨论了在千余年的10多种圣经译本中的译写演变，包括从唐景教译本、明末天主教译本、基督教深文理本、浅文理本、官话译本、华人圣经学者、天主教思高译本，以及被汉语世界所接受的过程。基督宗教词汇千余年来走过了一条由纷繁多种到逐渐统一的道路，最终形成了天主教和基督教为两大分类的结局，进入到中国世俗社会的基本上是基督教圣经词语。 第五章《欧化白话：中国现代白话的初始》，探讨了在西方翻译作品影响下，古白话开始走出自我发展状态，逐渐形成了以“欧化”为重要标志的现代白话。本章通过对以往学术界较少关注的、鲁迅称之为“白话马太福音体”的基督教传教士文献——北京官话圣经译本，从语法的角度来探讨汉语欧化白话的来源和产生的时间和原因，提出了欧化白话开始于1860年代的说法，将学术界对欧化白话开始的时间提早了40余年。在将印欧语言翻译成汉语白话的跨语言实践中，将印欧语中的一些语言形式向汉语“迁移”的实践，则有助于现代白话的形成，有助于“言文一致”追求中“语”向“文”的提升。 第六章《少数民族文字创制：西南少数民族圣经译本》，专述了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圣经译本。与北方少数民族不同，西南少数民族大多都仅有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传教士们利用自己拉丁母语的拼音优势，结合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发音，创制了景颇文、载瓦文、东傈僳文、西傈僳文、苗文、拉祜文、布依文、佤文等8种文字，结束了这些民族没有文字的历史，其中西傈僳文、柏格里苗文、景颇文、拉祜文、布依文、佤文至今仍然在使用。西南少数民族的圣经译本涉及了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两个语系，其中汉藏语系有5个语支有圣经译本，即苗瑶语族苗语支，壮侗语族壮傣语支，藏缅语族彝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南亚语系中孟高棉语族佤崩龙语支有圣经译本。新中国建立后，政府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创制了多种文字，这些新创制的文字全部都是基于发音的拉丁字母，传教士用拉丁字母为西南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方法，对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和文字创制起到了相当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 川西各民族饮食文化研究
- 作者：蒋英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川西民族 饮食文化 交流 变迁
- 描述：观、烹饪观、烹饪技巧、食疗理论及宗教信仰、节日习俗、艺术审美等精神领域。在人类社会发展中,饮食文化必会与人类相伴始终,它永远不会脱离人类的文化和生活,只要人类生生不息,饮食文化也将生生不息。不管从时间的层面,还是从空间的层面看,饮食文化都具有历史性、地域性、民族性、传承性、变异性,这些特性也决定了饮食文化会在发展中不断交流传播并发生变迁。中国的饮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不断积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特别是代表汉族饮食文化大成的各个地方菜系,已经成为中华饮食发展的主要支柱。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主要是由占人口90%以上的汉民族和55个少数民族共同构建的,正是由于历史上在中华大地生存和繁衍的不同民族的饮食文化相互交流和借鉴,中国饮食文化才能不断发展完善,于今蔚为大观。川西地区是古蜀故地,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而川西民族(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的饮食文化,作为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民族文化的重要方面。历史上川西民族地区中的民族流动和更替十分频繁,经过长期的发展,川西地区成了藏族、彝族、羌族的重要聚居地或主要聚居地。从历史视角看,川西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的形成发展,主要受经济与地理环境的制约,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文化素质的影响。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为低下的历史条件下,地理环境往往对饮食文化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而不管是在主食、副食,还是饮料及饮食风俗上,川西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分布格局的形成,在与其他各族的交流中,尤其是与汉族饮食文化的频繁交流中,川西各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起源并发展于成都并享誉世界的川菜饮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周围的少数民族发生交流,这种交流使得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的因子进入汉族的生活,也使更具有普适性的汉族饮食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少数民族饮食文化。