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清

 

　　杨秀清（1821年或1823年－1856年），原名嗣龙， 广西桂平紫荆镇平隘新村（今东王冲）人，客家人，依靠耕林烧炭为生。太平天国重要领袖之一，被天王 洪秀全封为五王之一的东王，称九千岁，后在1856年的“ 天京事变”中被杀。

 

 

　　1843年，几度科场失意的士子洪秀全，受到 基督教福音圣书 《劝世良言》的启迪，毅然抛弃了功名愿望，联合密友 冯云山、族弟 洪仁矸，准备发动农民，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洪秀全、冯云山进行了分工，洪秀全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工作，著书立说，为发动起义作思想准备。冯云山则深入到形势险要的广西紫荆山地区进行实际斗争，开拓基业。在冯云山的积极宣传组织下，贫苦农民与当地反动势力展开了激烈斗争，紫荆山地区渐成起义摇篮。正当洪秀全赶赴紫荆山区，起义日渐成熟的时候， 杨秀清首次演出了“代天父传言”这一影响致深的一幕。

　　杨秀清(1823—1856)，广西桂平平隘山人。原籍 广东嘉应州，属客家，世以种山烧炭为业。杨秀清本人“五岁失怙，九岁失恃，零丁孤苦，困扼难堪。”倍受欺凌的生活使他成为紫荆山地区最早接受冯云山宣传的烧炭工人之一，并很快成长为意志坚定的骨干。1847年12月，武宣的地主团练首领王作新，向桂平官府控告冯云山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践踏神明，冯云山被捕入狱，后经会众拼死相救，方幸免于难。1848年1月，王作新再以“聚众谋反”罪名把冯云山和卢六逮捕，转解桂平监狱。洪秀全获悉后，立即赶赴广州设法营救。由于洪秀全、冯云山两位主要领导人都脱离了紫荆山区，队伍内呈现群龙无首之状，许多人开始心怀异志，表现出不同的动向：或畏惧退缩，或动摇观望，而混迹于队伍中的奸细乘机兴风作浪，散布流言蜚语，有的甚至用当地流行的“降僮”这一迷信活动，分化队伍，加之内有疫病流行，外有团练压迫，队伍终于出现了人心惶惶，大有顷刻瓦解之势的严重局面。这样，一度呈现大好形势的紫荆山根据地发生了严重危机。在这一关键时刻，杨秀清沉默寡言两月有余后，于1848年4月6日(农历3月3日)，在洪秀全早年“异梦”和当地“降僮”迷信活动的启示下，找到了灵验药方：自称天父“附身显圣”，“代天父传言”。据韩山文记载：当时杨秀清“严厉肃穆，责人之罪恶，常指明个人，又宣露人之隐恶。此外又劝人为善及预言未来，又号令兄弟们如何去作。他的说话大体对会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传言的具体内容是：天父“已差天王降生，为天下万郭(国)真主，救世人之陷溺，世人尚不知敬拜天父，并不知真主所在，仍然叛逆天父，理宜大降瘟疫，病死天下之人，而天父又大发仁慈，不忍凡间人民尽遭病死，故特差东王下凡，代世人赎之”。这就是杨秀清的第一次“代天父传言”。此后直至1856年在天京变乱中被杀，杨秀清曾多次重演了这杨秀清在1853年以前的“代天父传言”，总的来说都起了积极方面的作用。但其中影响最大，进步作用表现得最为突出的，还数第一次“代天父传言”。

　　杨秀清第一次“代天父传言”的主观动机完全是出于对起义事业的热心和诚恳，不能把前后不同时期的“传言”动机混为一谈。杨秀清挽救危机时之所以采取宗教的形式而不是其他方式，则是由农民本身的局限性和太平天国运动本身的宗教色彩决定的。由于洪秀全发动之始可以披上宗教外衣(从理论到组织)，那么杨秀清用宗教方式来号召群众，稳定军心，不但不令人费解，而且是合乎逻辑合乎情理的。杨秀清在采取宗教的形式时，还巧妙地把群众的切身利益(疾病流行)与 “天父赎病”紧密结合起来。这就极大地吸引了“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使形将瓦解的队伍能够继续集结在洪秀全的旗帜之下。

　　杨秀清在传言中第一次以天父的口吻打出了洪秀全为天下“万郭(国)真主”的旗号，号召党众不要叛逆天父，并许诺为世人赎病，这些无疑起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它不仅给会众以精神寄托和安慰，而且使洪秀全的“人主”地位有了神圣依据，大大巩固了内部的团结。正因起过如此明显的积极作用，所以，当洪、冯回到紫荆山根据地对形形色色的“传言”活动一一审查时，只把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和 萧朝贵的“代天兄传言”审判为“真者”，其他“传言”均被斥为妖言惑众，传言者被清出队伍。后来洪秀全还亲自下诏，定三月三日为“爷降节”。

　　杨秀清1848年的“代天父传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确实起了扭转危难局面的枢纽作用，是他对天国事业的重要贡献之一。这不仅为会众所认同，而且也为洪、冯等领导人所首肯。但就在杨秀清出于真诚的动机演出“代天父传言”的一幕时，实际又为新的更大的革命危机的爆发埋下了引线。这是洪秀全和杨秀清本人始料不及的。杨秀清通过1848年的第一次“代天父传言”，牢牢地掌握了天国至高无上的神权；1851年永安封王建制，杨秀清又取得了节制而王以下诸王的统兵大权；1853年定都天京后，由于洪秀全“临朝而不理政”，杨秀清又在“主”与“军师”的政治体制下掌握了天国的耐朽杨秀清三权归一，已经成为总操万权之职的实权人物。但是，从1853年定都天京开始，洪杨们随着由先前的草莽英雄一变为”小天堂”的主人，其固有的自私性、狭隘性等种种劣根性逐步暴露出来了，开始在追求特权和享乐的封建化道路上越滑越远：思想上追求封建特权(森严的等级制度)；作风上追求家长式领导(独断专行)：生活上追求帝王式生活(妻妾成群，宫女千计)。如此全面迅速的蜕变终于带来了严重恶果：过去的同甘共苦变成了同床异梦；情同手足变成了离心离德；荣辱与共，变成了互相猜忌和争权夺利。杨秀清的独揽大权，对洪秀全的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而杨秀清在天京事变前，不恰当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了“代天父传言”这一最初的“发明”和独家拥有的“神权”，让洪秀全非常难堪：一旦“天父下凡”，附身显圣，就连天王洪秀全也要随叫随到，也要以子辈的身份屈膝匍伏在杨秀清的脚下，聆听高高在上的“天父”的训诫，甚至还要领受杨秀清人为的侮辱。不仅如此，为了早日实现“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的目的，杨秀清同样用“天父下凡”的神话为自己歌功颂德的行为，更让洪秀全难以容忍。但事已至此，洪秀全欲用和平方式改变皇权旁落局面已非易事，或者说已根本不再可能。一方面， 太平天国运动与生俱来的封建神权的感召力，不会轻易在人们心目中自消自灭。另一方面，杨秀清已将神权、政权和军权集于一身，他不但不会自行放弃使之扶摇直上的封建神权，更不情愿将军政大权复归于洪秀全。恰恰相反，随着杨秀清个人思想的进一步蜕变和权力欲的急剧膨胀，他更变本加厉地向着揽权篡位的方向发展。洪秀全要想改变这种严峻局面，结束这场皇位争夺战，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诛杀杨秀清。

　　1856年上半年，在杨秀清主持下，太平军先后取得了西征和天京破围战的重大胜利，太平天国军事斗争进入了全盛时期。在这些辉煌的胜利面前，杨秀清把这一切胜利归功于自身，骄矜自傲，“不能自忌”。杨秀清错误地认为，压服洪秀全自称“万岁”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便毫不犹豫地再一次祭起了“代天父传言”这一“法宝”，逼天王封其为“万岁”。这对洪秀全来说不啻冷水击身。已再没有退路的洪秀全决定用杀戮回报杨秀清，他表现主动加封杨秀清为“万岁”，实是借此一面麻痹杨秀情，一面激怒韦辉。1856年9至11月，终于在杨秀清最后一次“代天父传言”的形式下演出了“逼封万岁”的闹剧，并进而引发了一场由诛杨开始到杀韦为止的变乱悲剧。洪、杨决裂过早地来到了，数以万计的天国儿女不是死在与敌人战斗的沙场上，而是倒在了天国兄弟的刀锋之下。太平天国由此走向衰亡。

 

 

　　杨秀清（1820-1856），原名嗣龙，祖籍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在其曾祖父之前，迁居到广西桂平市紫荆山平隘新村（今东王冲），世代以种山、烧炭为业。父母早亡，年少而孤。后来他接受了冯云山传播的革命思想，逐渐成为太平军有谋略、有胆识的最高军事统帅，是太平军著名的军事家。

　　1823年(道光三年)，杨秀清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5岁丧父，9岁丧母，由伯父杨庆善抚养成人。从小种山烧灰，未曾上学，识字不多。但好交游，广结识，富智谋，在平隘山区颇有“人缘”和影响。

　　19世纪40年代中期，洪秀全、冯云山到广西宣传拜上帝会教义。1846年，杨秀清结识了冯云山，参加了拜上帝会，并很快接受了密谋造反的思想，他积极联络和组织群众，使紫荆山区拜上帝会众迅速发展到2000多人，他也就成为这一带拜上帝会的首领。

　　1847年冬，洪秀全、冯云山在桂平带领会众捣毁庙宇，引起了地主豪绅的不满，并以“聚众谋反”的罪名将冯云山扭送县衙。洪秀全为了营救冯云山也返回广东。拜上帝会群龙无首，失去领导。这时，足智多谋的杨秀清挺身而出，并开始以“神灵附体"的方式，伪称天父下凡嘱托传言，从而巩固了拜上帝会，并使会众激增到万余人。从此，杨秀清在拜上帝会内部，取得了代上帝传言的特殊地位。

　　不久，冯云山获释，洪秀全返回广西，拜上帝会形成了以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 韦昌辉、 石达开等6人组成的领导核心。他们在广西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清起义的鼓舞下，也积极准备发动起义。1850年夏，洪秀全下达“团营”命令，通知各地拜上帝会众到桂平 金田村集中。金田村的韦昌辉家成了起义的大本营。12月，自平南前来会合的拜上帝会众受到清军和地主武装的阻拦，杨秀清自金田派人救援，在思旺毙敌50余人，取得了首次作战的胜利。

　　1851年( 咸丰元年)1月初，各地拜上帝会众齐集金田村，并于11日(当日是农历庚戌年十二月初十，为洪秀全的生日)庆祝团营起义成功。月23日，洪秀全在 武宣东乡登极称天王，正式宣布建立太平天国。同时建立五军主将制度，以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在金田起义之后的半年内，杨秀清肩负著编组和指挥太平军的重任，与前来镇压的清军转战在桂平、武宣、 象州、平南等地。由于清军越聚越多，围困越来越紧，便决定突出重围以摆脱清军。9月15日，太平军于平南官村对前来镇压的提督向荣部清军组织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杀得清军大败，军械锅帐丢失殆尽，向荣也退避平南县城。杨秀清抓住有利时机，指挥太平军突围北上，并于25日占领了永安州(蒙山县)城。在这里，天王洪秀全诏令褒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并明确宣布，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从此，杨秀清成了太平军的统帅。

　　太平军占领永安之后，又马上遭到清军的围困。在此紧要关头，发生了周锡能叛变投敌案件。周锡能原任军帅，在象州时，批准他回博白县去“团集兄弟姊妹”，但是当他招得人马后，就投降了清军，受赏六品顶戴，潜回永安，为敌内应，企图行刺太平天国的领袖。这一阴谋被杨秀清侦知，他就假托天父下凡，锁拿周锡，能揭发他的阴谋诡计。周锡能在铁的事实面前只好如实招认，从而粉碎了清军里应外合的阴谋。杨秀清对周锡能案件的处理，充分反映了他的机智，也有力地宣扬了“天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宗教信念，大大提高了他在太平天国内部的权威。

　　1852年4月5日，太平军在杨秀清的组织指挥下，从永安胜利突围，并在龙寮岭大峒山谷地，对尾追的清军组织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歼灭了四个总兵和二三千清军。接著北攻省城桂林，伤毙围追太平军的副都统乌兰泰。后因桂林久攻不下，即解围北上攻占全州，准备进军 湖南，冯云山中炮受伤。途中在蓑衣渡又遭到永州知州江忠源所带楚勇的伏击，太平军受到重大损失，冯云山也因伤势恶化而牺牲。杨秀清被迫改变北上路线，袭取道州(今湖南道县)，并相机占领了附近的江华、永明等城镇。太平军在这里驻留了两月，从容整顿队伍，增修战具，制备军火，并扩军二三万人。

　　由于打出广西，进入湖南，太平军内部产生了怀恋乡土、不愿远走他乡的思想情绪。在领导集团内部，对下一步的战略行动，也产生了各种想法：有的主张进军广东，有的主张先行入川，有的主张回师广西。这时，杨秀清分析了形势，高瞻远瞩，力排众议，主张进军两湖，专意金陵。他说：“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了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 张德坚 《贼情汇纂》卷十一)杨秀清的这个意见，得到了领导集团内部大多数人的赞同和天王洪秀全的肯定，遂成为统一全军意志、进军江南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把囿于广西一省的太平天国起义，推向了全国范围，标帜著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政治斗争水平的提高。

