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雨水

　　林雨水（1921年11月—2012年2月15日），又名林炳煌，祖籍福建省 南安县，原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分队长。2012年2月15日13时15分因病医治无效，在 香港逝世，享年91岁。　　

　　1921年11月林雨水出生于福建。1938年 "九一八"事变后，未满18岁的林雨水与几名爱国华侨一起，在海上漂泊数月后辗转经香港、河内回到云南昆明。当时一句中文都不懂的他通过努力考入了中央航校学习军事飞行，是中央航校第13期的飞行学员。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日军宣战，并开始帮助中国培养军事飞行员。林雨水到美国西点军校接受训练。1943年毕业后，被美方选中去空军学校进行飞行教员训练。学业完成后，留校任高级班飞行教员。1944年回国，被派到由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指挥的中美混合大队（即"飞虎队"），任分队长，林雨水在武汉、衡阳、桂林、广东等地区上空多次与日军飞机作战，共参加空战89次，击落日机5架，获得勋章14枚。

　　抗战胜利后，林雨水进入中央航空公司任飞行员。1949年11月9日，他在香港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驾机北飞。他是起义人员中唯一带着妻子和女儿飞回祖国的飞行员。

　　回国后，他积极投身新中国民航建设事业，先后任军委民航局正驾驶、飞行教员，民航上海管理局飞行指导员， 民航华东管理局航行气象处顾问等职。他1979年赴香港工作，1991年退休。

　　林雨水的一生与中国的航空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在建国初期航校飞行训练、抗美援朝军需运输、大兴安岭护林、海峡两岸的通航等方面都做了积极有益的贡献。林雨水还曾任 上海市政协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届委员，上海市政协对台宣传委员会委员等职。
　　

　　我原来的名字叫林雨水，我出生于福建西北处接近江西深山客家人的家庭，因家贫父母养不起，就把我（一岁半）和哥哥（比我大三、四岁）卖给姓林的菲律宾华侨，随即跟着养父到菲律宾去。在菲律宾计顺省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岛生活。在海岛生活的薰陶中，我喜欢游泳、钓渔、划船和航海，还学会了看天气，又慢慢养成好奇、好学、勇敢、坦率和乐观的性格。小岛，毕竟是我渡过童年的地方，一草一木都陪我成长，每当我听到海边的风声和浪击，总是不能忘情。

　　在这海岛上没有华语学校，为了让我学点中华文化，家人把我送到马尼拉学华文。但我读得很少，学懂了翻查字典，就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进了一家名为 Valeriano Aviation School航空学校，学习修理飞机和飞行，其後，转到远东航空学校。

　　早在孩提时代，我就常常听到大人讲起日本人侵华暴行。日本人用刺刀把对日寇仇恨的种子埋在我幼小的心灵，我立志长大回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当时的中国是多麽的瘠弱，连一个小小的日本也能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占领了中国东北整个地区。外国眼中的华侨往往就是低能儿，受人白眼。在航空学校中，我们饱嚐种族歧视的滋味。外国人的歧视激发起我们萌发爱国情感，在我大概十五岁的那年，在马尼拉华侨抗日救亡巨浪的感染下，我跟两个同学决定瞒着家人，回国报考中央空军学校，以报效国家。由於我们都未到法定离境的年龄，又是瞒着家人，我们只得偷偷离开美国统治的殖民地－－菲律宾。

　　当时，回国的时候，菲律宾已经戒严，严禁中国华侨回国抗日，严禁战火卷到菲律宾来。为了回到中国去参加战斗，林雨水和三位青年一起，混在渔船里，才回到祖国。林雨水对我说：“你可能都不相信，我当时急急忙忙，怕被抓回去，所以只穿了一条裤衩上船。”

 

　　林雨水回忆，辗转反侧，他们几个青年华侨经过香港到了昆明，参加昆明航校的入学考试。路过广州时，有几个老头儿、老太太看林雨水可怜，交流不了，就好心好意地教他了几个汉字，好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干什麽的，打哪里来？希望到哪里去？