这是值得民族学者加以重视和研究的。目前我国研究饮食文化的专著和书籍繁多,‘以猎奇为目的研究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的亦不少见。但从民族学的角度,专门以少数民族与具有特色的汉族地方饮食文化的交流为研究对象的还较少。本文就是从川西少数民族与以川菜为代表的汉族饮食文化交流和变迁的角度,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研究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民族间饮食文化的交流和变迁,进而探讨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如何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饮食文化,并使之不断创新发展。本文分为六大部分。导论主要是介绍研究源起,相关研究综述以及所运用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对文中的一些概念作出界定。第一章“川西地区主要少数民族饮食文化交流与变迁”在总结川西藏族、彝族、羌族、回族、蒙古族的传统饮食文化同时,论述了它们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变迁情况,分析了民族饮食文化交流的具体表现,说明川西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受现代饮食结构及饮食观念的巨大影响。第二章“成都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汇”,主要论述了立足于成都的川菜菜系的形成发展,及成都饮食文化的特色,并结合独具特色的成都客家饮食文化和藏族、回族等饮食文化在成都的表现和变化,说明了不同民族、不同民系饮食文化在成都的融汇是饮食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第三章“川西民族饮食文化交流与变迁解析”主要以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论述了饮食文化的社会功能,解析了饮食文化交流的诸要素。第四章“传统民族饮食文化的现实价值”,主要探讨了在现代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怎样保护与发展传统民族饮食文化,特别是利用与旅游业、影视传媒业、图书出版业相结合的发展,利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契机,在创新中继承和发展我们的传统饮食文化。最后的结论是：川西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川西民族文化交流和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不仅对少数民族的饮食进步具有重要作用,对川菜系饮食文化的形成有重要贡献,也对中华饮食文化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更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 马来西亚华语词语研究
- 作者：黄华迎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马来西亚华语 特有词语 同形异义词语 同义异形词语
- 描述：特有词语,择要对这些词语的意义、用法作了解释、举例。在此基础上,本章概括了马来西亚华语特有词语的几个特点：(1)反映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多元文化、教育体制、生活等各方面事物的名词性词语较多；(2
- 中国大陆客家聚集区自然环境对区域发展的影响研究——重点对梅
- 作者：钟声宏 年份：2008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自然环境 客家 梅州——龙岩——赣州客家聚集区 区域发展 区域可持续发展
- 描述：件的区域发展模式及产业结构优化。本研究取得如下结论和认识：1、中国大陆客家人居分布范围广，空间上基本上与泛珠江三角洲合作区域一致。客家人聚集区具有共同的特点：居住地理环境以山地、丘陵为主，自然生态
- 基督教文化在广东的历史扩散及其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 作者：薛熙明 年份：2008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基督教文化 历史扩散 文化冲突 文化融合 广东