　　与向江南进军的军事行动相配合，杨秀清与西王萧朝贵会衔发布了《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养谕》。这三篇宣言，实际上是声讨清王朝的檄文。它历数清王朝的罪恶，号召各界英雄豪杰、名儒学士，高举义旗，同心戮力，打倒清王朝，并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咸丰皇帝。

　　太平军领导集团明确了斗争目标和进军方向之后，于1852年8月10日离道州东向，占领彬州，又在这一带扩军二三万人，并将其中数千挖煤工人集中编组为“土营”(相当于工兵部队，这在 中国军制史上是一个创举)，专司掘壕筑垒、挖地道、埋地雷，炸城堡等任务，在以后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时，太平军得悉湖南省城长沙“城卑防疏”，便确定由西王萧朝贵率兵2000人奔袭长沙。不幸，萧朝贵在攻城之初中炮牺牲，洪秀全、杨秀清遂率大队人马赶往长沙。这时，清军各路援军齐集长沙，兵力已大大加强，经过两个多月围攻，终未攻下。太平军乃于11月30日撤围北上，占领岳州(今湖南 岳阳)。在这一带，太平军获取了上万条船只，为进军长江流域创造了重要条件。12月17日，杨秀清带领太平军撤离岳州，分水陆两路进军武昌。这时的太平军已经壮大，“千舡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凳响，沿路凯歌声”( 李汝昭 《镜山野史》，《太平天国》(三)第5 页)，好一派胜利进军的景象。

　　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占华中重镇武昌，杨秀清传令：“官兵不留，百姓不伤。”并将船户水手，组建成“水营”。太平军占领武昌之后，又面临著新的战略决择，即下一个打击方向应该指向何方?这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又产生了各种议论：有的主张以武昌为都城，遣兵北伐；有的主张进据中原，“以河南为业”，有的仍坚持进军金陵，据为根本。几种主张一时统一不起来，最后杨秀清“托天父降凡，今其直犯江南。”( 汪堃： 《盾鼻随闻录》卷二，《太平天国》 (四)第367页)用这种办法统一了认识。1853年2月9日，太平军放弃武昌，以号称50万之众，沿江东下，水陆并进，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一路滔滔，势如破竹。3月4日进抵南京城下，经连日围攻，于19日攻克。

　　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太平军从金田打到南京，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首先是全军将士英勇奋战的结果，同时也表明，太平军统帅杨秀清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指导是正确的。

　　太平军攻占南京后，迅速肃清了城内的残敌，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1853年3月28日，杨秀清进入 南京城。次日，天王洪秀全入城。他们商定改南京为天京，定为都城，从而正式建立起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标帜著太平天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太平军攻占南京后，立即派出两支部队，攻占了 镇江、 扬州，以拱卫天京的安全。差不多与此同时，清军也在天京和扬州外围，建立起各拥有万余兵力的江南、江北大营，严密监视太平军的动向，并伺机攻复金陵。在此形势下，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决定：置南京外围的江南、江北大营于不顾，同时派出两支部队，北伐京师，西征长江上游。

　　这个战略决策是如何作出的，现已无法考究了。但大多数史学工作者认为，这个战略决策，基本上体现了杨秀清的意志(史料记载此事时都说：“杨秀清其言”、“东王想见老水手之言”，或“洪杨皆其言”，表明杨秀清是主要决策者。)。这与当时他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的地位是相适应的。

　　杨秀清这一战略决策的正确性如何，历史早已作了结论。历来的论者尽管在应否建郎和如何北伐等问题上存在著较大的意见分歧，但大家从各自的角度也都认为；这个战略决策是不正确的，不可取的。

　　1853年5月8日，一支由天官副丞相 林凤祥、地官正丞相 李开芳率领由2万多精锐部队组成的北伐军自浦口出发，肩负著“疾取燕都”的使命，冲破清军的层层阻截，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半年多的战斗和行军，于10月底到达 天津附近的静海；独流地区，被迫驻止下来，从而陷入越来越多清军的包围之中。这支部队由于远离天京，无法得到后方的增援，军火粮草日益困难，被迫节节后撤，但一次次突出重围后又很快被清军包围，处境十分艰难。在此期间，杨秀清等曾派出过一支由曾立昌等人率领的援军，从安庆出发，前进到山东临清州，因遭到清军的阻击而溃散。 1855年，林凤祥、李开芳所率北伐军先后在直隶连镇和山东冯官屯被清军全部消灭。北伐军是太平军的精锐，它的覆灭，是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以来所遭受到的最惨重的挫败。北伐军所以失败，战略决策的错误是主要原因，而作为太平军的军事统帅杨秀清是要负首要责任的。所以 李秀成后来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时说： “误国之首，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误。”(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43页)这是并不过分的。

　　杨秀清这个农民出身的太平军统帅，从金田起义到占领南京期间的军事决策中，确实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天才，因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就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于行阵机宜，山川形势，颇能谙习。虽不读书，罔知兵法，然皆谲诈机警，逞其毒焰，竟能成燎原之势”。(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117页)然而，自从攻占南京之后，在解决著眼全国战场如何对清军作战这样一个最高的军事战略决策问题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就表现出缺乏驾驭战争全局的能力。这与杨秀清从小未曾读书，不熟悉全国的情况，以及缺乏必要的军事战略知识是密切相关的。

　　在北伐军出发之后，1853年6月3日，由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率领的西征军也从天京出发，迅速攻占了安庆、庐州(今安徽合肥)、九江、武汉、岳州等重镇，前锋曾经抵达湖北荆州和湖南湘潭。后由于遇到了曾国藩湘军的阻击，一败于湘潭，二败于岳州，三败于武汉，几乎不可遏止。但西征的情况较北伐要好些，由于距天京较近，水路交通便捷，整个战局可以说是在杨秀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当武汉失守后，杨秀清于1854年10月15日命令燕王 秦日纲等坚守田家镇防线，要求西征太平军在该处“筑起坚固营盘，并造木牌水城，在江心挽泊堵御。”(《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80页)为了增强田家镇的防御力量，杨秀清还派专人从天京押解一座能逆水而行的大木箄(木箄是太平军的一大创造，它外有木城，中搭板屋、望楼，密架枪炮，实际上是—座水上活动堡垒。)赴田家镇，供前线仿造、使用。后田家镇防线又被湘军突破，太平军水师船只损失惨重，被迫退守 九江、 湖口一线。在此严重时刻，杨秀清命令翼王石达开由安庆率兵前往增援。石达开坐镇湖口，在 罗大纲、 林启容等配合下，取得了 湖口大捷，从而挫败了湘军的攻势，扭转了西征战局，转入反攻，重新占领了武汉，并进而攻占了湖北、江西的广大地区。

　　太平军的西征是有收获的，它在 安徽、 湖北、 江西控制了大片地域，沉重地打击了湘军，从而保障了天京上游的安全和粮食供给。西征的结局较北伐要好，但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尤其是水营的基本丧失，给尔后的战局带来了严重影响。

　　当太平军主力投入北伐、西征战场的时候，盘踞天京外围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则逐渐扩充兵力，对天京、 扬州和 镇江的太平军不断发动进攻。1853年底，太平军被迫放弃扬州，1854年夏，清朝从广东所调的50艘“红单船”(红单船原系广东航行外洋的大商船，由海关发给红单牌照，故名红单船。此类船后被改装成兵船，安炮二三十位，左右舷和船头均可施放，其战斗性能优于太平军水师船只)开抵天京附近江面，天京与外界的交通受到严重威胁，粮食供应日趋困难，城内军民吃粥度日，大批居民外逃。镇江也被围日久，处境十分危险。为了摆脱天京外围的不利战局，杨秀清决心从湖北、 江西、安徽战场抽调部队，摧毁江南、江北大营，改善天京的处境。

　　1856年2月，燕王秦日纲率军自天京东进，救援镇江，经连月激战，终于冲破清军的拦阻，进入镇江，与吴如孝部太平军胜利会师。秦日纲进入镇江不久，便调集船只，渡江北进，对江北大营的清军发起猛攻。清军毫无戒备，望风而溃，两天之内破敌营120余座，乘胜占领扬州。太平军征集粮食，运回镇江。秦日纲部太平军在江北稍事休整后，即撤回镇江，又大败围城清军，击毙江苏巡抚吉尔杭阿。6月中旬，秦日纲率太平军胜利返抵天京东北郊的燕子矶、观音门。这时，从江西回援的石达开部也已抵达天京外围。清军江南大营已陷于太平军的严重威胁之下。

　　秦日纲部太平军东援镇江，北破江北大营，连月征战，部队十分疲劳，本想入城休整，但东王杨秀清见江南大营“兵疲势孤”，严令各军继续进攻，等到攻破江南大营后方准入城。 陈玉成、李秀成等进京当面向杨秀清申述：江南大营久扎营坚，不能速攻。杨秀清厉声说“不听命令者斩！”陈玉成、李秀成不敢再求，只好回部作进攻的准备。

　　6月18日，城外各路太平军奉命向江南大营发起进攻，天京城内的太平军也出城助战。经过四天的战斗，便攻破了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向荣等率残部逃往丹阳。威胁天京达三年之久的江南大营终被摧毁。

　　由于杨秀清善于审时度势，决心坚定，太平军先后攻破江北、江南大营，打破了清军对镇江的围困，大大改善了天京的处境。这时太平军的军威士气空前高涨，形势十分有利。

　　太平军是一支具有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农民起义军。早在金田起义前夕，天王洪秀全颁布了五条纪律(《太平军目》参照《周礼》，规定了军队编制，以军为基本单位。军设军帅，下辖5个师帅，师帅下辖5个旅帅，旅帅下辖5个卒长；卒长下辖4 个 两司马，两司马下辖5个伍长，伍长下辖4个圣兵。总计一军共编13156人。)，南王冯云山制定了《太平军目》(太平军的五条纪律是：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使太平军具有极为严格的组织性。杨秀清主持军务后，也始终坚持从严治军的精神。他说：“令严方可以肃兵威，命重始足以整纲纪。”(《太平天国》(三)第199页)在广西期间，他就对五条纪律进行补充和发展，颁布了《太平军条规》，包括“定营规条十要”和“行营规矩”各十条，其中规定要恪遵天令，各遵有司约束，别男营女营，谙熟日夜点兵号令，要各整军装枪炮，以备急用，听到号角喧传，急速赶往禁地听令杀妖，不得躲避偷安，不得吸烟、饮洒，藏匿金银器饰；不得僭分干名坐轿、骑马及乱拿外小，不得入乡造饭取食、毁坏民房、掳掠则物，不许乱拉挑夫，不许在途中铺户堆火困睡等等。

　　杨秀清的治军思想，随著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太平军攻克金陵后，纪律更严，曾发布一系列禁令，禁吸鸦片，禁娼妓，并禁饮洒、吸黄烟等，违者论斩，对太平军将士要求尤为严峻，申明无论“何官何民，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即斩左脚，右脚踏入民家门口者，斩右脚。”(《李秀成自述》)1854年，杨秀清即组织人员总结近年的经验教训，制订并颁发了《行军号令》，供部队遵循。燕王秦日纲在一份禀报中写道：“蒙我东王颁发‘行军号令’书一本，卑爵跪读之卞，感激靡涯。足见我东王刻刻劳心，筹谋军机国务，无微不至。”(《太平天图文书汇编》第220页)这里所说的《行军号令》，就是1855年镌刻的《行军总要》。《行军总要》序言中说：刊刻颁行的目的，就是使军中将士循诵习传，知所取法，以做到纪律严明、练习娴熟，既整且暇，以达到万战万胜而无敌于天下。这是一部囊括战斗条令、纪律条令和内务条令等内容的重要文献，是在《太平条规》基础上，吸取多年战争经验教训而写成的。它对水陆部队的行军扎营、警戒巡逻、指挥集合、点名查夜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和要求。还强调接敌时如何防敌破坏，进击时如何利用地形，过桥过河时如何掩护断后。此外还重申各种纪律，如私卖火药、私自外出不回者，都要斩首示众。特别强调官将要爱惜士兵，如遇有因伤病、老幼不能行走者，无论何人的所有马匹，俱牵与骑坐；规定给伤号“按名给肉，以资调养”；对巡更守卡的兵士，若遇天寒雨雪之夜，尤当加以体恤，若衣被不敷，应予增添，如无储备，“即令各官夜间将皮袍裳与把卡士兵穿著。”所有这些规定，体现了杨秀清刚柔相辅、恩威并济的治军思想，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太平军确实是一支劳苦大众队伍的阶级本色。