　　我们先从菲律宾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到越南的海防市，转坐火车到昆明，我们一同报考了中央空军学校第十三期。我们三人身上的钱全部花完了。屋漏恰逢连阴雨，入校还要参加考试！这一下，林雨水的心 好不容易到了昆明，千辛万苦找到昆明航校，林雨水彻底凉了！在菲律宾，我所学的中文字只有零星的几个字而已，而入学前的填表格和考试都需要用中文书写，这可把我难住了，当我接到表格和试纸时，马上傻了眼。在我咬着笔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後来，他把仅仅会的几个中国字写满他的试卷：“我是爱国华侨。”这几个埋藏心中多年的中文字。然後，极度懊丧地递上表格和考纸，我心里想这回完蛋了，千辛万苦才来到了昆明，结果却要我打道回府，重回到菲律宾，实在是无颜见江东父老。

　　回到宿舍後，我几乎整整一个星期都处於忐忑不安的状态，茶饭不思，卧不安席。看来吉人自有天相。有一天，考官突然通知我说，学校优待华侨，我没有落第，可以上课。听到这消息，我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从此，我除了在上课用心听讲之外，更在学习中文上下了苦功，经过一年的努力，我终於可以用国语与大家交谈了。

　　珍珠港事件爆发，迫使美国改变立场，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下，我连同十二、十三期学员共八十多人，於一九四二年初，被派到美国西南部一空军基地接受初、中、高级的严格飞行训练。

　　林雨水告诉我，他一进航校就拼命学习。为了努力学习，他在自己的胳臂上刺上“上”字，表示要天天向上！可是，美国西点军校航校不允许在身上刺字。没有办法，他自己到医务室找军医，生生把“上”字去掉了。

　　训练结束後，我又被送到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蓝道夫军用机场(Randolph Army Air Field)继续深造，这家着名的空军飞行学校，又名美国西点空军学校(West Point The Air)，美国空军中数位将军就是毕业於这家学校的。在那儿的飞行训练毕业後，有关部门派我到亚利桑那州凤凰城(Phoenix Arizona)的鹿克高级飞行学校(Luke Field)当飞行教官，负责培训战斗机飞行员。我是第一个中国籍教官。在鹿克航校我教了第十四期及第十五期学员。我真的没有想到，在这所飞行中央空军学校受训，除了来自中国之外，也有英国派来学员。我当上了飞行教官，竟然在那里一连培训了来自中国中央空军学校十四、十五两期学员。我们这些中国的飞行员在美国生活的那几年里，常常聚在一起读报，关注中国的抗战。那里的华侨对我们也很热情，每当放假时，他们都会邀约我们到他们家中作客。在基地上，我们吃的是西餐。然而，当地华侨请我们吃的都是地道的家乡菜。每道家乡菜都会勾起我们思念苦难中的祖国。我更忘不了当初漂洋过海，千辛万苦地回国，就是要打日本鬼子。为了早日实现这个抱负，我决定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於是我毫不犹豫地向上打了报告﹐申请回国打日本鬼子。

　　我的请缨果然获得了批准，但附带了一个任务，就是要我驾驶战斗机协助运输机飞越高达海拔八千多米的喜马拉雅山，以突破日本的封锁，冲破人称“驼峰航线”到昆明去。“驼峰航线”从印度阿萨姆邦汀江，经缅甸到中国昆明、重庆。飞越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山峰时，达不到必需高度，只能在峡谷中穿行，飞行路线起伏，有如驼峰，驼峰航线由此得名。飞机飞行时常有强烈的气流变化，遇到意外时，难以找到可以迫降的平地。飞行员即使跳伞，也会落入荒无人烟的丛林难以生还，日军飞机的空中拦截也给飞行员造成巨大威胁。因此，当时有许多飞行员丧生在这条航线上。

　　上面要我驾驶战斗机协助运输机穿越“驼峰航线”，确是一项极为艰巨和危险的光荣任务。在申请回国打鬼子时，早已把生死置诸度外，因此，我也毫不犹豫承担此项任务。前线战事的激烈，造成中美方飞机和飞行员损失惨重，为了补充，我被分配到由陈纳德将军指挥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也就当时家喻户晓的‘飞虎队’第十四航空队第五混合大队廿七中队。所谓‘混合大队’就是既有美国人，又有中国人，第五混合大队队长是约翰·丹宁少校﹙John A. Dunming﹚後来，我又被调到第十七中队当飞行员。第十七中队的中方队长是向世端﹙广东人，现居台湾为退休将军﹚，他对我们队员很和善，没有架子，我们都很喜欢他。而作战参谋是威廉·包纳赫大尉﹙後出任台湾空军顾问﹚。