- 描述：进行人口统计分析，以把握基督教文化景观的基本特质；最后，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对广东基督教文化区的形成、演变、扩张的过程和影响机制进行了剖析。通过研究和分析，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广东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
- 黄遵宪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奠定(1899-1949)
- 作者：李玲 年份：2013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黄遵宪 文学地位 《人境庐诗草》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饮冰室诗话》
- 描述：主吾种,续吾教”。受梁启超的影响,黄遵宪在古典诗坛中备受关注,时人撰著诗话,争收人境庐诗。从政治文化的中心上海、北京,到政治文化的边角香港；从主流报刊到非主流报刊；从维新派到一般诗人、学者；都对黄遵宪的诗作和政治事功予以佳评,黄遵宪誉满天下。虽然各家诗话都没有象《饮冰室诗话》那样视黄遵宪为第一流的诗人,但都赞赏他的域外诗和抚时感事诗,公认人境庐诗的开新价值和黄遵宪“每饭不忘君国”的可贵精神。在文学革命之前,黄遵宪不是单一的“诗界革命”偶像符号,他文学上承载的形象和意义是多元复杂的。这是黄遵宪文学地位形成的第一个阶段,他是在古典诗歌的谱系下被推崇的。 <br>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首开文学史著作论述黄遵宪诗歌的先河,围绕着“我手写我口”来表彰黄遵宪倡导白话文的贡献。胡适回溯诗界革命找寻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历史根源,而黄遵宪是诗界革命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个,又有白话诗作,于是被提拔为白话文的先行者。由此黄遵宪新旧两属,既是晚清诗歌改良运动的代表诗人,也是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开始了黄遵宪在新文学的视野下被推尊的过程。胡适的影响下,1920—1940 年北京上海广东争相梓印人境庐诗、笺注人境庐诗、刊布人境庐遗作,于是读者翘首以盼的黄遵宪诗集和遗稿近乎井喷出现。既有黄遵宪乡人为了建构客家中原根源认同而选笺人境庐诗,亦有胡适信徒青年大学生校点人境庐诗,亦有守护文言诗传统的青年诗评家全注诗集,也有黄氏后人争先恐后地重印诗集,密集刊布遗稿。 <br> 随着诗集出版热潮和遗稿的密集刊布而来的,是人境庐诗的研究热潮,时人的文学史著、诗话络绎缤纷叙论黄诗。1920—1949 年的断代文学史、文学通史和文学专题史(总共26种)纷纷叙及黄遵宪。除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等少数几种文学史著外,大多数文学史著(其中大多是师范、高中教材)叙论黄遵宪的角度比较单 一,内容大同小异,郑振铎、陈子展等人编撰文学史采用了梁胡二大师对黄遵宪的评述,而后的文学史著又取资郑振铎、陈子展等人撰著的文学史,如此陈陈相因,摭拾梁启超、胡适的观点而成定论。黄遵宪被众多文学史著纳入为重点作家,标志着黄遵宪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奠定了。这些文学史著经由教学,向一代学子提供了黄遵宪是一个伟大诗人、爱国诗人、白话文先驱的共同论述。这种共同论述,具有传承性,影响着一代学子的行为和思考模式,这代学子传灯接力,一脉相承,为黄遵宪持续稳定地在1949年之后保留文学史的一席地位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的文学史观、文学研究的方法和态度,基本上奠基于20世纪之前的三、四十年,也即是皆奠基于“近代”以及“五四”学术群体。之后黄遵宪研究,不同程度不因袭、重复、引申胡适的观点,使黄遵宪坐稳了五四新文学先驱者的地位。 <br> 与文学史著叙论黄遵宪的内容单调而重复相比,文学革命之后的七家诗话选评黄诗,虽片段只言,但是内容丰富多面,既有沿袭前朝梁启超、狄葆贤、潘飞声、陈衍等各家诗话的观点而推崇其域外诗和感事爱国诗,也有针对黄诗研究的热点问题的争议,也有从中西文学比较的角度赞赏黄诗,还有结合时代的反帝爱国的主潮来品读黄诗的诗史特色,不乏精彩而有价值的见解,由此“可知公度诗近年来已被人们热烈地研究之一斑了。”与文学史撰著者大多为五四学术社群的成员不同,诗话的撰著者虽然不是旧朝遗老遗少,他们政治观念上大都趋新,但是他们酷爱传统文学,反对尽弃文言,爱惜旧体诗,有心赓续诗学传统,有意识地运用诗话这种古老的文体来包容时代思想。从他们的诗话论评黄诗来看,与文学史著叙论黄诗摭拾他人陈言为定论相比,他们独到的见解多,内容多面丰富,精彩纷呈,显见了黄诗在民国古典诗学中仍然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br> 这就是黄遵宪文学地位形成和奠定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由新文学导师胡适接力推崇黄遵宪,推助了黄诗热。1920、1930 年代黄诗研究热潮,固然是梁启超和胡适的影响汇集而导致的,反映出黄遵宪得到新派旧派两方的赞颂,但是政治情势,“国难日深,国亡有日”的关头,《人境庐诗草》中大量的感事诗作有救亡之助,也有力地推助了黄诗的刊布和研究热潮。