　　太平军的胜利进军，既使地主阶级、清王朝丧魂落魄，也使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头脑更深地陷入迷信和愚昧。攻占金陵之后，杨秀清等人极大地夸大已经取得的胜利，低估了清方的力量，这除了表现在军事上作出错误的战略决策之外，在政治思想上也陷入了空前的盲目之中。他们一进驻南京(虽然当时的南京仍然是清军包围中的一个孤岛)，就俨然以已取得天下的帝王自居，著手大兴土木，营造宫廷府第，摆起封建帝壬的排场，过起腐化奢糜的生活。据史料记载，杨秀清外出，要出动“贼众千余人，大锣数十对，龙风虎鹤旗数十对，绒采鸟兽数十对，继以洋绉五色龙，长约数十丈，行不见人，高丈余，鼓乐从其后，渭之‘东龙’。乐已，大舆至。与夫五十六名，舆内左右立二童子，排蝇捧茶，谓之仆射；舆后伪相及众贼官等百人从焉。又继以龙如前状焉，行乃毕。”(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四)第668页)这类排场，与封建帝王外出毫无两样。这时的杨秀清，集教权、政权、军权于一身，“一朝之大，是首一人”，实际上成了太平天国的最高统治者。权力是一把双刃刀。一方面，杨秀清运用手中的权力，有效地驱动著太平天国这架庞大机器，创造出不少伟大的业绩，另一方面，当它发展到不受任何制约的时候，也干了许多错事、蠢事和坏事。据新近在英国发现的《天父圣旨》(卷三) (《天父天兄圣旨》，王庆成编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透露：从1854年初迄1855年7月的两年半时间内，杨秀清伪托“天父下凡”共达21次之多。每次下凡，不论白天黑夜，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开始，直至天王洪秀全都在被传召之列，都要到场跪听“天父”圣旨。这些圣旨，充斥著宗教的胡言乱语，有关政务、军务的内容很少，绝大部分是有关天京内部的矛盾。“天父”对这些矛盾的处置十分严酷，动辄“斩首示众”。其中比较重要的事例有：冬官又正丞相陈宗扬等，因夫妻同宿、吸食洋烟而被斩首示众，有天官又正丞相曾水源等因“怠慢东王”、“欺禾(秀清)不禀”而斩首示众，有燕王秦日纲等因战场失利而押解“东牢”；就连北王韦昌辉，因“天父下凡”时“未出令传齐子女”也遭到杖责40大板。

　　以前从清方的史料记载中得知，杨秀清偏袒亲属、僚属，欺压他人。如某甲因见杨秀清叔父而未起立这样一件区区小事，最后竟引起“东贼大怒，锁发北贼，仗日纲一百，承镕二百，玉昆三百，某甲五马分尸”(《金陵癸甲纪事略·黄玉昆》，《太平天国》(四)第671页)，又如某人因与东屡尚书侯锦芳口角，最后竞被杨秀清处决。这些清方的记载，看来也不完全是无中生；有的。

　　杨秀清滥用“天父下凡”的特权，同僚不断受到摧残的情况下，天京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搞得人人自危，不知哪一天灾祸临头。进入天京以来，杨秀清错杀了一些人，得罪的人就更多，日积月累，渐渐使他成了广大同僚的对立面。太平天国内部的矛盾已发展到了极度紧张尖锐的程度。但由于当时天京被围，大敌当前，内部矛盾被暂时地压抑著。1856年夏，太平军取得了攻破江北、江南大营的胜利，杨秀清更加居功自傲，他又伪托“天父下凡”，逼天王洪秀全封他为“万岁”(原为“九千岁”)。当场，洪秀全满口应诺，但心怀愤懑。洪、杨之间的矛盾也达于极点。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发展，最终导致了1856年9月2日“天京内讧”的爆发。在这场斗争中，“威风张扬，不知自忌”的杨秀清遭到了杀身之祸，而他的家属和僚属，也几乎全部罹难。

　　洪秀全、杨秀清，都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他们虽然从西方搬来了基督教的一些教义，结合中国的情况，创立了拜上帝会，但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潮的信息，几乎一丝一毫也没有影响到他们，这就决定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规模空前的农民革命，只能在旧式农民战争的范围内徘徊。杨秀清作为一个出身于山乡农家的农民起义领袖，他的思想也只能是西方宗教教义，小生产者的家长制和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混合物。

　　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把杨秀清锤炼成了太平天国内部唯一能够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人物。然而他的胡作非为，在太平天国内部又引起了极大的怨恨。他被杀后，一度在天京城内引起一片欢呼声(麦高文：《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记》)。但当事件过后，人们的感情逐渐冷却下来，开始对杨秀清这位怪杰，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全面衡量，并渐渐感觉到，自他离开太平天国后所腾出的巨大空缺，一时无人填补，在翼王石达开出走之后尤其如此。于是，人们开始怀念他、纪念他。李秀成说，东王在世时，军令严整，赏罚分明，民心佩服。洪仁轩说，过去东王在世时，拓土开疆，犹有日辟百里之势，而今进寸退尺，战胜攻取，大逊于曩时！洪秀全也于1859年颁发诏令，宣布把杨秀清被杀的那一天，定为“东王升天节”，“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忘”。看来，在太平天国将士的感情上，由于杨秀清的被杀，已经宽宥了他所犯的错误。洪秀全及太平天国广大将士，对杨秀清这样一位杰出人物，曾经为太平天国革命所建树的功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有人说:天国”是一场腐败的 乌托邦试验?

　　“太平天国”是中国、可能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造反起义，在短短几年内就席卷大江南北，定都“天京”，强烈震撼了大清王朝，几乎将其推翻。但如此浩大轰烈的运动，最终仍然失败，当然原因多多，但最根本的还是其自身迅速、严重的腐败。

 

　　从一八五零年“ 金田起义”起，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大败清军，不久就攻占武汉三镇，随后沿江挥师东下，在一八五三年三月攻克向有虎踞龙盘之称的南京，并在此定都，改称“天京”。定都天京之后，虽然太平军的北伐失利，但其他军事行动却胜仗连连，尤其是一八五六年春夏，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在江西，太平军控制了全省五十二个州府；在湖北，西征将士保卫武汉，打退清军一次次围攻；更重要的是在天京外围，太平军先后击溃长期直接威胁天京的敌“江北”、“江南”两个大营，天京终于解围。但就在这时，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的权力之争终于爆发，发展到血洗天京的地步。“天京内讧”使太平天国由盛转衰，成为它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洪杨矛盾由来已久，与太平天国“政教合一”的体制有极大关系。洪秀全早年自视极高、抱负极大，但偏偏屡试不中，在失意、彷徨、痛苦和憎恨中于一八四三年与冯云山等创立“拜上帝会”。洪秀全从一些基督教小册子中得到启示，认为只有创造万物、主宰一切的上帝是唯一真神，其他一切人们所崇拜的对象都是“邪魔”，必须斩尽杀绝。他宣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天兄耶稣之弟，受上帝之命下凡“斩邪留正”。不久，他与冯云山来到偏僻的广西山区传教，信者甚众，准备发动起义。但就在紧张准备起义之时，冯云山却在一八四八年初被捕，洪秀全急忙奔走营救。拜上帝会一时群龙无首，会众发生混乱，面临分裂瓦解。这时，以烧炭为业的杨秀清急中生智，利用当地流行的代鬼传话习俗，忽然口哑耳聋，不吃不睡，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怒责动摇分子，要广大会众遵守天父之命跟“万国之主”洪秀全斩妖杀魔。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以天威神力稳定了众心，对维系拜上帝会组织起了重要作用。

　　洪秀全营救冯云山归来后，肯定了杨秀清在关键时刻挽救拜上帝会的功绩，承认他“代天父传言”的合法性，承认他受天父特差下凡的地位。这样，太平天国就出现了“一朝二主”的现象。在政治上，洪秀全是天王，是一国之主，位极人臣，称“万岁”；杨秀清是东王，位于洪下，称“九千岁”，洪、杨是君臣关系。但在宗教神权上，洪只是皇上帝次子，而杨却是皇上帝（天父）的代言人，在神权上杨秀清的地位反高于洪秀全，实际剥夺了洪秀全是上帝在人间唯一代表的资格。由于太平天国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体制，所以这实际上成为对洪秀全在现世权力来源（合法性）的潜在挑战。因此，这种政治上的君（洪）臣（杨）关系和宗教上的父（杨）子（洪）间的矛盾，使洪、杨关系一直十分微妙，为以后的分裂埋下伏笔。由于杨秀清有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在永安建制封王时杨秀清被封为东王，而且“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地位高于其他各王，仅在洪下。不过，由于在神权上杨高于洪，在战斗中杨曾屡次以“天父下凡”鼓舞士气确有实效，所以杨秀清常以“天父下凡”的名义斥责洪秀全，洪秀全虽知这是骗局，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假戏真做，因为神话一旦被揭穿，连自己也被否定。定都天京之后，洪秀全闭在深宫，耽于享乐，荒于政事，杨秀清更是不可一世，屡为无谓小事斥责、羞辱洪秀全，借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如一八五三年十二月杨秀清曾以洪秀全虐待宫内女官为由，赶到天王府当众怒斥洪秀全：“尔有过错，尔知么？”洪秀全立即下跪回答：“小子知错，求天父开恩赦宥。”杨继续怒喝：“尔知有错，即杖四十。”众人一再替洪求情，杨仍下令杖责，直到洪秀全俯伏在地表示愿意受杖才算罢了。有时深夜杨秀清并无要事突往天王府，因朝门紧闭数重，洪秀全迎候稍迟，杨秀清就以天父之名要怒杖洪秀全，洪只得跪求：“求天父恩赦小子迟延之罪！”对天王尚且如此，杨秀清对其他诸王大小官员更是任意打杀。久之，形成许多重大战略和政策都由杨秀清决定，一些典章制度也由他改定，大权由杨总揽的局面。一八五六年八月，天京外围敌人威胁解除不久，实权在握的东王杨秀清又假托天父下凡，将天王洪秀全召到东王府，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只得答应：“东王打江山，亦当万岁。”杨又逼问：“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又回答说：“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万岁。”

　　这样，潜伏已久的洪杨矛盾不能不迅速激化。面对杨的步步紧逼，洪秀全急忙密诏正在江西作战的北王韦昌辉、在丹阳作战的顶天侯秦日纲立即率部回京诛杀杨秀清。九月一日深夜，韦昌辉率精兵三千赶回天京包围东王府，冲入卧室，将熟睡中的杨秀清杀死。而后血洗东王府，将府中其他官员、卫兵、杨的亲属、仆役等无论男女老幼，全部杀尽。杀戒一开便难封刀，韦、秦之部又滥杀无辜，仅九月四日就屠杀已放下武器的杨秀清余部五千人，一个多月下来共杀两万余人，甚至婴幼儿童也不能免，天京城内一片恐怖。

　　正在湖北战场的冀王石达开听说天京内讧急忙赶回，想要制止韦、秦滥杀。但此时韦昌辉已杀红了眼，不但不听规劝，反而要杀石达开。石达开闻讯慌忙逃出天京，结果，韦昌辉将石达开留在天京的家属满门抄斩。逃出天京后，石达开从湖北调回所部四万精兵攻入天京，斩杀韦昌辉、秦日纲。

　　经过天京事变，石达开成为众望所归、辅佐朝政的理想人物。但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事变之后，洪秀全对人更加猜忌，只重用洪氏兄弟，处处防备、排挤、打击、限制石达开。石达开忍无可忍，最后率大批精锐部队出走，六年后终在大渡河被清军围歼。天京内讧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而且，“天父”“天兄”自相残杀，神话开始受到质疑，信念开始破灭，太平天国的基础开始动摇，预示着以后的失败。

 

　　“龙廷”还未坐稳，“自家兄弟”就如此互相屠戮，当非偶然，而是腐败空前所致。

　　在封建社会，反抗统治者压迫的农民战争当然是正义的，但最终却不可能建立一个超越封建专制的特殊政权。太平天国也不例外，早在一八五一年三月，金田起义不久，洪秀全就登基称天王，年末在永安下诏分封五王。在洪秀全旨准颁行的《幼学诗》充满“生杀由天子”，“王独操威柄”的帝王思想。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的皇权专制、等级制度更是恶性发展。与历代封建皇帝一样，洪秀全本人也以“朕”自称，经常告诫臣民“天下万国朕无二”，“朕乃天父上帝真命子”，自比“太阳”、“日头”，臣民遇见天王必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真命天子”当然是世代相传，“爷哥朕幼坐天国”，“父子公孙永作主”。不仅天王世袭，各王也都世袭，从高官到基层官员如两司马也世袭，“世食天禄”“累代世袭”，打破了以往封建统治者只袭爵位不袭职位的惯例，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到了后期，洪秀全不顾汹汹群情，给无功、无才、无德的洪氏族人大肆封王，引起他人强烈不满，互相攀比，纷纷要求封王。结果，后来总共封了两千七百多“王”，形成了一个极其强大的特权阶层，大大加重了平民百姓的负担。

　　太平天国的封建等级之森严，也是史所罕见。早在 永安建制时就明确规定“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严”，君臣上下之间称呼、服饰、舆马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违者要受到严惩。官员朝见天王时必须下跪三呼万岁，见王爵则要下跪三呼千岁。天王出行乘六十四人抬大轿，东王乘四十八人抬大轿，连基层小官两司马也乘四人抬轿。诸王出行有盛大的仪仗队，所有官民都必须回避或跪道旁高呼万岁或千岁，倘有继续步行者则斩无赦，一些高官也因此受到严惩。

　　自天王以下，王与各级官员的生活也非常腐化，刚刚入城一个月，敌人威胁还未解除，就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天王府。天王府以原两江总督署为基础，向外扩展十里，每天征用万余民工，拆毁民房万余间。宫中金碧辉煌，重殿叠宇，象征九重天庭。金龙殿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光彩夺目。宫中珍宝无数，在外征战的太平军将领一直源源不断将各种奇珍异宝运到天王府。天王所用王冠、浴盆、夜壶等许多器皿俱以金造。东王府也同样富丽堂皇，尤其是所藏珍宝，竟超过了天王府。直到后期，大兴土木之风一直未息，如忠王李秀成驻在苏州，一直与敌紧张作战，但忠王府之豪华也令人叹止，据说仅次于天王府。直到 苏州城陷前夕仍一直动工，连后来进占苏州的 李鸿章都惊叹“真如神仙窟”、“平生所未见之境也”。其他各王都纷纷修造自己的王府，驻在外地诸王在天京都另建有王府，如李秀成、陈玉成都在天京建有王府。