　　其後，随着战情的发展，我们飞虎队在湖南芷江建立了新的空军基地，这应该是最大，也是位於最前线的飞机场，隔河就有日本兵。日本天皇裕仁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下了《停战诏书》後，日本在中国战区的洽降，於八月二十一日在湖南的芷江进行。

　　在战争中建造的机场跑道很简陋，全是用小石头儿铺出来的。由於跑道表面的不平，曾发生两起P-40飞机因机身颠簸，二百五十磅的炮弹脱落而自行爆炸，造成机毁人亡的悲惨事故。

　　芷江的生活条件很差，很艰苦，尤其是从汉口起飞的日本轰炸机，常常在晚上来炸芷江，一听警报，我们就得跑进防空洞，影响我们的休息和睡眠。那里没有自来水，因此，只能一星期洗澡两次。我们看不到报纸，收音机就更不用说了，许多消息都是从美国人那儿传来的。艰苦的生活，更能激增我们这些中国飞行员誓死要把日寇赶出中国的战斗精神。

　　始自我驾着飞机回国，到抗日战争胜利，我驾驶飞机出征了八十九次。有一次，我们奉命起飞去偷袭江西九江机场。当飞机抵达九江上空，我发现停机坪上有好多好多排列极为整齐的日寇轰炸机，然後又看到不少鬼子兵和卡车在那里。我选择庞然大物的轰炸机作为我的首要攻击目标，至於卡车和鬼子兵嘛，我都不放在眼里了，於是我果断地向着目标用机枪扫射俯冲下去，击中两架飞机，随即做了‘避险动作’，然後再度俯冲，梅开二度，又击中两架。每次俯冲时，为了避免被敌人的高射炮、机关枪击中，我都会让自己坐驾机作不上下不规则飞行，这种飞行，在战斗术语中称为‘避险动作’﹙evasive action﹚。

　　当飞机腾在上空，我回头一看，被我击中的那几架飞机都冒出黑乎乎的浓烟，高达三、四千尺，心里乐开了花。但就在我发出胜利的微笑时，我在机舱里听到了霹雳的声响，我知道敌人密集的炮火击中了我的坐驾机。我沉住气驾着飞机回航，飞机安然地降落在芷江机场，检查机身，发现有七八处弹孔，万幸被没有击中要害，也没有伤到我。至今我还忘不了这场战斗，因为在这个战役，我使四架日本飞机报销。为此，中方和美方分别颁发了一枚空军勳章褒奖我。

　　在抗战中，我一共参加了八十九次的征航，除了偷袭江西九江机场之外，还有许多次也是从鬼门关飞转一圈回来的，我能活到今天，应该说是万幸。

　　在一次空战中，由於敌机处於有利的上空，居高临下，中队长向世端的背部被击中受伤。当时我是他的僚机，为了保护他，我没想到自己的安危，驾着机座迎头痛击敌机。在我的猛烈反击下，敌机夹着尾巴慌忙逃遁，而我们也安全返航了。所幸的中队长向世端只是背部皮外伤而已。在敷药的第二天，他又飞上蓝天抗击鬼子。我又因此再得到一枚勳章。

　　还有一场空战是发生在洞庭湖上空的。在这次空战中，由於我的驾驶的飞机润滑油管被击破而漏油，不能即时返航，被列为‘光荣牺牲’。因此，它成了我空军生涯中最传奇的一次经历，教我毕生难忘。当我们和日本战机交锋中，在追击敌机中，我凭以往经验，本能地感受到敌机已处於弹尽援绝的穷途末路，我决定亲自把它送去见阎王，於是穷追不舍，从一万两千英尺的高空一直纠缠到几百英尺。敌机眼看已是穷鸟触笼，於是横下心，‘为天皇捐躯’，突然有如穷猿奔林，驾着飞机向树林猛撞，磕撞的飞机随即爆炸，燃烧起来。我用摄影机把它拍摄下来。