- 广西生态旅游产品体系优化研究
- 作者：薛珊珊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生态旅游产品 生态旅游产品体系 优化研究 广西
- 描述：：1.分析了广西生态旅游资源、市场和产品现状通过RMP分析,对广西生态旅游资源、市场和产品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指出广西在开发和优化生态旅游产品中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生态旅游
- 地方传统与身份表述：成都东山客家的人类学考察
- 作者：杨丽娟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地方传统 身份表述 东山客家 文学人类学 族群特征
- 描述：述中。“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怎样成为我”一系列的自我反思不断促使着人类对自我的本质问题进行阐释和建构。为了形成强大的力量,有着相同文化特征和血缘关系的人类凝聚在一起,“我”就成为了“我们”,并且“我”依靠在“我们”中的归属关系获得慰藉和资源。在人类学的视野中,各种“我们”的表述被视作为“族群身份”加以研究。而族群身份中,最直接的把“我族”与“他族”相区别的就是“身份表述”,族群是如何进行身份表述的?在族群身份表述的背后究竟有哪些要素能真正承载族群身份特征,使之成为“我族”与“他族”的本质差异代表?而族群身份表述之后,又能为族群带来怎样的后果?所以,身份表述的背后与之后是当代族群身份研究的重点。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大部分族群对于自己的族群身份的表述是稳定的,但是有的族群却因为不断迁徙,特别是在本族群文化处于弱势的地域环境中,稳定的族群身份表述也会遭受到疑惑甚至遗忘。被誉为“东方犹太人”的客家就是这样一支迁徙的族群；而身处在“新乡”中的成都东山客家就是这样一个曾经遗忘了自己族群身份的群体,从“土广东”到“客家”,呈现了一条艰难的身份表述的寻找之路。而在寻找的历程中,东山客家最后能快速接受自己的客家身份,是因为不管其表述的称谓是什么,都一直默默地坚守着祖先传承下来的的文化表达系统,正是这些在生活中如影随形的文化传统却代表着客家的族群特征,以致于成为了最后帮助东山客家寻找到自己族群身份表述的真实称谓的重要工具。可见族群身份表述不仅仅是一个称谓问题,它还包括一整套维持族群身份特征的文化表达系统:族谱、祠堂、入川记忆、会馆、民间信仰、语言、神榜、游艺、葬俗……在这多样化的文化事像中,却体现了族群身份表述的内在层级:家族身份——族谱；宗族身份——祠堂；地缘身份——入川记忆、会馆、民间信仰；表征身份——语言、神榜、游艺、葬俗。而透过这些层级,可以了解到族群身份表述的基础和递进,也可以说族群身份表述中个体是如何一步一步最终走到群体之中。而当族群身份表述被确定了之后,“客家”这一身份表述还被“我族”东山客家和“他族”所运用到多个领域中,从而体现了“客家”的资源身份——在文化、情感、经济、统战方面的价值。 这套文化表达系统的传承恰恰建构了东山客家的地方传统。地方传统中的保留与改变也绘制了东山客家的在地化图景。“地方”体现空间变化,“传统”体现时间变化；当东山客家在族群身份表述中带有地方传统痕迹时,时空因素对族群身份表述的变迁影响也直接呈现。主要有两大影响:其一空间变化对族群身份表述的影响:从原乡到新乡,导致了从原乡的“中心族群”到新乡的“边缘族群”格局的变迁；其二时间变化对族群身份表述的影响:从入川后的清代到民国再到当代,从“客人”到“土广东”再到“客家”,东山客家在呈现族群身份表述时的曲折历程,也折射出与国家历史不同阶段的遭遇:土改、文革、当下。其在传统中所保留和舍弃的,正体现东山客家的阶段性身份表述诉求。 透过东山客家族群身份表述之路,还可以看出推动其表述的背后力量有文化、经济、政治领域,并且都有一个共性:精英化。因为他们既在族群之中又在族群之外,“族群之中”是因为其生长处于族群内,熟悉族群的传统文化；“族群之外”是因为其由于工作需要会广泛接触“他族”,甚至是“他族”中的优秀者,从“他族”反观“我族”,更加深了对“我族”现状的深刻认识。族群精英的这种“族际”视野注定了不论是文化自觉还是文化再生产,都是最先觉醒者和实践者。文化正名,经济充实,政治统摄,在2005年成都的“第20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成功举办,终于成为这三方力量共同打造的客家盛宴,东山客家终于从新乡的“边缘”开始走近“中心”。 为了更真实的了解到东山客家地方传统的形成和演变脉络对族群身份表述的影响,从2009年9月至2010年7月在成都东山地区的三圣乡、石板滩、龙潭寺、黄土镇、洛带镇、万兴乡、清泉镇、柏合镇、天回镇、五凤溪等地开始了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的研究,对方志、族谱、金石碑刻、图像等广泛蕴藏地方传统的地方文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同时对于本地区内如今仍然鲜活存在的民间仪式也亲身经历,现场式的参与观察不仅与各种文献形成了互文,还弥补了文献中的不足,还原了在文献中由他人视野选择而形成的遮蔽。