　　封建帝王的后妃制度也为太平天国所继承，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永安建制时，洪秀全就有三十三个“王娘”，到天京后有八十八个“王娘”，经常挑选民间秀女入宫，连九岁的幼主 洪天贵也分了四个“幼娘娘”，诸王过生日都要选送美女。与高官的淫欲无度、耽于女色相反，太平天国对下层和百姓实行的却是严格的禁欲政策，家庭被解散，夫妻分住男行女行，只有经过允许，才能过“夫妻生活”，否则要受到严惩。

　　与领导人的严重腐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太平天国在所占地区实行的却是一种近于严酷的统治管理，其特点是把军事化组织管理模式推广到民间、社会，其社会结构是以军事组织为核心的军事、政治和社会一元化。从中央到地方，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武职官员，在县以下的地方，其基层组织单位是“两”，每25家为一“两”，由“两司马”管理。两司马之上设有卒长、旅帅、师帅、军帅、监军、总制等官职，总制管一郡，相当于清朝统治时期的府。一个县约分五军，一军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每家出一人为伍卒，组成一军，寓兵于农，“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由于土地归公，所以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除留口粮外，一切都要上缴，由两司马支配，甚至农民的生活也要受两司马的监督和支配。这种政策遭到农民强烈抵制，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在所控城市，太平天国更是强令推行“军事共产主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解散家庭。如进入 武昌后，就把居民按性别年龄分馆居住，开始以十人为一馆，后来以二十人为一馆，有专人管理。定都天京后，完全废除私有制，按性别把居民分别编入男馆女馆男营女营，夫妻不得同居，居民原来的财物全部没收归“圣库”，生活必需品由圣库按定额供给。六十岁以上老人和十六岁以下儿童入“牌尾馆”，男性青壮年则住“牌面馆”，其任务除参加战斗外还从事体力劳动，有手工业技能者进入诸营与百工衙，天茶衙、豆腐衙、酱人衙……在监管之下从事集体生产劳动，产品不经过市场交换直接入圣库分配，生产者除按定额分配的吃、穿外也别无报酬。按照“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一切私营商业资本全被没收，个体小商贩也不例外，“铺店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经商所获利润全部上缴圣库，商业实际被完全废除。女馆则不分年龄，在监管之下参加各种诸如抬砖运瓦、收割拾柴一类的劳动，善女红者则编入锦秀营。丈夫到女馆探妻只能在离门数步之外问答，而且声音必须洪亮，让大家都听见，以防说“私房话”。这种把社会变成“大兵营”的做法完全违背常理，遭到各式各样的抵抗，生产受到破坏，物质极度匮乏，粮荒日益严重。为保证这些政策的贯彻实行，执政者只能用重典施严刑，把苛刑重罚作为治国基本手段，结果是滥施刑罚，人人自危。

　　从杖责、鞭笞到熨斗烙背、跪火链、缠火链、斩足、挖眼等等，死刑有斩首、五马分尸、点天灯、凌迟等等。如燕王秦日纲的牧马人因见杨秀清的“同庚叔”没有起身失礼，被这个同庚叔怒打二百鞭后又被杨秀清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秦日纲被杖一百，掌管刑部的翼王岳丈 黄玉昆被杖二百。有次参护 李凤先路遇兵部尚书 侯谦芳时没有让路也被处死。盛夏时天京酷热难当，男营女营中都有人因头上生疮或生虱而剪发，结果被指为“通妖”，被施以腰缠烧红铁链或用烧红铁千刺入股内的酷刑。百工衙内的工匠如果争吵斗殴、逃走被捉甚至寄宿他馆都要被斩首处死。有的妇女被怀疑出外与丈夫“野合”受孕，结果竟被剖腹查孕。百姓若有藏金一两、银五两者斩，藏有儒、释、道著作者斩……滥施酷刑，必然怨声载道。太平天国的理想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主有所运用”，“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要实现这种理想，只能承认要有一个至高无上、公正无私、洞察一切的“上主”来“分配”，这种公正、平等，实际却是更不公正更不平等，因为“主权者”不受任何监督制约，有权任意“运用”圣库的公共财产，这必然要走向腐败。在那种没有任何私人财产的“兵营”式社会中，个人最基本的生存用品都完全依赖权力者分配，因此没有任何自由，社会没有活力，更没有创造性，而且，军事化社会的等级更加鲜明、森严。

 

　　太平天国的理想不能说不真诚，但实践的结果却不能不与自己的理想恰相反对。按照一种人工设计的社会模式来建构社会是危险的，设计得越细，危险性越大──《天朝田亩制度》明文规定每户只能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在人类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乌托邦实验确实罕见，或许，这便是太平天国更深远的意义所在。

 

　　1856年9月1日深夜至次日凌晨，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带兵包围东王府，杀害东王杨秀清及其家眷后，又剿杀东王部下两万余人，这就是“天京事变”。

　　“天京事变”的具体起因有两说法。一说主要源于《李秀成自传》，“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到东王府封其万岁”。1856年8月 22日，杨秀清自称“天父附身下凡”，召洪秀全到东王府“代天父传言”，封杨为万岁。洪秀全假意承诺并约定9月23日杨之生日举行正式晋封大典，其后密诏韦昌辉等回天京救驾。此说较为流行。

　　另一说法来自《石达开自述》，认为杨秀清没有“逼封”之举，而是天王自愿封存的：“杨秀清性情高傲，韦昌辉屡受其辱。七年，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韦昌辉率兵剿杀杨秀清及其部属，有没有按洪秀全“密诏”旨意行事？还是自行其事？这也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韦昌辉“奉旨”行事可能性较大。洪秀全对于杨秀清居功自傲早有厌烦之意，当到了不能忍受地步，密谋武力解决在所难免。如果没有洪秀全“密诏”和安排，韦昌辉是难以带领3000兵毫无阻碍地进京，并迅速包围东王府袭杀杨秀清的。

　　还有人认为，“天京事变”完全是韦昌辉欲取代杨秀清而发起的一场兵变。韦昌辉在江西连连失利后，为免遭惩处，率3000兵马入京向洪秀全求情，洪让韦到东王府听从杨秀清发落。韦昌辉断定杨不会轻饶自己，为避再次被杨羞辱，加上觊觎杨秀清权位已久，就先下手为强。密诏无人见过，其他人对洪秀全“密诏”只字未提，只有韦昌辉一人“以诏令将卒”。以他阴险狡诈的为人，伪造密诏不无可能。传“密诏”有三：一为上述的“诛杨”密诏；一为“惩罚韦昌辉”密诏，实为诱骗杨秀清部下前去观看，而围杀之；“悬赏捉拿石达开”密诏，则是逼石离京，以达到韦昌辉在天京一手遮天的目的。

　　“天京事变”后，韦昌辉大开杀戒，有数万太平军将士在这场劫难中丧生。石达开闻讯赶回，责怪韦杀人过多。韦竟暗召其党企图杀石，好在石达开对韦有防范，早已深夜离城而走。韦昌辉感到“石必仇我”，就包围翼王府，杀害石达开母妻子女及亲兵数十人后，向天朝宫殿发起火攻。洪秀全率宫中女兵与之对垒，乔装翼王旗号追北王部队，并包围北王府，杀其妻小。韦昌辉亦被杀死，一说是在内桥栅口被军民发现后暴打惨死，一说为生擒后被肢解后，将首级送至石达开军营。

　　“天京事变”直接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由兴盛转为衰落。洪秀全没有能够全面分析总结这次变乱的根本原因，只是片面地吸取教训，封两个哥哥为王，挟制总理朝政的石达开，进而剥夺石的辅政之权。1857年6月2日，石达开离开天京，脱离洪秀全“远征”，最终，1863年在四川全军覆没。

　　“天京事变”韦昌辉肯定难辞其咎，那么洪秀全、杨秀清包括英勇悲情的石达开，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重重迷雾有待专家拨开。

　　公元1856年，正当太平天国不断取得对满清政权的胜利，并向全国范围推进之时，在天京却爆发了决定太平天国命运的“天京之变”事件。从此，太平天国走向覆亡之路。

　　我们若对太平天国的历史作一番考察便知，“天京之变”的发生，并非偶然：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以谋取最高权力，洪秀全为维护其最高权威令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杀杨秀清，正是其主要动因。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出身于“世以种山烧碳为业”的贫苦农民家庭。早在1845年，在冯云山的引导下，他参加了由洪秀全创建的拜上帝会。由于其出色的政治组织才能，迅速成为拜上帝会的一个重要核心人物。

　　1851年1月11日，杨秀清和洪秀全等，组织发动了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同年3月，洪秀全称天王，杨秀清功封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12月，晋爵东王，称“九千岁”，其他诸王皆受其“节制”。1853年3月29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杨秀清受命主持朝政，从此他“众权独揽”，“一切专擅”，成为当时太平天国实际最高负责人。史载，彼时庞大的东王府，成了太平天国真正的最高决策机关，所有的事物均在那里集议，然后再启奏天王，而天王无不照例批准。

　　1856年8月，因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并“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天王与东王之间的权力之争，日趋激化。

　　不仅如此，大权在握的杨秀清，理政期间飞扬跋扈，盛气凌人，以致于诸王亦“积怨甚多。”北王韦昌辉则“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

　　韦昌辉也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之一。他于1848年加入拜上帝会，不久成为中坚，与洪秀全，冯云山结为兄弟，称天父第五子。金田起义后，韦昌辉任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封北王称“六千岁”。天平天国定都南京后，韦昌辉的地位仅次于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但他对大权在握的杨秀清，素怀不满。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洪秀全，杨秀清和韦昌辉这“三角关系”的权力斗争中，盖由“天父下凡”和“天王密诏”之事件引发。

　　杨秀清和韦昌辉之间的权力斗争，公开化于1856年的“天京之变”。

　　考察1856年上半年的军事形势，对太平天国甚为有利：3月，太平军攻克吉安，抚州。4月，陈玉成率兵援救镇江，与守军内外夹击，大破清军，镇江解围。同月，太平军由镇江渡江，直指扬州，清“江北大营”望风而逃，太平军再克扬州。6月，太平军击溃清“江南大营”，向荣部败退丹阳，天京解围。

　　然而就在此时，太平天国领导层的权力斗争，已呈白热化之势。

　　1856年9月1日夜，北王韦昌辉接到天王洪秀全的密诏后，亲率3000部众从江西前线赶回天京。翌日凌晨，韦部突袭东王府，将东王杨秀清极其家属全部杀戮，随后血洗京城。在这场骇人听闻的“天京之变”中，数万太平军将士倒在血泊之中。

　　至于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权力斗争之渊源，则应追溯于数年前的“天父下凡”事件。

　　1848年1月，拜上帝会的重要领导人冯云山，被团练逮捕入桂平县狱。正在贵县的洪秀全闻迅，急往广州筹策营救。身处紫荆山区的拜上帝会，顿时陷入群龙无首之困境。同年4月，杨秀清利用浔州一带流行的“降童”迷信，假托“天父下凡附体”，以安众心。俟洪秀全从广州回到紫荆山区，不得已确认了杨秀清拥有“天父下凡附体”，“代天父传言”的权力。

　　也许，在洪秀全看来，杨秀清当时假托“天父下凡”，是一种聚合人心，振作士气而对清斗争的手段。因为，在1848年10月，萧朝贵也曾假托“天兄耶酥下凡”。同样，在是年的冬天，洪秀全本人也曾假托“上帝下凡”痛斥过孔子。此外，早在1837年的4月，洪秀全参加广州科举考试，得病回家。卧病四十余天，病中连呼“斩妖”。事后，他声称：曾升天见到了“上帝”，“上帝”命他下凡救世，诛灭妖魔（指满清政权）。就是说，在1851年底以前，无论是杨秀清的假托“天父下凡”，还是萧朝贵的假托“天兄耶酥下凡”，乃至于洪秀全的假托“上帝下凡”，都是为反清政治目的服务的。

　　然而，到了1851年底，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是年12月17日，天王洪秀全在永安发布了《封五王诏书》。其诏书云：“……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朝。以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至此，东王杨秀清已是太平天国的第二号人物。

　　1852年5月，太平军北向攻全州，南王冯云山中炮受伤，6月因伤重牺牲。同年10月，太平军攻长沙，西王萧朝贵牺牲。此时，五王已去二王，东王杨秀清在太平天国的地位扶摇直上，大有压倒天王洪秀全之势。洪秀全未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为了太平天国的事业（实质是为了他个人的最高权力），他惟有暂且“忍辱负重”而求时变？

　　1853年3月20日，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同年三，四月间，清钦差大臣 向荣与 琦善，分别在天京城东孝陵卫，扬州城外建“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对天京形成合围之势。5月，洪秀全派林凤祥，李开芳率兵北伐，目的是进攻北京。又派胡以晃，赖汉英率兵西征，目的是夺取天京上游安庆，九江，武昌三据点。

　　就在太平天国的事业达到高潮之时，同年12月，发生了东王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权责洪秀全事件。如果说在此之前发生的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是为了安定众心，共同对清斗争的话，那么，此时则无疑是他对洪秀全最高权威的一次公开挑战。于是，当至高无上的“上帝”降临人间之时，杨秀清也就成了太平天国的最高权威，无论是作为上帝次子的洪秀全，还是太平天国任何其他领导人，都不得不跪在他面前恭听圣旨。无庸置疑，此时太平天国领导层的权力斗争，已是未雨绸缪。

　　对杨秀清而言，自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其个人权威思想日益膨胀。所以，当他运用“天父下凡”来处理太平天国领导层的矛盾和事务时，这种方式显然就成了他追求个人权力，地位的工具。

