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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瑛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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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龙瑛宗

【个人简介】

龙瑛宗

龙瑛宗

  龙瑛宗(1911年8月25日-1999年9月26日),本名刘荣宗,客家人、 台湾著名 作家。出生于新竹北埔(1920年改为新竹州竹东郡北埔庄;今 新竹县 北埔乡)。

  1930年自台湾商工学校毕业,旋即进入台湾银行界服务。1936年,与李耐女士结婚。1937年,以日文创作的处女作《植有木瓜树的小镇》获得 日本《改造》杂志第九届悬赏小说佳作推荐奖,一举登上文坛。

  此后,龙瑛宗陆续有作品于日本、 台湾二地发表,內容包括 小说、新诗、随笔、文艺时评。1939年,加入 西川满发起的“台湾文艺家协会”,出任文化部委员。次年一月《文艺台湾》创刊担任其编辑委员,1942年,辞去台湾银行一职,转任《台湾日日新报》编辑,专职从事 文字工作。同年,日本于 东京召开“第一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 张文环西川满滨田隼雄四人获选为台湾地区代表与会。1942年,与西川满、张文环、滨田隼雄代表出席在东京召开的首届东亚文学者大会。为 战争时期最活跃的作家之一。1943年,小说集《莲雾的庭院》受台湾总督府阻挠,无法出版;同年又另以文学评论集《孤独的蠹鱼》出版发行。

  龙瑛宗出身于客家山村,成长于殖民地的压迫环境,养成其木讷寡言、善感而內敛的性格,他的生命情调与文学特直接趋于阴柔纤细。

  《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一向都被评论家当作观察龙瑛宗作品风格的指标作品,同时也有论者认为龙瑛宗这篇作品,透露了殖民统治时代的台湾文学,因为受到时局变化的影响,产生重大本质转变的一个分界点。叶石涛说,到了龙瑛宗,台湾小说里才出现现代人心理的挫折,哲学的瞑想以及浓厚的人道主义。它意谓著,龙瑛宗改变了先前以社会运动为宗旨,具有抵抗意识,展现强烈现实批判精神的文学传统。所以《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也可以被解读为:描绘黑暗的殖民地社会里,受到扭曲、压抑的殖民地台湾青年、內心的苦闷、仿徨与幽怨,呈现另一种形式的写实,也是另一种样式的批判和抵抗。至于说龙瑛宗的出现,代表了殖民地时代台湾作家抵抗意识的“屈从及倾斜”现象,大约是忽略了这只是个别作家的作品,不能作为一个时代的共同表征。

生平及作品年表


  1911年 八月廿五日生于新竹州竹东郡北埔庄。排行四,本名刘荣宗。
  1918年 到彭家祠受启蒙,旋即私塾为日警关闭。
  1920年 入北埔公学校。
  1923年 公学校五年级,遇文学启蒙师成松先生。习作《暴风雨》被收入《全岛儿童作文集》。
  1925年 公学校毕业后,升高等科二年制。
  1927年 入学台湾商工学校。
  1929年 遇另一位文学指引师长加藤先生。
  1930年 四月,台湾商工毕业,到台湾银行,后派南投分行服务,二十四岁转台北本行服务。
  1936年 与李耐女士结婚,撰写处女作《植有木瓜树的小镇》。
  1937年 四月,《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得到日本《改造》杂志第九届悬赏小说佳作奖,得奖金五百元,该届只取二名,不分名次。去东京与日本文艺界人士见面。
  1939年 九月九日台湾诗人协会成立,任文化部委员。十二月,关系杂志《华丽岛》出版,紧跟著改组为“台湾文艺家”协会,仍为会员。
  1940年 一月,《文艺台湾》创刊,任编辑委员。三月,《台湾艺术》创刊,任“读者文坛”版审稿者。
  1941年 五月被调到花莲台银分行工作。十月,任“台湾文艺家协会”小说部理事。
  1942年 辞掉银行工作。到《台湾日日新闻》担任编辑。编“儿童新闻”版不久易名为“皇民新闻”。十月,与西川满张文环滨田隼雄到东京参加首届东亚文学者大会。
  1943年 出版文学论集《孤独的蠹鱼》单行本。
  1944年 担任台湾新报附属杂志《台新旬刊》编辑委员。
  1945年 战爭结束,仍以日文创作。
  1946年 编中华日报日文版到十月该刊停止为止。于上海出版中文《白色的山脉》。
  1947年 出版《女性之描写》(大同书局)。编《山光旬刊》。
  1949年 入合作金库当办事员。
  1954年 作品仅有《台北文物》的《日人文学在台湾》。
  1972年 升为合作金库稽核主任。
  1975年 作品仅有《今日合库》的《从加尼福尼亚谈到台湾》。
  1976年 自合作金库退休。
  1978年 中文作品《红尘》,于民眾日报连载。
  1979年 远景出版社出版《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其中第七集,收有龙瑛宗之《植有木瓜树的小镇》、《黃家》、《黃昏月》、《白色的山脉》、《貘》、《一个女人的纪录》、《不知道的幸福》七篇,由张良泽、锺肇政先生译为中文。日文自传小说《夜之流水》刊于日本。
  1980年 自传小说《断云》连载于《民眾日报》。
  1985年 五月由兰亭书店出版《午前的悬崖》,內有十四篇日据时旧作,由锺肇政先生翻译。
  1987年 七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杜甫在长安》,前附叶石涛序文以及作者自序。
  1999年 因肺癌去世,享年八十九岁。