　　在战斗飞行中，我们都要把整个过程拍摄纪录下来。敌人终於被送上奈何桥了，但我驾驶的机座也是弹痕累累，润滑油管也被击中，正在漏油。润滑油储油的指标显示出油量迅速下降，发动机的温度也因此而然飙升到摄氏二０五度，这表示我的机座已到了极其危险的临界点，随时会爆炸。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最需要的是冷静和果断。既然我已经掉了队，为了保存自己和飞机，又为了避免飞机过热爆炸，我立刻减速，让飞机在空中滑翔。当滑翔越过白马山时，一片草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在那草地上有几头牛在吃草。当时我无法确定眼前的是敌区﹐或是我军的後方，於是没有冒然关掉发动机，万一是敌区的话，我还来得及驾机高飞，我决不当鬼子俘虏。就在关注的时候，眼前突然一亮，我发现远处有一名站岗的士兵，凭着军服，我认知他是国军。於是，我心中有数地滑翔到一栋小屋跟前就停了下来。原来，这里是离芷江机场一百公里的湖南漵湘机场。在这里，机场机械员为我的座机更换了被击中的润滑油管，给予补充燃料。这时候，太阳已下了山，四周慢慢朦胧起来了，我向他们表达了谢意，就驾驶着原机向芷江飞去。当飞机快到芷江机场﹐我除了通过高频呼叫请示批准降落之外，还打开了‘敌我识别器’。机场指挥官是美国人，我告诉他说，我是在洞庭湖上空打完空战回来的。

　　经过一番识别，我安全地回到地面。当我回到宿舍时，发现我的舖盖已被挪走，我的私人物品被战友们分掉做纪念了，真叫我啼笑皆非。在那战火连天的时候，按常规机群出击回来，如果有一架战斗机久久没飞回来，便被视为‘壮烈牺牲’。而发生在洞庭湖上空的这一役空战，从早晨七点打到临中午十一点，在回机场的机群中，就少了我的座机，因此大家就以为我已‘碧血长天’了。而我的死讯也传得很远。其後，当我奉调到去接受新的飞机，在加尔各答的酒店，我遇到了同期学员谢派芬。他一见到我，就连声大喊﹕“见鬼了﹗”随後大家又像听笑话开怀大笑一番。

　　在抗战中，我因在八十九次空中战役有优越表现，荣获了十四枚奖章，其中有两枚空军勳章和一枚十字勳章。抗战胜利了，我本以为全国会在统一阵线下振兴中华，然而事与愿违，接踵而至，就是内战的乌云密。我是‘为人民打日本’而回国的参加空军，眼见内战的乌云，我总不能与骨肉同胞互相厮杀，於是决定为我的空军生涯写下休止符。因我是因抗日而参加空军的华侨，这种心态得到上方的理解，於是就被分配到国民政府交通部属下的中央航空公司当飞行员。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空公司把基地从上海迁至香港，我也跟着到香港。随後，在同年十一月九日在香港参加了两航起义，驾驶着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腾空而起，飞回中国大陆。在十五日在北京饭店，与两航起义者得到周恩来的接见。这是我第二次会见周恩来，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南京。在周恩来的鼓励下，我在北京、天津、上海和成都等地为新中国培训一代又一代的飞行员。在成都的一次‘抗美援朝’献金动员大会上，我把所得勳章都捐献给国家。

　　如今，我回忆起我的空军生涯。想起了不少战友在战斗中牺牲，飞虎队幸存的战友有不少也已作古了，面对蓝天，感慨万千，但我可以说，今世无愧也无悔，因为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从海外回到中国，在神圣的抗日战中，我已经到了作为炎黄子孙的天职！

　　(摘自大众论坛 林炳煌口述江桦整理)（人民网日本版李鸿清  方军）　　

　　林雨水最得意的回忆是他和周恩来的两次握手。根据他说：“这在飞虎队老飞行员中是唯一的。”87岁的林雨水一生崇拜周恩来，他笑着分析“周恩来”三个汉字的意思：“周”治万物，“恩”泽中华，“来”于自然。他说：“恩来”，就是把“恩”带给大家。林雨水说：“我们不应该强求每一个人都十全十美、尽善尽美。每一个人都有社会、时代的局限性。周恩来也是一样，在某一个时代，他就是完美的、英明的人民领袖。”