　　综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的历史可知，权力崇拜欲，可谓渊源流长，根深蒂固。因为，谁占有权力资源，便“富”且“贵”焉。

　　从历史文化的背景看，传统的中国文化乃是农业社会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父系家长制的宗法关系及宗法等级制度（即以君王为自尊无上的封建专政等级制度）。

　　太平天国乃是政教合一之政体。宗教上，洪秀全是教主（曾自称他和耶稣同一天登位为天国之主）；政治上，他则是国君，称“万岁”。因此，身居东王高位，称 “九千岁”的杨秀清，在政治上与洪秀全仍是君臣之分。然而，在宗教神权上，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杨秀清却是天父的代言人，这就使得杨秀清俨然是太平天国的最高权威。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这二元化之奇特现象，显然同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截然对立。

　　在从社会阶层的构成特点看，太平天国主要由广大的农民阶层构成。由于农民阶层中的自私，保守，狭隘心理，目光短浅等特点，要把这些千万个分散的农民聚集在一起，唯一的办法，只有借助于神的号召和封建家长制的统治。如据《天平日记》载，洪秀全在病中升天，上帝赐他一柄宝剑和一方玉玺，作为他“斩妖”的武器，上帝又教给他朗诵了一些诗，这是他“奉天诛妖”的凭据。再则，洪秀全在1861年3月颁布的《改国号诏》中要求，“普天一家尽归”天王一人领导，并称之为 “万古之纲常”。

　　同样，尽管洪秀全在其 《原道觉世训》开篇伊始就宣称“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然而，太平天国初期所倡导的“平等”观念，乃是根源于落后的，孤立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事实上，它已逐渐被封建的等级专制观念取代。平日里平起平坐“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的“兄弟”，最终还是按上下尊卑来排列。而这种排列，均是以权力的大小为标准。因此，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宗教上的父子关系，使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关系，不仅变得十分微妙，而且对洪，杨二人争夺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的影响，至为重要。

　　因而，杨秀清拥有假托“天父下凡”的权力，必然会加剧洪，杨二人之间的矛盾。为解脱困境，洪秀全惟有企图通过韦昌辉来抑制杨秀清的骄横，才有出路。为了维护自己的“一国之主”，“君权神受”之最高权威，洪秀全以“天王密诏”形式令韦昌辉诛杀杨秀清而酿成“天京之变”血案，乃是顺理成章。

　　先看以下几则材料。

　　据 王定安 《湘军记》载：“……秀清招饮，昌辉戒备以往，即席刺之，……乃令于众曰：‘东王谋反，吾阴受天王命诛之。’”

　　又据 罗敦融 《太平天国战记》载：“……秀全深自危，啮血书诏，召北王韦昌辉入卫。韦昌辉与秦日昌领精卒，五日驰至，夜深叩水西门，卫不纳，曰：‘无东王令箭，城不启。’韦昌辉怒曰：‘吾奉东书，汝辈敢阻？’卫士惧，乃纳之。至秀清府，守者拒焉。昌辉夺门，卫士殊死战，昌辉大呼奉诏讨贼，顺才释勿罪，渐散去。昌辉逼秀清卧内，系之以献，族其家。”

　　再据 李圭 《金陵兵事汇略》载：“北贼探伪诏出，言：‘天王有诏，秀清谋逆，希僭大号，众共殛之。’”

　　综合以上几条材料，虽然在细节上并非都可以相信，但我以为，大体上可以看出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杀杨秀清的大致情况。

　　不过，也有人认为，迄今为止天平天国文献中，并未留下天王密诏有关内容的记载，因而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杀杨秀清是“不符合事实，不可靠的”。据此，亦有韦昌辉伪造天王密诏一说。

　　其实，有关“天京之变”的真相，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至今也不是十分清楚。我以为，虽然“天王密诏”内容在太平天国的文献和高级领导人留下的材料中，没有相应的记录，但并不等于它不存在。因为既然是密诏，无疑属于最核心机密，对外也无必要正式宣布。同样，韦昌辉奉有密诏，当然以秘密回京，发动突袭为宜。

　　我们再具体地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一是若洪秀全无诛杨密诏，恐怕韦昌辉也无此胆量。切记，当韦昌辉率部闯入东王府之时，乃是“理直气壮”地“大呼奉诏讨贼”。再则，如无天王密诏，洪秀全为何始终未出来澄清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事后洪秀全曾遣人谕韦昌辉曰：“我本无杀渠意。”看来，洪秀全的确给韦昌辉下达过密诏。

　　二是韦昌辉既然是奉天王密诏勤王，不诛杀杨秀清，又何来勤王之举？因为从历史上看，历代发生的勤王事件，大抵以流血为代价。

　　三是尽管事后洪秀全曾指责韦昌辉“杀人太多”，但他对于所谓“矫诏”大罪则闭口不提。

　　四是对“天京之变”发生的前兆或曰蛛丝马迹，洪秀全岂会充耳不闻？事实上，他采取了听之任之，不予制止的态度。对此有人认为，洪秀全是无力制止。理由是他虽贵为天王，却不能直接指挥太平军，更没有自己的直属部队，所以他对韦昌辉的所作所为，无能为力。我却不以为然。其实，洪秀全不是无力制止，而是制止不力。或曰他不是无法制止，而是没有制止。问题的关键是，洪秀全极有可能在暗中操纵了这场阴谋（李圭在《金陵兵事汇略》中就记载天王的妻子赖氏曾设计除东王一事）。

　　最后的结论是：洪秀全为维护其最高权威，假借韦昌辉之手诛杀杨秀清，而后又杀韦以灭口。是故，洪秀全实为“天京之变”之罪魁！

　　史载：

　　1856年11月，洪秀全下令处死韦昌辉。12月，太平军溃败于武昌，汉阳失守。

　　1857年6月，石达开率兵十万，离开天京。7月，清重建“江南大营”，进犯天京。12月，镇江，瓜州，浦口失陷，天京被围。

　　1864年5月，太平天国之江，浙重要城镇尽失，天京孤立无援。6月，天王洪秀全服毒自杀。7月19日，天京失陷，天平天国覆亡。

　　总而论之，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和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杀杨秀清之事件，为我们探求“天京之变”的真相，无疑提供了某些历史依据。

　　如果说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是洪，杨之间权力斗争的导火线，那么，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杨而导致的“天京之变”血案，不仅意味着洪，杨，韦权力三角关系的彻底解体，同时也标志着太平天国由盛变衰，最终走向了覆亡之路。

　　或曰：“权力腐败人心。”“绝对权力而失天下。”信哉！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所以，一百多年来，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一直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在天京事变中，一个绝大的事件是东王杨秀清为北王韦昌辉所杀。关于杨秀清被杀的原因，多年来，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一直在探讨、争论，大多数学者均认定，杨秀清之所以被杀，乃系其逼封万岁所导致，并将这一定论写进了中学历史课本及很多大专院校历史教材。近年来，不少论者对杨秀清逼封万岁事件提出质疑，有的甚至说逼封万岁“不过是道听途说的传说，不是历史事实”。笔者通过对逼封事件持反对意见的论者的论点进一步研究，并对逼封事件再次加以考证，认为逼封事件确是事实，无庸置疑。兹特抒管见，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众所周知，天京事变是一场权力之争，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据《天父天兄圣旨》记载，早在紫荆山时期，拜上帝会领导集团内部即已存在着矛盾，定都天京后，杨秀清集神权、军权、政权于一身，更加专横跋扈，为所欲为，竟发展到对天王洪秀全也要借天父下凡进行“杖责”的严重程度，从而使洪、杨矛盾加深，埋下了洪秀全遣韦杀杨的种子。

　　可是，对逼封事件持反对意见的论者有的却认为，杨秀清对洪秀全进行杖责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杖谏”收到了完满的结果，以此说明此事和杨秀清被杀无关。诚然，定都天京后，洪秀全开始堕落腐化，不理朝政，过着封建帝王的腐朽生活，是应当指责的。但是，“杖谏”却大大超过了指责的范围，“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故意贬低洪秀全，提高自己的威信。而杨秀清自己在生活和作风上又怎样呢？众多史料证明，东王不仅妻妾成群，而且“充塞其王府以天下的奇珍异宝，穷奢极欲；那里有最佳的洒，西洋乐器。总之，他心有所欲，如在太平天国境内，即无不如愿以偿。”（禅治文：《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记实》、转引自《全史》（中）第1354至1355页。）对下属专横已极，任意打骂杀戳。他在生活上的奢侈腐化，作风上的专横霸道，较洪秀全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却借天父“传言”，对有过失的洪秀全进行杖责。而洪秀全为什么对杨的杖责采取“完全容忍的态度”，甚至称赞杨的谏言是“金玉药石之语”呢？具体分析当时洪秀全所处的社会环境就能找出答案。首先，太平军的北伐，西征尚处于激烈的争夺阶段，敌我矛盾大于内部矛盾。其次，虽然洪秀全深知杨秀清有篡权夺位的野心，但洪秀全仍得到天国诸王及非东府文武官员的拥戴，维持着太平天国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其天王宝座尚未动摇。还有，杨秀清三权在握，实力雄厚，迫使洪秀全必须忍气吞声，暂作让步。所以，洪对杨的杖责持“完全容忍的态度”纯粹是一种假象。把这种假象看成是洪杨君臣之间已“达成谅解”，认为杖谏“收到了完满的结果”，是不能使人信服的，而且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因随着杨秀清的专横霸道和权欲的增长，他与洪秀全、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陈承镕等的矛盾却不断加深，这在天京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并为敌细作探知，预测“似不久即有吞并之事”。（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Ⅲ，第48页。）

　　1856年夏，随着西征前线和天京破围战的辉煌胜利，太平天国进入全盛时期。杨秀清把这些胜利都归功于自己，头脑更加膨胀，认为篡夺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的时机已到。几经策划，把他视为夺权障碍的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调离天京，分别打发到江西、湖北、苏南督师。接着，便于8月14日（丙辰年七月初九日）“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Ⅱ，第791页。）直接威胁到洪秀全的统治地位。于是，洪秀全一面采取以退为进的缓兵之计，爽快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一面“遣腹贼至江西调北贼韦昌辉回金陵”（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太平天国》Ⅳ，第640页。）诛杀杨秀清。韦昌辉接密诏后挑选三千精兵火速赶回天京，在忠于天王的武装接应下，于9 月2日凌晨袭杀了杨秀清及其全家。天京事变终于在逼封事件十八天后爆发了。

　　可是，有些对逼封事件持反对意见的论者却认为，导致杨秀清的被杀，不是逼封事件，而是杨秀清在丙辰年七月初九日（1856年8月14日）代天父下凡宣布“秦日纲邦妖，陈承傛邦妖，放火烧朕城矣，未有救矣”的这一事件。他们分析认定：“邦妖”就是叛变，是非同小可的重大问题，在此情况下陈承傛联络韦昌辉与秦日纲，并伪造密诏，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杀掉了杨秀清，制造了天京事变。然而，此时韦昌辉、秦日纲却远在江西、苏南前线督师，陈承镕在天京怎能联络韦、秦，伪造密诏而袭击杨秀清呢？他们仅凭洪秀全在靖难之时将韦、秦、陈三人一起处死，便认定杨秀清宣布秦、陈“邦妖”事件是其被杀的诱因。而事实上，是杨秀清被杀后，三人结成死党，妄图取代东府集团，与洪秀全发生尖锐矛盾而被处决的。此外，他们在论证陈承镕在事变中是一个神秘人物时，主要依据是《镇江与南京》、《东王与北王内訌事件始末》、《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訌事件详记》等几篇文章记述的史料。可是，这几篇文章都是根据自诩为天京事变“目击”者的北爱尔兰水手肯能提供的口述写成。而肯能所述是否可靠，是很值得怀疑的。大量的考辨材料证明，肯能很多所谓的目击材料纯属胡诌，是十足的慌言。因此，他们对陈承镕这一认定的可靠性，就不言而喻了。所以，那种认为导致杨秀清被杀的原因，是由于其宣布秦日纲、陈承傛邦妖事件，是不能成立的。

　　值得注意的是，持此种观点的论者所言杨秀清代天父下凡宣布秦、陈邦妖事件的时间与现存《天父天兄圣旨》中有一份记录洪秀全御架至“九重天府”（东王府）听诏的时间都在同一天，即丙辰年七月初九日。而两封诏书的内容迥异。就是说，当日天父曾两次下凡宣诏。现存《天父天兄圣旨》系王庆成同志近年从英国访得，其真实性为史学界公认。如果当日天父只下凡宣诏一次，显见杨秀清代天父下凡宣布秦日纲、陈承傛邦妖之说纯属捏造，因而认定此次事件导致杨秀清被杀的论点就不能成立。若当日天父曾两次下凡宣诏，内容分别记入两封诏书里，则杨秀清代天父下凡宣布秦、陈邦妖便确有其事。前已论证，它也并非是杨秀清被杀的诱因。相反，把这同一天天父宣布的两份诏书内容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不仅进一步否定了前一说，而且有力地证明逼封事件才真正导致了杨秀清的被杀。