出版书籍


  1985年 《午前的悬崖》,台北市:兰亭书店。
  1987年 《杜甫在长安》,台北:联经。
  1990年 张恒豪编,《龙瑛宗集》,台北:前卫。
  1993年 《夜流》,台北:地球。
  2001年 《涛声》,台北:桂冠图书

期刊、报纸、散篇


  1923年 《暴风雨》,《全岛学童作文集》,习作。
  1936年 《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改造》杂志,小说。
  1937年 《为萌芽的台湾文学而努力》,《台湾新文学》。
  1937年 《东京红毛毯》,《文艺》。
  1937年 《论台湾文学“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及其他》,《日本学艺新闻》。
  1937年 《东京的乌鸦》,《文艺首都》。
  1937年 《夕照》,《朝日新闻》。
  1937年 《台湾和南支那》,《改造》。
  1938年 《番人》,《东洋大学新闻》。
  1938年 《信片随笔》,《文艺》。
  1939年 《我的秋风帖》,《文艺首都》。
  1939年 《黑妞》,东京《越洋》。
  1939年 《信片随笔》,《台湾日日新报》。
  1939年 《知人之死》,《台湾新民报》。
  1939年 《台湾环岛旅行》,《大陆》。
  1939年 《白鬼》,《台湾日日新报》。
  1939年 《南方之夜、河边天真的女郎们》,《台湾日日新报》。
  1939年 《芥川奖的雞骚动》,《台湾新民报》,1939年 《台湾诗人协会二三愿》,《台湾民报》。
  1939年 《战爭》,《台湾日日新报》,。
  1939年 《赵夫人的戏画》,《台湾新民报》,小说。
  1939年 《汽车里》,《台湾铁道》。
  1939年 《花与痰盂》,《华丽岛》创刊。
  1940年 《一段回忆》,《台湾新民报》。
  1940年 《村姑娘逝矣》,《文艺台湾》创刊。
  1940年 《下雪的山》,《台湾日日新报》。
  1940年 《杜甫之夜》,《文艺台湾》。
  1940年 《作家眼》,《台湾艺术》。
  1940年 《给想创作的朋友》,《台湾艺术》。
  1940年 《果戈里的作品》,《台湾新民报》。
  1940年 《黃昏月》,《文艺首都》。
  1940年 《文艺台湾作家论》,《文艺台湾》。
  1940年 《南方血的溫暖》、《真衫靜枝的随笔录》,《台湾新民报》。
  1940年 《驿马车》,《台湾日日新报》。《归乡记》、《文艺论评》,《文艺台湾》。
  1941年 《同人日记》,《文艺首都》。《对作家而言》、《文艺座谈会》、《午前的诗》,《台湾艺术》。
  1941年 《台湾文艺的展望》,《朝日新闻》。
  1941年 《邂逅、白色的山脉》,《文艺台湾》,诗。
  1941年 《热带的椅子》,《文艺首都》,花莲。《名叫巴尔札克的男子》,《台湾艺术》。
  1941年 《一切为光明前途》,《周日周刊》。
  1941年 《午前的悬崖》,《台湾时报》,小说。《文艺诗评》,《文艺台湾》,评论。
  1942年 《东洋之门》、《不知道的幸福》,《文艺台湾》。
  1942年 《南方的作家》,《文艺台湾》。《诗间的游玩》,《文艺台湾》。
  1942年 《夜与朝之歌》《文艺台湾》。
  1942年 《死于南方》,《台湾时报》。《不知道的幸福》,《文艺台湾》。
  1942年 《一个女人的纪录》,《台湾铁道》,小说。
  1942年 《青云》,《青年之友》。
  1943年 《孤独的蠹鱼》,单行本。