采用“文字叙事、口传叙事、图像(物的)叙事、仪式叙事”所体现了的“四重证据法”①力图真实地呈现东山客家的身份表述载体和内容。在采访对象中,从始龀之年到耄耋之年,从白丁到精英,各年龄层次、各种职业背景都倾诉了对自己客家族群文化及族群身份的认识和感想,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最终呈现的成都东山客家的地方传统与身份表述关系的研究结构为: 绪论:从人类学对地方传统与身份表述的知识梳理入手,寻找到学科背景对此命题的认识基础。进入到客家学的研究领域,通过对其学术史的研究回顾,发现了在其众多分散性的研究领域中,其都隐含着一个研究共性:客家的族群身份及其身份表述的的多样性。而在台湾发源的“新客家运动”正是与学术研究形成回应的族群身份表述的实践体现。并在现有的客家整体研究和东山客家的具体研究中发现对于“身份表述”问题,目前的学术研究思路带有“以文化替身份”的遮蔽特征,由此确立了后续研究的从族群内、外两方面来“凸显身份”思路。 第一章:东山客家概述:从东山之“东”、之“山”探讨了东山客家形成的历史原因、地理特征,考证了东山客家当下的地理范围,并指出东山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孕育出客家族群身份表述中的“他称”:“土广东”、“东山来的”,并形成了客家内部的经济、文化交互网络“东山五场”。揭示了由地理环境带来的东山客家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边缘性,而正是由于这种边缘性导致了东山客家族群寻找真实身份表述的曲折性。 第二章:家族身份:以族谱为研究中心。从石板滩的《廖氏族谱》、十陵的《谢氏蜀谱》和龙潭寺的《范氏族谱》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作为个体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历程中的传统事像分析了族谱中家族身份的构建体系是父系血脉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以父权中心为主导的传承规制。从修谱的断代时间点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历史进程对客家族群身份表述态度的影响；并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分析了女性地位在族谱中的变化,并指出这与社会进步密切相关。当下出现的族谱的新的体例变化、断代后的重启与公开发布所体现的文化自觉进行了分析。 第三章:宗族身份:以祠堂为研究中心。从代表宗族身份的象征物祠堂入手,并亲自参加石板滩廖氏、龙潭寺范氏、清泉镇曾氏、彭氏、宝胜村刘氏的祭祖仪式,见证了祠堂在客家心中的崇高地位,并从管理学的组织结构理论分析出祭祖组织的“直线职能制”式的管理模式实为宗族族老政治的集中权力的重要手段。分析了由祠堂空间及其陈设偶像群所形成的强大宗族凝聚纽带；从对宝胜村刘氏祠堂中的“示谕碑”的分析,揭示了祠堂曾经作为宗族中族老政治管理示训的场所；以龙潭寺范氏老祠堂的多种身份:“祠堂”、“小学”、“住所”、“文物”透露出伴随着国家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祠堂土地产权的纠纷,以及范氏族人当下的尴尬；而随着范氏新祠堂的建立,以“文化之名”创造的新的宗族管理组织也应运而生；在新旧宗族管理组织的从名称到实权的随退,也注定了祠堂地位从政治性到文化性的变。 第四章:地缘身份:以迁移史、会馆、民间信仰为研究中心。从由不同迁移原乡而构成的在新乡中的地缘身份的标识——会馆入手,并从心理学的“需要层次”理论分析了广东会馆、江西会馆和福建会馆的神道、经济、事务等多种功能实现的同乡凝聚。而随着“日久他相既故乡”的规律,会馆及民间信仰的变迁,也勾勒了东山客家族群代表原乡的地缘身份由彰显转变到模糊,同时也建构出了新的地缘身份:与祖辈不同的以新乡为认知凸显的“四川客家”,而共同的入川经历正是成为了当下地缘身份建构的“集体记忆”。 第五章:族群身份:以语言、神榜、游艺与葬俗为研究中心。从民间故事中叙述的东山客家族群与湖广族群的对立,透露出客家顽强的族群性格。而作为族群最重要的特征客家话也陷入萎缩与坚守的境地,透过对洛带一小的学生的“客家话使用问卷调查”,并通过萎缩与坚守的多种事象,探讨了客家话传承的规律。而体现在家庭神榜中的祖先崇拜、猫公牌中的农耕特征、捡金葬中的生死观,都成为了客家独特的以族群为单位进行的身份表述。 第六章:身份实践:在现代性的消费主义中,身份不仅是族群认同的文化现象,更带有获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统战效益的资本特征,以旅游资源、情感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统战资源为研究中心,分析了在客家身份的多样性资源实践中,不同主体所体现的对客家文化再生产的利益需求和角色扮演,特别是“第20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举办,成为了东山客家身份实践的最佳运用,也成为了“新客家运动”的在地化呼应。 结语:综合分析东山客家在变“新乡”为“故乡”后,体现在当地的地方的传统变迁的特征；客家身份的危机与再造中主导的力量；以及各种身份表述的内在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