　　现存《天父天兄圣旨》中，有一份天父诏书记录了丙辰年七月初九日洪秀全御驾至“九重天府”（东王府）听诏，而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天王御驾亲至东王府仅此一次，所以，有的学者考定这就是杨秀清逼封万岁的那一次，事后，仅过了18天杨秀清就被杀了。这一认定，笔者认为是很有道理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就在逼封万岁的当天，杨秀清又代天父下凡宣布秦日纲、陈承镕邦妖。杨秀清此举的目的，除了打击秦、陈，为其篡权夺位扫清障碍外，无非是警告他们二人不要帮助洪秀全，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因为秦、陈是邦妖的罪人。但杨秀清必竟尚未取得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且与其有尖锐矛盾的韦昌辉、石达开等尚拥兵在外，所以，他虽然宣布了秦、陈“邦妖”，但尚不敢对秦、陈采取贸然行动。而洪秀全却因此进一步看清了杨秀清的真实意图，认识到与杨秀清的矛盾已没有调和的余地，除了对杨严加防范外，断然决定密诏韦昌辉等回京谋杀杨秀清。此事绝不是偶然或巧合，而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逼封事件持否定态度的论者认为：如果确有逼封事件，为什么太平天国官方文书对此从未作过记载？就连专门记录天父天兄诏令的《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天父下凡诏书》等也没有一个字的记载？《李秀成自述》中虽有记载，但它是经曾国藩篡改过的，其真实性值得怀疑。地主阶级文人对此记述倒不少，但他们都是太平军的敌对分子，这种极端仇视太平天国革命的立场决定他们是不可能正确反映太平天国的实情的。因此，逼封事件是不存在的。笔者认为，首先，太平天国官方文书对逼封事件从未作过记载并不能否定逼封事件的存在。因这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一场大规模的自相残杀，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不值得永载史册。其次，天京陷落时天王府被焚，使太平天国的文书档案化为灰烬，无从考查。至于逼封事件为什么在专门记录天父、天兄诏令的《天父下凡诏书》、《天父天兄圣旨》里也没有记载呢？众所周知，早在紫荆山时期，杨秀清就掌握了神权，后又三权在握，为所欲为。其为天父“代言”之真伪，他自己、洪秀全及太平天国诸王人人心中有数，真乃“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是，当时谁又能戳穿其真象呢？假若戳穿了又意味着什么呢？因此，若逼封事件记录入《天父天兄圣旨》、《天父下凡诏书》，无异于记录了杨秀清篡权夺位的阴谋活动，成为历史罪证而遭后人遣责。故逼封事件在杨秀清控制下的《天父下凡诏书》、《天父天兄圣旨》里没有记载，是很自然的事。关于丙辰年七月初九日的天父诏书中记录的：“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十四字，不少论者认为这是说明“逼封万岁”之说不能成立的最有力的反证。殊不知，这十四字只不过是杨秀清为掩盖其篡权夺位的野心而进行敷衍、搪塞的托词罢了。次之，关于曾国藩篡改《李秀成自述》问题，笔者认为，天京事变时，李秀成已官至地官正丞相，在石达开出走后，又擢升为副掌率直至封为忠王，与陈玉成同为太平天国后期军事上的两根台柱，主持天国军政。根据他的身份和地位，他对天京事变的内情决不会不了解而信口开河。故其自述亦是较为真实可靠的。但《李秀成自述》是否篡改过还值得商榷。退一步讲，即使曾国藩对它进行过篡改，亦只能在李秀成投降变节，何清廷乞求宽恕及对曾国藩奉承、献媚，愿效力赎罪等方面。至于对李秀成本人的经历及其对太平天国历史的记述等方面进行篡改的可能性则极小。第四，地主阶级文人对逼封事件的记述是否真实问题，应具体分析。应当看到，这方面的材料是很丰富的。如《金陵省难记略》中说：“一日，诡为天父下凡，召洪贼至，谓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贼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 张汝南： 《金陵省难记略》、《太平天国》Ⅳ，第 702页。）又如 《瓮牖余谈》亦记：“称天父下凡及群议佥同，宣称尊号状。洪逆曰，四弟功大酬轻，勤劳懋著，万岁之称，久宜顺天应人，顾得何以处我？曰，二哥当称万万岁，洪逆徉喜，许之，期以八月。”（ 王韬：《瓮牖余谈》，《洪逆颠未记》。）还有 《金陵续记》中也载：“咸丰六年秋，东王杨秀清欲夺洪秀全伪位，……于七月间，假称天父下凡，传洪逆之子不至，洪自往焉。……杨逆假天父语问洪逆云：‘尔打江山数载，多亏何人？’答云：‘四弟（杨）’。杨云：‘尔既知之，当何以报？’答以愿即加封。随出向众党云：‘嗣否均应称东王万岁，其二子亦称万岁。’众贼诺。”（ 知非子：《金陵续记》。）这些记述虽然有些出入，但有三个共同点：一是都记述了杨秀清逼封万岁事件。二是都肯定了天王亲到东王府听“天父”宣诏。三是记述杨秀清逼封万岁的时间大体一致。这与其它各种史料中有关逼封事件的记载是基本一致的。此外，在这些地主阶级文人中，如张汝南、知非子等还在天京城内生活和工作过，比较了解天国的军政情况，他们对逼封事件的记述也特别详细。虽然他们都极端仇视太平天国革命，在记述中把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者污蔑为“贼”、“逆”，把太平天国领导者的职位辱称为“伪” 位。但结合各方面的史料进行对比分析，总的说来，他们对逼封事件的记述还是比较真实的。对这些史料一概加以否定，亦是片面的和不科学的。应以谨慎的态度，综合各方面的史料，对每个具体事件加以考证、辨别、分析、综合，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有的论者根据 《金陵兵事汇略》、《瓮牖余读》等书所记，杨秀清说他封了万岁之后，洪秀全“当称万万岁”，来证明杨秀清并没有决心要取洪自代，即使有逼封事件，也不能是等同于取洪自代。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把现象当作本质。杨秀清逼封万岁其目的是要夺取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不然，其逼封万岁就没有任何意义。正因为洪秀全看出了逼封事件的实质，才断然决定密诏韦昌辉等诛杀杨秀清。

　　不少论者以杨秀清被杀之后，洪秀全不但没有一点痛恨杨的表示，宣布其僭位逼封，反而对杨表示了怀念之情，来证明逼封事件纯属子虚乌有。笔者认为，在杨秀清被杀以后，洪秀全的种种表现完全是故意制造假象，是其为自己推卸责任，转移人们视线的一种策略。洪秀全之所以这样作，究其原因无非是：其一，在杨秀清被杀以后，若洪秀全宣布了杨僭位逼封，人们自然就会将此事与杨的被杀联系起来，这无异暴露洪秀全是杀杨的主谋。其二，洪秀全此举的目的是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以掩盖自己遣韦杀杨的事实，将东王被杀的责任全部推给韦昌辉。其三，杨秀清被杀之后，洪秀全暗地里与韦昌辉合作，共同镇压东王部众，表面上却又假腥腥地表示对东王部众“以宽纵为宜”。（张汝南：《金陵省难记略》、《太平天国》Ⅳ，第 702页。）随着洪、韦矛盾的上升，洪秀全对杨秀清的悼念活动亦不断升级，以拉拢东王残余势力，求得人们对自己的谅解，共同对付韦昌辉。可见，以此证明逼封事件纯属子虚乌有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

 

　　太平天国的内讧主要原因当然是多年积累的内部矛盾和腐败所致,但内讧的导火索却是一个女人的争风吃醋,这个女人就天王洪秀全的妹妹 洪宣娇。

　　洪宣娇也是太平天国的女将领，是洪秀全的同父异母妹妹。她不仅相貌端庄秀丽,而且武功高强,枪法极准,是太平天国能征善战的女将领.

　　洪秀全的父亲洪国游共娶了三个太太，生下三子一女，洪秀全和洪宣娇分别是二姨太和三姨太所生。洪国游死后，家道中落，儿女们为谋生各分东西，洪秀全屡试不第后参加了上帝会，后来被推为教主；洪宣娇则加盟了一个流浪艺人的团伙，四处卖艺为生。在卖艺路上结识了丈夫萧朝贵,结婚后就住在了萧家.不久,夫妻双双加入了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共同参与了太平天国的革命.

　　洪宣娇凭自身条件,帮哥哥的革命事业立下不少功劳,她先后动员许多富人支持并参加革命,杨秀清,韦昌辉等都是在她的鼓动下,携万贯家财投入了洪秀全的革命队伍.

　　在洪宣娇的革命奔走中遇到这样一件事：

　　参加了上帝会的组织后，洪秀全知道妹妹为人伶俐，善于交际，便常派她外出打探消息，洪宣娇确实没让她哥哥失望，她凭着自己出色的姿容，常以浪荡女人的身份出入酒馆茶楼，与一些地方官员拉上关系，从而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消息。洪宣娇外出行事，经常在萧家落脚，在那里她认识了萧家的常客杨嗣龙。杨嗣龙是桂平地方的大财主，见萧家不知身份的女客洪宣娇常用火辣辣的眼光看他，不由地心旌摇曳，把目光也频频地投向她。这样一来二去，两人便十分熟络了，洪宣娇常拉着他一同外出搜集情报，杨嗣龙也乐于受命，慢慢地，两人双栖双飞，又伊然成了一对情人。

　　直到有一天，已在上帝会中任要职的萧朝贵因事回家时，偶然撞见了洪宣娇与杨嗣龙的好事，一时大有剑拔弩张之势。洪宣娇眼看情况不妙，赶紧使出浑身的解数，左右调停，好说歹说地解释。杨嗣龙这才知道了洪宣娇竟是大名鼎鼎的洪秀全的妹妹，自然不敢不听她的；而萧朝贵对洪宣娇的身份也不无顾忌，何况眼前的情敌又是自己家的熟客，也不好太抹面子。于是三人说来说去，最后定下的协议是到鹏化山找教主洪秀全定夺此事。

　　洪秀全定夺的结果是：杨嗣龙向萧朝贵当面致歉，萧朝贵则要表示谅解。这么一折腾，杨嗣龙自然而然也加入了上帝会。说起杨嗣龙，可算得上是个有能力的人，他凭着一身胆识，走南闯北贩卖洋货，不但挣下了万贯家产，也积下了丰富的见识和经验。洪秀全一见他就认定此人必是奇才，对自己的事业将大有助益，因此对他十分看重。杨嗣龙为了表示自己愿与洪秀全同心协心，竟比照洪秀全的名字，为自己改名为杨秀清，慢慢地竟后来居上，坐上了上帝会的第二把交椅。

　　他和洪宣娇的事虽然了结,但他内心中却一直没有放下…….

　　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大旗树立起来.洪秀全自称天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所封各王都受东王节制。

　　太平军逐渐向北发展，通过 桂林、 柳州，进入湖南境内。一路上，太平军遭到了清朝官兵的竭力阻击和围剿，虽然数度遇险，但在众将领的指挥下，总能绝处逢生。战争中，兵力损失惨重，但沿路下来，常有不满于朝廷的人马前来投奔，所以太平军的势力越来越强大。蓑衣渡口激战中，南王冯云山中炮而死；围攻长沙城时，西王萧朝贵又死于战火中，洪宣娇成了寡妇。

　　失去了丈夫的洪宣娇虽曾痛苦不堪，但很快被如火如荼的转战生活掩盖起来了。进入天京(现南京)后,一切安定下来，洪宣娇一人独主西王府，虽是锦衣玉食，但不免孤寂难耐。整日里无所事事，她便找来洋教士跟着学习西医，凭着她的聪明伶俐，很快便学成了一手高明的医术，以行医诊病消磨时间。

　　此时的杨秀清在百忙之中仍没忘记昔日的情人洪宣娇。萧朝贵战死长沙后，洪宣娇成了没有主的鲜花，可惜那时戎马倥偬，他们很少相聚,也根本没有精力顾及男欢女爱之事，一拖便拖到了今日。

　　生活安定了，杨秀清腾出精力来重新向洪宣娇发起感情攻势。洪宣娇已成了名躁一时的女医生，杨秀清便借诊病为由，三天两头把她接进东王府来。洪宣娇此时处在感情空寂的时候，正需要一个可意的男人来安慰她那颗躁动不变的心，对杨秀清本有旧情难忘，现在重新向她发生温情的召唤，她自然就象干透了的柴薪，一遇到杨秀清这昔日的情人，就熊熊燃烧起来。

　　杨秀清和洪宣娇都是太平天国中引人注目的人物，现在他们出现了旧情复燃的风流韵事，自然被人们谈论得沸沸扬扬，还有好事者将艳情报告到天王洪秀全耳中。洪秀全心中暗暗盘算了一番，认定这正可利用妹妹拉拢和牵制东王，对他地位的稳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于是向众人表明了态度：“天王与东王同是天父的儿子，天王的妹妹也就是东王的妹妹，兄妹相亲乃人之常情，交往密切也是情理中事，用不着大惊小怪。”这样一来，洪宣娇与杨秀清的关系受到“钦定”，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洪宣娇满以为从此后就可以与杨秀清做恩恩爱爱的情人了，可不料半路中杀出个程咬金，搅散了她的美梦。这个人就是 傅善祥，傅善祥本是南京城里的才女，生得雪肤玉肌，秀丽可人，太平天国入主南京后，她成了太平女科的第一个状元，被赐为隶属于东王府的恩赏丞相。傅善祥既有南国佳丽的美貌，又有江南女子的柔情，天天在杨秀清身边工作，自然让杨秀清动了心思，把轻怜蜜爱悄悄转移到她身上，自然冷落了洪宣娇。洪宣娇不由得大生恼怒，变着法子找傅善祥的岔子，可傅善祥本是个精明能干的女子，再加上杨秀清的幕后袒护，每次都没让洪宣娇占到便宜。一怒之下，洪宣娇把状告到了天王哥哥那里。在太平天国将领中，一夫多妻蔚然成风，进驻天京后，洪秀全自己身边就绕满了莺莺燕燕，因此他认为妹妹为争专宠而大动干戈实为不必，劝导她一番就算打发了。