  1943年 《龙舌兰与月》、《作烟草》、《莲雾的庭院》、《蝉》,《文艺台湾》。
  1943年 《在街上》,《台湾铁道》。
  1943年 《回顾与內省》,《台湾艺术》。
  1944年 《归宿于海》、《寄往南方》,《台湾艺术》。《战役归来的学徒》,《台湾艺术》,二月。
  1944年 《时》,《新建设》。
  1944年 《忆万叶集》,《台湾文艺》创刊号。
  1944年 《年轻的海》,《旬刊台新》。
  1944年 《青色的风》,《台湾文艺》。
  1945年 《歌》,《台湾文艺》。《忆我故里》,《台湾时报》。
  1945年 《结婚旖谈》,《新大眾》。《可爱的仇人》,《台湾新民报》。《失去的地平線》,《台湾日日新报》。
  1945年 《文学》、《从汕头来的男子》,《新新》创刊号。
  1946年 《名作巡礼》,《中华日报。
  1946年 《燃烧的女人》、《论饭桶》、《少年维特的悲哀》、《饥饿与商人》,。《血和淚的历史-杨逵的送报伕》、《洛斯昭特一家》、《潛在的传统-吳浊流的胡志明传》、《台湾将如何》等五十八篇短文。
  1947年 《台北的表情》,《新新》。
  1949年 《左拉的实验小说论》,《龙安文艺》。
  1954年 《日人文学在台湾》,《台北文物》。
  1966年 《文学魂》,《台湾文艺》。
  1975年 《从加利福尼亚谈到台湾》,《今日合库》。
  1976年 《瞑想-悼吳浊流》,《台湾文艺》。
  1977年 《半世纪前的往事》,《北埔国小八十周年纪念特刊》。
  1979年 《身边》、《记片片》,《民眾日报》。
  1979年 《夜??流》,以日文创作的自传小说。
  1979年 《黑少女》,《民眾日报》。《红尘》,《民眾日报》。《白鬼》,《民眾日报》,小说。
  1979年 《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貘》,锺肇政译,《台湾文艺》。
  1979年 《夜流》,《自立晚报》。《多些文艺评论》,《民眾日报》。《黑与白》,《民眾日报》。
  1980年 《断云》,《民眾日报》。《失落的往事》,《路工》。
  1980年 《新春怀古》、《张我军之死─高举五四火把回台的先觉者》、《走马看东南亚》,《路工》,随笔。
  1980年 《两个脸庞─走访盐份地带》,《自立晚报》。《与旧友话当年》,《民眾日报》。《杜甫在长安》,《联合报》。
  1981年 《读书遍历记》,《民眾日报》。《“文艺台湾”》,《台湾近现代史研究》,随笔,东京。
  1981年 《荒城之月─听江文也独唱会》,《自立晚报》。《名作的诞生─评王诗琅“沙基路上的永别”》,《联合报》。《新文学的先声》,《台湾文艺》。
  1982年  《劲风与野草》,《联合报》。
  1982年 《张文环与王白渊》,《台湾文艺》。
  1982年 《花与痰盂》,《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
  1982年 《索氏演讲所感》,《联合报》,随笔。
  1982年 《一个望乡族的告白》,自传,《联合报》。
  1983年 《颂春赋》,《台湾时报》。《崎岖的文学路─抗战文坛的回顾》,《文讯》。
  1983年  随笔《忆诸前辈》,《开南校友通讯》。
  1983年 《送鞋子》,《联合报》。《黃包车》,《联合报》。
  1983年 《回顾日本文坛》,《台湾文艺》。
  1983年 《新闻老兵话当年─光复前的台湾新闻界》,《台湾新生报》。
  1983年 《个人主义的结束》,《文学界》,评论,叶石涛译。