　　林雨水回忆，他1938年刚刚回国的时候只会讲英语，不会讲中文。为了学习中国文字，他除去会话，就要练习读、写。在报纸上，只要说到共匪，必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渐渐地，他赞同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他问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广大的华侨回国抗日又是为什么呢？”

　　林雨水自豪地回忆：1945年，我们五位飞虎队的飞行员在南京新街口的大街上散步。我们都穿美国军队的服装，所以，区别于中国国民党军人们。我在街上买雪糕，突然发现周恩来先生和他的夫人邓颖超女士坐在小店里吃雪糕。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不同于国民党的领袖们，前呼后拥的。我同周恩来打招呼，他也微笑地向我们招手。

　　周恩来天天上重庆的报纸，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人这么平易近人。

　　我急忙翻遍全身找纸和笔，想请周恩来签名。林雨水大笑：“我也是追星族哇！”

　　找不到纸，我找到五张500元的法币。结果，周恩来微笑地在分别在五张法币上签名。

　　林雨水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周恩来用的是一只新华牌钢笔。”

　　周恩来和邓颖超还微笑地让我们坐在他们的身边，和我们聊聊。

　　我说：“我们华侨回国，是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我们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

　　周恩来笑着拍我的肩膀说：“你思想先进！我们延安也有你这样的爱国华侨。但是，他们和你们不同，他们是用文化教育民众抗日；你们是架机在蓝天驱逐日寇。”

　　我大惊，问周恩来：“你怎么知道我们五人是开飞机的呢？”

　　周恩来大笑：“你们的军装嘛！这不是美军援华飞行队的标志吗？”

　　我们五个人互相看看，也随着周恩来、邓颖超一起笑了起来。

　　周恩来笑着补充：“美国援华空军，包括陈纳德将军，我不止见过一次呢。”

　　我们大家七嘴八舌地问：“那么，在共军区域，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里，还有那里的老百姓，他们都知道我们吗？”

　　周恩来大笑：“抗日战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那里出版的《新华日报》，我们的广播电台，都在播送你们空战胜利的消息呐！……”

　　我们五名飞虎队中国籍飞行员听了都大受鼓舞，我们都争先恐后地再和周恩来握手。

　　我问：“听说，有特务跟踪呀？安全吗？你们握手？”

　　林先生笑着说：“特务不敢惹周恩来，名气太大。他们也不敢惹飞虎队，名气也不小。”

　　林雨水微笑地告诉我那五张法币的下落。当时，给在座的其他军人分了三张。他自己保留了两张。现在，其中一张，他送给了南京周恩来纪念馆。听说是国家一级文物。

　　另一张，2005年，他的好友方守义向他开口了。一起出生入死，不好意思。其实，他心里一百个舍不得。可是，表面上还是非常痛快地给了方守义。

　　说道第二次见周恩来，林雨水老人更兴奋了。他回忆：

　　“第二次见周恩来，他已经是总理了。在 1949年11月9日，原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在香港起义，宣布他们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历史上着名的‘两航起义’，这些起义的人员中，就有我。我是12名机长中的一位，知道吧？12架飞机有12名机长，还有报务员，领航员、机械师等、等。

　　当天，他与52名两航人员驾乘12架民用运输机由香港机场飞抵北京，很光荣地获得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当晚许多人，总理未能第一时间认出他，但他是唯一带家眷投奔祖国的人，终于引起总理注意，要安排他与自己坐。到他走近时，总理认出他了，很高兴地拉着他的手说：‘我们是不是在1945年见过面？’他笑着点头说：‘是的。’

　　他回忆说，与总理握手还有一件趣事，当时总理身边的人员看着我这样兴奋，及时提醒我：握手时不要力气太大，总理的右手骑马时受伤了。结果，这次握手他要强忍激情。这些美好的回忆，现在想来仍是记忆犹新。”　　

　　在林雨水去世后，他的儿子林少舜表示，父亲对人生无遗憾，只希望祖国强大，不再受外敌侵略。这也让我想起那次采访快要结束时，林雨水告诉我，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参加共产党，他人生最后的夙愿就是加入 中国共产党。他还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中国人民还会在苦难中摸索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