　　争强好胜的洪宣娇可不肯就此罢休，她决心使用自己的手段，好好惩治一下这个没有良心的杨秀清。当时，由于杨秀清在天京大权独揽，许多太平天国将领都对他心存不满，洪宣娇看准世态人心，着力从中连络，很快联合了一批反杨势力，其中包括天后的弟弟 赖汉英副丞祖、燕王秦日纲、殿前丞相 罗琼树等。由于东王势力强大，这批人还不敢轻举妄动，洪宣娇就反复窜逗哥哥洪秀全用天王的大权收拾扬秀清.这时恰好天王洪秀全对东王杨秀清自称“万岁”之事心存芥蒂，经妹妹等人一鼓动，还真的动了惩治东王之心，于是密召北王韦昌辉回京共图大事。

　　北王韦昌辉映从 安徽战地匆匆赶回天京。这期间洪宣娇一改常态，主动地出入东王府，对杨秀清表现得特别热络，杨秀清喜出望外，还以为她已不计前嫌了呢！听说北王返京，洪宣娇提议由杨秀清出面为他举办一次盛大的洗尘宴，杨秀清欣然应允。

　　这一天，东王府里大摆筵席，客人几乎囊括了太平天国的所有在京将领。事先，经洪宣娇安排，赖汉英带领亲兵上万人埋伏在东王府四周，罗琼树、秦日纲、韦昌辉等人都是有备赴宴。酒酣耳热之际，大家把臂言欢，气氛和乐；洪宣娇悄悄向韦昌辉递了个眼色，韦昌辉放下酒杯，“霍”地站起身，还没等东王府的人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已飞快地拔出腰刀，一刀直刺入东王杨秀清的胸膛，用力甚猛，刀直从后背穿出。

　　这一下，东王府顿时乱成受惊的蚂蚁窝……赖汉英指挥着伏兵冲进府来，东王府的亲兵拔刀相拒，双方整整厮杀了一天，以东王府势力彻底被杀尽而结束，最后还放火烧毁了东王府。乱战之中，秦日纲不幸丧身。

　　从这里开始，太平天国内部的争斗厮杀正式拉开了序幕，接下来，韦昌辉杀死了翼王石达开一家老小，天王又除韦昌辉以拢络翼王，翼王却终究离开了天王洪秀全。经过这样一番砍砍杀杀，太平天国元气大损，最后，诸王中只剩下忠王李秀成，毕竟独立难撑。到同治六年六月，清军终于攻破天京城，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宣告结束。

　　据说天京城破之日，洪宣娇乔装成民妇，随着逃难的人群到了上海，而后又辗转随同洋传教士远渡 美国，在美国旧金山一带开业行医………

 

　　杨秀清在中国历史上，19世纪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段相当特殊的事件，史上独一，表现在诸多方面。

　　而其真正的首脑，东王杨秀清，更是特殊事件中的特殊人物。他在世的时候，太平天国取得了一系列奇迹般的胜利，他被难之后，一切终于难以挽回。这使人们在钦佩他才干的同时，也对他深切同情，为他惋惜。这种双重情感，人们似乎还没有赋予给历史上其他的军事统帅。更奇怪的是，他不识文字。这方面只有成吉思汗能够跟他比一比。

　　1821年，杨秀清出生于广西省紫荆山区一个贫苦的山民家庭，5岁丧母，9岁丧父，零丁孤苦，困厄难堪。他成为烧炭工，每天进入深山取柴烧火，然后背炭出山贩卖。孤陋寡闻，最多只是看过一些表现古代将帅征战的乡村戏剧，这应该算作他惟一受过的军事教育了。他性格机警，在山民中颇有人缘和威望。1847年前后，洪秀全、冯云山来到紫荆山区发展“拜上帝教”，人数不少，杨秀清也加入其中了，作为一个很普通的成员。在“拜上帝教”中，洪秀全自称上帝的次子。不久又去往别处，留下冯云山主持这边的事务。因为一次泄密事件，冯云山被抓，会众们立刻陷入群龙无首之中，甚至各层干部也难以服众，情况十分紧急。

　　这时身为普通一员的杨秀清开始了他大胆的表演，突然伪装上帝降临己身，发布圣旨，稳住了人心。冯云山回来之后，便承认了杨秀清的降神之能，两人开始共同管理事务。

　　从此杨秀清的才干开始发挥，筹备行政组织，颁布行政法度，组建严格的军队，创造军事规章，整然有序。直到太平天国后期，军政人士们还在慨叹不识文字的杨秀清何以能治国建军，席卷天下，称之为不解之谜。于是用天降英才来解释。1851年太平天国建国，太平军出师反清，略经早期弱小时的困难周旋之后，1853年便波及了武汉、南京以南的半个中国，同年西征、北伐，同年北伐军逼近北京、天津，1855年西征军全面胜利，1856年9月2日杨秀清在内讧中遇难。此后由他组建、训练、指挥过的太平军仍长期保有强悍的战斗力，为满清八旗和蒙古骑兵所难以匹敌，包括曾彻底压制住南下助清的英法联军。

　　只是由于缺失战略统帅，太平军才最终功败垂成。后面总共坚持了12年，超出了人们的预想。这样的历程为历史所仅见。

　　其中独特之处在于：

　　一，中国汉族自唐末以来，经 北宋、 南宋、元、明，在民族信心上始终受打击，其间亡国两次，升平时期也仍有外敌威胁，挥之不去。明朝又一次亡国，满清八旗武功显赫，使汉族从上层文武到下层百姓都陷入民族信心上的最低点，连脑后也拖着一条长辫子。满族在自己全族皆兵的同时，对汉族宣扬“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而汉族也颇为接受了。但太平军却在这种长期的低迷中异军突起，事前连一点征兆也没有。随后战绩辉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善战的几支军队之一。这番奇迹中，东王杨秀清的建军原则是奥秘所在，后面将要探讨。

　　汉族的信心自此觉醒，随后办工业，开教育，深介朝政，追赶西方，直到孙中山建立民国，将中国推入近现代的潮流中。而且，孙中山始终是洪秀全、杨秀清的崇拜者和宣传者。

　　二，杨秀清指挥的战争进程显得十分流畅。这个进程和其中的一些关键战役应予分析。

　　三，不识字和有才能之间能启示什么？显然并非小问题。这一点关系到对战略思维的深入认识，有可能破除一些常识的条框，一些似是而非的长久观念。

　　四，太平军中的人才比例似乎是偏高的，而且不同的将领各有不同的特殊指挥风格，最著名的例如石达开善变，陈玉成避虚击实，李秀成严谨，赖文光游走歼敌等。此中的各种风格也有着重要探讨价值。

　　首先，关于太平军的建军原则。

　　据 《太平军目》记载，“军”是基本单位，设军帅一人，军帅以下设前、后、左、右、中五个师帅，师帅以下设前、后、左、右、中五个旅帅，旅帅以下设壹、贰、叁、肆、伍五个卒长，卒长以下设东、西、南、北四个两司马，两司马以下设刚强、勇敢、雄猛、果毅、威武五个伍长，伍长以下为冲锋、破敌、制胜、奏捷四个圣兵。

　　这种结构固然简明，但还并不特殊。特殊的规定在于：军帅仅为治军之官，行军作战时另由统帅指派高级将领予以指挥。这倒是前所未有的规定了，可以使全部军队的任何一个部分消除本位主义思想，在最高统帅的统一调度下任意协调，毫无阻力，成为最自由的战略变形的基础。太平军从早期到晚期始终战法灵活，善于大规模机动，为敌方所难以仿效，原因就在这里。这是所谓“组织决定战法”的最佳例证之一。另外，设立“圣库”制度，规定军人不得私藏财物，日常只应从圣库领取基本开支，上下一律平等。反过来想就可以发现了，上上下下有私财的军队，也是不大服从调度的。仅从这两点便体现出太平军的根本一条建军原则，就是使军队组织符合战略上彻底自由调动的需要，一切都围绕着这个核心进行，十分简明。这在此前的历史上比较起来，是非常有创造性的。

　　1864年天京陷落之后，遵王赖文光以太平军制改编了华北散漫的捻军，仍称太平天国，使捻军面貌一新，行动整齐，然后在大规模的机动中以少胜多，歼灭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所部骑兵。可以说，这最后一支太平军仍击败了满清方面的第一悍将强军。杨秀清治军严厉，甚至稍有过严之病，但的确做到了令行禁止，效率充分。清方人士所写《武昌纪事》中评论：“（杨）有事传令，以次而下，奉行甚速。贼所倚赖者，秀清一人而已。” 这些都是以组织方法作为基础的，而战略自由则是结果。士气从何而来？士气的根源在于行动自由程度的大小。

　　最晚的赖文光一军仍有高昂士气，信心充足，也就不奇怪了。太平军从任何方面看都是一支彻底正规化的军队，着装漂亮，器械精良，有充分的训练和战斗素养，行军作战条令清晰，而且纪律严明，保持着高度的理想。在拥有一支优秀军队的基础上，杨秀清的战略指挥确实流畅回还，迅速多变，处处意在敌先，从敌方看来显得深远莫测，富有奸狡之能。其总的特点，按清方评论有如下这些：《贼情汇纂》：“智虑精祥，防维周密。”《贼情汇纂》：“识字无多，奸谲异常。”《贼情汇纂》：“（杨说）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武昌纪事》：“外似端绪纷乱，内实总揽大纲，一无所紊。”这第四条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就说明了杨秀清的全部特点。而且这一点也正是战略艺术的要点所在。端绪纷乱是给敌人看的，总揽大纲是给自己用的，胜敌之道无过于此。攻克武汉之后，杨秀清进一步的全局筹划最充分地表现了他的这些特点。后人多有认为杨东进南京和轻师北伐是胜利中的失算，但杨已不在，一旦冤枉，他如何为自己辩解？实际上前一条指责是将太平天国12年后的失败逻辑跳跃式地（连跳了六七关）归因于12年前的状况了，而且忽略了杨遇难导致原有战略中断这个因素。而后一条指责如果成立，便等于说杨犯了一个战略上极为初级的错误，杨有这么低的水平吗？！

　　 武汉和南京时期，太平军总兵力约在十五万左右，清军仅在华北就接近百万，杨秀清以两万人北伐，谁以为他真地要用两万人并吞华北吗？那么他就真地是很低级了。应该回首从头开始分析当时的局面。攻克武汉之前，太平军长期围攻长沙不下（1852年10-11月），南方清军反而尾随而来，于是杨秀清决定撤围，然后突然占领益阳、岳州（12月3日、13日），获得大量船只、弹药和新兵，又不停顿地顺流直下武汉，于1853 年1月12日攻占。至2月9日，全军离开武汉，东进南京。这停留武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与太平军此前此后的进军速度比较起来，显然是略有耽搁的味道了。因为武汉居天下之中，下一步该向何方，确实需要考虑。当时南方清军继续尾随，兵力数万，陆续赶来者还有更多。翼王石达开多次在武昌城外与之交战。北方清军向南调动，蒙古诸部也被动员。此时太平军无论继续向北还是回头向南，所遇的阻力都是相似的。后人有主张太平军应该一鼓北进的。实则战略上从无“进攻必须直线到底”这一条。相反克劳塞维茨曾论述过战略进攻有其顶点，不要轻易地用尽这个顶点，应该在顶点到来之前进行某种转向。这一论述十分重要。而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为后人所难察的一点，在于：杨秀清从广西打到武汉，这般神速，并不是攻坚破锐平推过来的，而是乘隙蹈虚跳跃过来的。例如长沙就并未攻破。这是卓越的战略手法，何以卓越，后面将会谈到。倒是要说，从武汉继续跳到北京去，不仅不再可能，跳到了也没好处。平推过去就更是下下水平了。进攻固然可转向，但半途而废地变为防守却不可。西入四川正是有防守的嫌疑。而如果东进南京，却可以发现有如下好处：