  1983年 《欧非之旅》,《开南校友通讯》,纪行,刘荣宗。
  1984年 《新春随笔》,《自立晚报》。《论吳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文学界》。《拥护文化》,《文学界》。
  1984年 《月下疯女》、《狗用食品》、《强盜》、《曼谷街头》,《联合报》。《给文友的七封信》,《台湾文艺》,书信。
  1984年 《农妇与日兵》、《郓城故事》,《联合报》。《偶想》,《自立晚报》。《理发师》、《诗人的华尔滋》,《中国时报》。《章太炎与芥川龙之介》,《自立晚报》。
  1984年 《电视剧的再肯定》,《商工日报》。
  1984年 《我的足跡》,《开南校友通讯》。《电视剧本的商榷》,《商工日报》。
  1984年 《迟来的皇帝》,《商工日报》。
  1984年 《残生无几了─文艺营的叶石涛》,《春秋》副刊。
  1984年 《我读陈秀喜的诗集“灶”》,《春秋》副刊。
  1985年 《怀念杨逵兄》,《文讯》。
  1985年  小说《涛声》,锺肇政译,《文学界》。
  1985年 《邂逅》,《联合报》。《渊源·缘份─新生报与我》,《台湾新生报》。《小老师》,《大同》。
  1985年 《白鬼的读者》,《大华晚报》。《回忆七七抗战》,《幼狮》。
  1985年 《日本文学的成果》,《大华晚报》。
  1985年 《声音》,《联合报》。
  1985年 《今年的芥川赏“青桐”》,《自立晚报》。
  1986年 《黑部峡谷秋色》,《大华晚报》,纪行。《陈千武的“猎女犯”》,《自立晚报》。
  1986年 《我为什麼要写作》,《联合报》。
  1986年 《缅怀前辈作家》,《台湾文艺》。
  1986年 《文学随笔》,《自立晚报》。《怎麼样看也不懂》,《开南校友通讯》。
  1986年 《清冈著小说“于李杜之国”》,《笠》诗刊。
  1986年 《日本芥川赏》,《大华晚报》。
  1986年 《佐藤恩师和古前辈》,《开南校友通讯》。
  1986年 《台商11期的校友会》,《开南校友通讯》。
  1987年 《旁观看选举》,《台湾文艺》。
  1987年 《忆起苍茫往事─“午前的悬崖”二三事》,《文讯》。

作品评价


   文选自王昶雄:《浩劫当中悼斯人》,《文讯月刊》

  龙氏创作的基调不属于阳刚类型,在文学生涯中也难免有应时之言、应景之作,而突显出屈从与倾斜的面向。其实,有屈从与倾斜的一面,不必去否定,这与作家的个性、信念皆有所关联

   文选自叶石涛:《苦闷的灵魂-龙瑛宗》,《复活的群像台湾三十年代作家列传》

  作为日治时代的知识份子而言,他感到有双重的压迫和摧残家再他的心灵上;其一是来自共同敌人-日本殖民者,其二是来自福佬系作家有形无形的歧视。这二种压力的巨大阴影造成龙瑛宗文学的『被压迫』的意识;同时这双重的被压迫意识也变成被異化,被疏离的龙瑛宗的文学主题。……龙瑛宗如果不是客家人,不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不是有內向的个性,以他的文学天才而言,他很可能成为日据时代最有世界性的规模的作家;因为他的现代人知识份子的气质和敏锐的思考,在那个时代更是独树一帜的罕有资质,台湾新文学因他的出现而开辟了更前卫而深刻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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