　　（1）清方的守备重点是在河南方向，大军云集，江浙的阻力则较小。

　　（2）一旦进入江浙，太平军的作战面就只有西和北两方，比原来四面临战要好得多，同时也容易将江浙以南的福建清军压缩歼灭。

　　（3）清方的经济基础大半在江浙，而太平军一直还没有经济基础。

　　（4）速进江浙的过程中，易于使清军的追击脱节，秩序紊乱，太平军在战术上容易反打时 间差，回头歼敌。总之，东进是继续进攻，而非防守。比向北进攻战果要大。夺取清方经济基础比夺取河南，长远价值应是更大。反之北进可能是有灾难的。 1853年2月9日至3月19，太平军攻克南京，迅即横扫江浙，5月8日从扬州北伐，5月19日从安徽和州西征，10月29日北伐军克天津郊外静海、独流镇，1854年6月26日西征军重占武汉。杨秀清是先占领南京再回头西征，相当于又是一次乘隙蹈虚的跳跃式行动，跳跃之时并不歼敌，完成换位了才回头歼敌。什么是换位？换位是战略变形方式的一种。一经换位，太平军就获得了上列的四条好处。而一般，在攻坚破锐之后却往往会丧失很多利益，因为既消耗了力量，又拖延了时间。这一次战略变形甚至不是一次等量变形，而是一次增量变形，很明显。相应清方所被迫接受的这??势兵力脱节。平推式歼敌和换位后歼敌，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因为换位后的双方力量对比会有变化，时间、空间配置也会有变化。所以说战略中并非所有的行动都要用来直接歼敌，有些行动仅仅是用来改变时空配置的，也就是说，用来改变歼敌条件。更精彩的还在于，北伐不是一个真正的战略进攻，而仅是一个战略牵制，为了使北方的百万清军不至于全力支援西战场。后来也果然如此：西战场上只有曾国藩、胡林翼这些本地军队加上原南方清军在抵抗。北方清军被两万太平军牢牢地吸引了注意力，为什么？因为这两万人又是乘隙蹈虚，没打硬仗，几乎是偷行到了北京、天津。北伐军最终覆没，但从它所起到的全局战略作用来看，杨秀清是成功了而不是失败了。相当成功。失败的是清方，他虽然解救了腹心之灾，但武汉、南京以南的半个中国已不在其手。更糟的是，一旦太平军尽南方之力开始一场真正的北伐，后果就难以想象了。不能说太平军西征成功和清军剿灭北伐是双方各有胜负，因为在北伐军危难之际，杨秀清并未认真解救，他重视的是北伐军所起的作用而不是存亡。如果既要两万人扰乱北方又要两万人如数而归，那就过于拨弄如意算盘了，而清军并不是一堆草料。在清方看来，杨秀清围长沙不克则下武汉，转北上之势忽为东进南京，意外地又回头卷击南半天下，同时北伐矛头百出，确实是“外似端绪纷乱”，至于杨怎样“内实总揽大纲，一无所紊”，那倒不容易看清了。值得强调的是，西征战事不再是乘隙蹈虚的跳跃，而是扎扎实实的歼灭作战。这说明杨秀清对跳跃和非跳跃的各自不同作用，是分得很清楚的。该用此则用此，该用彼则用彼。1854年5月西征军曾遇到挫折，1855年2月由石达开扭转局势，此后全面压倒清军，可以说是全胜的结局。南京附近的形势，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太平军总兵力并不充足，却在两个大战场上大举出击，外加一个小战场：扬州、镇江、苏州方向。但很奇特的是，与各个战场上的飞扬之势相反，太平天国首都南京却长期被清方江南、江北大营围困，从 1853年3、4月一直到1856年6月。很显然杨秀清不急于解围，而是在坚城自保的前提下尽全力于远方诸战场的胜利，这番全局气魄自古以来不多见。可谓是爱惜兵力，重视效率。当然，这也是总兵力不足才逼出来的气魄，但也难能他竟然如此而为，而且效果良好。连最后破掉江南、江北大营，他也是抽空进行的，却干净利落，摧枯拉朽，这就更值得喝彩了。当中有个场面，体现出他指挥风格的一个侧面。6月14日，陈玉成、李秀成大军在驰骋中突然接到杨秀清命令，要他们立即改道立即攻破孝陵卫江南大营，陈、李认为“向营久扎营坚，不能速战进攻”，杨秀清指示“违令者斩”，于是陈、李不得已而展开全力攻击，竟破毁无余，追杀千里。所谓出其不意并胸有成竹，大概就是如此吧。而且，这也是“端绪纷乱”的又一次表演。总结而言，杨秀清注重战略之形的变化，将作战行动和非作战行动（跳跃）区分得很清楚，多以非作战行动（有时还包括半作战行动）来改变作战行动的条件，当战则战，不当战则变形蹈虚，这是他指挥流畅的原因所在。这番战略才干与“识字无多”如何联系得起来？应该说，战略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关于武装力量的直接运用的普通战略内容，此中天赋可以代替文化，一部分是关于军事、经济、政治、社会的协调运用的大战略内容，此中文化不可代替。还应强调，在当代和未来，普通战略内容中文化的重要性也更提高了。但天赋的作用永远不会被排挤成零。特别对于两个文化相同的人，天赋就更是决定性的。

　　天赋是什么？

　　就是直接在生活世界中感受万物变化规律（含战略规律）的能力。相反世界上还永远存在着一些假文化（含假战略学）。某些“饱学”的败将，就是受了它的害。败给只剩天赋，没有文化的杨秀清。

 

　　2005年03月28日 南京报业网-金陵晚报

　　1956年，同学斩钉截铁地说她就是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的后代，而她还当笑话听。当她得知这一切果真是事实时，已是40年以后，而她的同学早已去世。昨天，杨秀清的曾孙女、现年74岁的杨颖女士给本报寄来亲笔信，委托本报寻找当年上海外国语学院的这位同学——南京人傅桂琴。她想问一下傅桂琴的后人，傅家还了解多少有关杨秀清的秘密。

 

　　杨颖老人说，1931年，她出生在一个大家庭，她本来名叫屠丽美。但是她从小就发现自己家和别人家有些不同。她父亲姓屠，她母亲一共生了11个孩子，6男5女。不过让她奇怪的是，家中10个孩子都随父亲姓“屠”，惟独她的四哥姓“杨”。为此，她询问过奶奶，为啥四哥姓杨？奶奶说，因为她的曾祖父本姓杨，她祖父被一个姓屠的人捡回收养，就改姓了“屠”。为了纪念先祖，她四哥就恢复了祖姓 “杨”。尽管她还有疑问，但是她奶奶却没有再多说，对此，她就没有太在意，也没有想到要问曾祖父叫什么名字。

 

　　杨颖回忆，在她20岁之前，一直叫屠丽美。20岁那年，她在浙江军区当兵。她喜欢打篮球，战友们喊她传球时，都叫她“斗莱密”。因为“屠丽美”喊快了，喊多了，就变成“哆叻咪”。她觉得自己不丽也不美，等年纪大了再叫“丽美”就不好了。于是她便和舍友们说起她想要改名的事。舍友们帮她想了半天，都想不出好名字。因为姓“屠”好像取什么名字都不好听。既然“屠”不好听，干脆改掉算了。舍友的一句话启发了她。她想起奶奶说其实自己本姓“杨”，所以，她就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杨颖”。

 

　　1954年，改了名字的杨颖已是 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7班的一名学生。在读书的时候，她的成绩很好，大头照经常贴在校园的橱窗里。1956年春天，同年级8班有个女生在学校操场的跑道上突然喊住她，开口就说：“你叫杨颖吧？你家是不是萧山人？你应该姓屠吧？你认识傅善祥吗？”这一连串的发问让杨颖懵了，她根本不认识对方，出于礼貌一一作了回答：“我是叫杨颖，听母亲说我家原是萧山人，我之前的确姓屠。但对傅善祥，我不认识。”这位女同学说：“我叫傅桂琴，傅善祥是我的二姑太。”她接着就斩钉截铁说：“你是杨秀清的后人。”

 

　　对于傅桂琴的判断，杨颖不知所措，而且也没当一回事。因为，一个之前从没说过话的同学，突然下了这一个判断，而且说得莫名其妙。杨颖就没放在心上。之后，两人也没有怎么讲过话，更没有再讨论过这件事。1957年9月从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大家都各奔东西，彼此再也没了联系。

 

　　1996年，杨颖和他的兄弟姐妹都年纪大了，养老的养老、离休的离休，兄弟姐妹不约而同地落叶归根，回到了老家杭州定居。姊妹们闲聊时，一个记性很好的妹妹突然说起，在她六岁的时候，当时已经80多岁的舅祖母来到家里，对她说：“其实你们不姓屠，而姓杨，是杨秀清的后代，你们的祖宗是萧山人。为什么会姓屠，是因为你们的曾祖父全家几乎被人杀光了。唯一活下来的孩子被一个姓屠的人收养，所以就随他姓屠了。”此外，舅祖母还说起了其他的一些家事。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席话让杨颖突然想起数十年前，那个叫傅桂琴的同学对她说过的话。这时，她感到极为后悔，后悔当初为何没能多听傅桂琴多说几句。她将这件事说出来后，大家立即兴奋起来。他们立即召集了全部亲属，讨论自己家和杨秀清的关系，并注意搜集历史资料。

 

　　通过对当年舅祖母说的一些话的回忆，又结合一些历史资料。他们逐渐了解了有关杨秀清的一些事情。杨秀清死于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底（1856年9月初）突发的“天京事变”中，尸骨无存，亲属大部分被杀。他有一个降生不久的襁褓婴儿，取名为“丙昭”。后由杨秀清的妹妹杨水娇救出带到杭州，交给太平天国有关系的说书人王春乔。

 

　　王春乔将孩子放入篮子中，托人把孩子放在杭州的石牌楼集贸市场的一处墙根，然后再让杭州存仁堂药店的店员屠德林把孩子拾回来。这样，如果再有人问起这个孩子的来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是从集市上捡来的，将孩子更名为“屠炳照”。

 

　　屠炳照9岁时太平天国灭亡。杨水娇化名俞氏，潜入杭州。为照顾杨家唯一的血脉，杨水娇嫁给王春乔为继室。随后，她以侄儿祭悼“年幼暴死的亡兄”为名义，到萧山屠家祠堂旁边为她哥哥杨秀清建起“衣冠坟”，现在当地屠姓老人忆起是130多年前杭州本族人来筑埋的“空坟”。屠炳照在杭州卖柴为生，到34岁时娶了王春乔与杨水娇所生的17岁女儿为妻。因炳照的岳母就是他的亲姑母。因为是近亲结婚，所以屠炳照所生的子女非胎死腹中就是生下夭折。仅第八胎存活，得以传宗接代，这就是杨颖的父亲屠孝根。

 

　　杨颖兄弟姐妹11人，他们已经有孙辈。也就是说，杨秀清已经有了第五代后人。目前，其后裔健在的共有51人。杨秀清的儿子炳照于1904年去世，年仅49岁。杨水娇向屠孝根传授功夫，并告知其家世。原来，杨秀清的祖先是广西的烧炭佬， “本姓杨”。此后，为纪念太平天国，屠孝根的儿子名字中都有“天”字。杨颖说，她的哥哥们分别叫“天恩”“天锡”“天潮”“天宏”“天雄”“天浩”。

 

　　杨颖曾听王春乔的儿媳妇、也就是她的舅祖母的曾孙王立军说，在王春乔的孙子、王立军的祖父王新之去世前的那天晚上，曾说：“我们王家曾救过杨秀清家后人”。之后，王新之把杨秀清“衣冠冢”的详细地址告诉了王立军。结果杨颖一家人按照地址找到那里后，果然发现了杨秀清的坟。而且一般人的坟头都朝南，而这座坟头是朝东的，原因在于杨秀清被封为“东王”。由于东王杨秀清在清朝和民国被视为恶徒，杨家后裔长期不愿公开家世。自从其第四代曾孙辈杨颖等人打破禁忌，发起“杨氏寻根”活动，这才把保守了100多年的后裔身份及“衣冠冢”方位的秘密对外公开。

 

　　杨颖说，过去这么多年，经过这么多调查了解之后，一切才真相大白。可为何早在 1956年，傅桂琴就已经下了论断，她就是杨秀清的后代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杨颖许多年。杨颖说，当地村民说，在 抗日战争时期，有人躲抓壮丁，曾钻进杨秀清的衣冠冢中，发现杨秀清的衣冠冢是双穴的。按照风俗，之所以有双穴，那就是说杨秀清还有未亡人。这个未亡人应该是杨秀清的一个妻子。经考证，傅善祥就是杨秀清的妻子。而傅善祥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杨颖告诉记者，她了解到，在1968到1970年间，曾有人秘密运送一个破旧的棺木到杨秀清墓，和杨秀清衣冠冢合葬。这样看来，合葬的应该是杨秀清的妻子。既然傅桂琴曾对她提到过傅善祥，那么，傅善祥就有可能没有在天京事变中死亡，这个未亡人可能是傅善祥。难道合葬的就是傅善祥的棺木？这样推测，屠炳照可能是傅善祥所生。杨颖他们就可能是傅善祥的后代。

 

　　杨颖说，如此说来，傅桂琴就是傅善祥的亲属，她可能知道有关傅善祥和杨秀清家的所有内幕。而且，傅家一直对杨家后人比较关注。不然，傅桂琴怎么可能直接找到素不相识的杨颖，而且一下子点破了他们家的身世来历？为揭开这个秘密，杨颖也多次请人在南京寻找傅桂琴的下落，可得到的答案是：傅桂琴从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回南京几年后就病逝了。但是，她了解到傅桂琴应该有后代。现在杨颖希望能找到傅桂琴的家人，或者认识知道傅桂琴的人，能够告诉她傅桂琴的墓地在哪里，她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去祭奠她。同时，杨颖还想从傅桂琴的亲属或者后人那里知道有关杨秀清和傅善祥的更多鲜为人知的秘密。

 

　　傅善祥，金陵（南京）人，出生后父母双亡，只好跟哥嫂度日。但她自幼聪明过人，喜读经史，在18岁时丈夫去世，婆婆几次要把她卖给别人（家教严格，不准她外出或回娘家），她整日愁眉不展，好不容易冲出虎口，无路可走，毅然投靠太平军。清末道光三十年（1851年），洪秀全在桂林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同年，在永安封杨秀清为东王（九千岁）。咸丰3年（1853年），太平军定都天京，不久开设“女科”。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以前只开男科状元）。傅善祥冲破世俗偏见，勇敢地报名参加女科考试，主考官是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傅善祥结果高中第一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状元。东王杨秀清将傅善祥选入东王府，加以重用，先做“女侍史”，后任“薄书”。傅善祥文才超群，精通文史，精明强干，负责批阅所有文件、礼札，得到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的赏识。不久被迁升为“恩赏丞相”，处理太平天国军事大事，制定“天朝田亩”制度和发展生产、提倡耕者有其田的措施，成为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得力助手，对太平天国的政治和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