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

 

　　洪仁玕（1822年－1864年）小名谦益，号吉甫。廣東花县人， 洪秀全的族弟， 太平天囯领导人之一。曾在 香港居住多年，1859年到天京（即 南京），获封为军师、 干王，一度总理朝政，1864年在 南昌被清军杀害。洪仁玕是太平天囯领导层中对西方见识较广的一位，提出的《 资政新篇》是具有发展资本主义主张的政治纲领，在当时的中国算是相当先进的思想。

 

 

 

 

 

 

　　洪仁玕，小名谦益，号吉甫，广东花县（今属 广州市）官禄熻村人，是洪秀全的族弟，自幼喜读经史、天文历数，参加 科举考试失败后以教村塾为生。

　　1843年（ 道光二十三年）参加 拜上帝会。 金田起义后，从 广东赶赴参加未遇，中途折回。旋再往，又受阻而返。1852年( 咸丰二年)曾被捕，脱险后转至香港。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江苏南京）后，从香港到上海，谋往天京未能实现，仍返香港。在港时为外国传教会工作四年，接触了大量西方科学文化。1859年再度北上，次年 4月辗转到达天京。5月，被洪秀全封为精忠军师、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

　　执政之年，洪仁玕作《 资政新篇》，向洪秀全提出一套统筹全局的革新方案。政治方面，针对内部的分散主义，提出禁朋党之弊，维护集中领导；建议设新闻官，立暗柜（意见箱），以通上下之情，发扬公议。经济方面，主张发展交通运输业，修筑道路,制造火车轮船,兴办邮政；鼓励民间开矿、办企业，奖励技术发明；创立银行和发行纸币。文化思想、社会风俗方面，主张关闭寺庙道观，反对传统迷信，提倡崇信上帝教；设办医院、学堂；革除溺婴、吸食鸦片、妇女缠足等陋习，禁止买卖人口和使用奴婢。外交方面，提议与各国通商，允许外国人来中国传授科学技术，但不准其干涉内政。这个方案的基本精神是向西方学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洪秀全审批，旨准刊刻颁布。但由于当时中国还缺乏使之实现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同时，太平天国正处于紧迫危殆的战争环境，所以没有也不可能付诸实施。同年，洪仁玕还改正太平天国历法，使之更接近阳历。以后，又相继发表《英杰归真》、《军次实录》等著作。

　　1860年春，清军江南大营加紧围困天京，洪仁玕与 李秀成商定，用“ 围魏救赵”之法，袭敌后方重镇 杭州，迫其分兵救援，再集中兵力歼灭江南大营。李秀成成功地指挥了这一战役，大破江南大营，立解天京之围。旋洪仁玕提出乘胜进攻 苏州、 常州、 上海等地，然后进行第二次西征，即以巨款购买外国轮船组成水师，于长江南北两岸各派一军，水陆三路合取 湖北，彻底改变西线不利局面。1861年初，出京赴皖、浙催调各军西征。但东进太平军克苏、常继攻上海时，受挫于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并且返师不及；购买轮船一举又未能实现,部分西征军将帅执行不力，虽奋战经年，西征计划终归失败。1861年 5月，亲自领军援救 安庆，屡战失利。

　　洪仁玕与太平天国渊源较浅，无功而骤膺高位，缺乏实际经验，各将领并不尊重其权威，有时甚至加以抵制。他在宗教思想上与西方教士较接近，与洪秀全的观念颇有异同。洪秀全初时对他极其信任，后为避免东王杨秀清专权的现象重演，宣布废除群臣奏折必须由干王盖印始得上奏的规定。1861年 9月安庆失陷后洪仁玕被降为副军师。随着局势的急剧恶化，1863年(同治二年)，衰弱多病的洪秀全嘱洪仁玕尽心扶助幼天王（洪秀全长子 洪天贵福）。年底，洪仁玕奉命外出调兵解天京之围，但各将领力图自保，多不应命。1864年 7月，天京陷落。他迎突围的幼天王至 安徽广德，旋入浙江湖州，仍为军师。后又转移至 江西。10月兵败石城，与幼天王等相继被俘。11月23日就义于南昌。

　　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者。洪秀全创立 “拜上帝会”，洪仁玕洗礼入教。洪秀全“出游天下”宣传教义时，洪仁玕的家人不许他同行，未得同去，后在清远一带任塾师。一面教书，一面宣传教义，发展教徒。洪秀全与冯云山在广西桂平筹划起义时，洪仁玕在清远，没有参加。金田起义后，洪秀全驻军江口墟。洪仁玕率５０人西上至浔州，太平军已移营，洪仁玕虽多次谋求去桂，都未成功。后来，洪、冯两姓族人在清兵围捕下在谷岭起义，洪仁玕赶到时事已失败。他被乡人捉住，挣脱绳索逃亡，于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四月到达香港。

　　在香港，他结识 瑞典巴色会教士韩山文（Ｈａｍｂｕｒｇ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受洗入教，韩山文死后，他任伦敦布道师，学习天文，留心西方文化，通过学习，洪仁的思想认识达到了新的飞跃，他再也不是过去那个仅有农民意识的人，他已成为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在他脑海里，已经逐渐形成一个用发展资本主义来改造中国的方案，这就是日后他的《资政新篇》的由来。咸丰八年，他离香港北上，于咸丰九年三月二十日（１８５９年４月２２日）到达天京。这时正值天京内讧之后，早期的领袖或战死沙场，或在内讧中被戮，翼王 石达开又率兵出走，天王洪秀全猜忌异姓，朝中无人。天王倚重洪仁玕，不出一月，累累加封而至“ 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命他总理朝政。

　　洪仁玕受天王重用，很想有所作为。根据他对世界大势、西方文明的了解，写了一部《资政新篇》，进呈天王，主张接受西方文明，走西方强国富民之路。经天王批准刊行，成为天国后期的政治纲领和珍贵典籍。

　　在《资政新篇》中，洪仁玕把他的政治主张分为“设法”、“用人”两个方面。“用人”方面，他提出“用人察失”，“禁朋党之弊”，主要是针对当时太天平国在内讧之后上下离心、信仰崩溃、信心涣散而言，意在加强中央领导权。“设法”方面，他提出“以风风之，以法法之，以刑刑之”三种方法，主张“自上化之”，革除腐败，而着重立法，并举英、美、法等国为例，要求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走富国强兵之路。此外，还列举了二十八条应兴应革事项，包括发展交通、办理邮政、开采矿藏，兴办水利，奖励制造，开办银行与保险，普设乡官乡兵，设立新闻官，建立公库和税务机关，严禁贪污，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奖励慈善事业，禁止迷信，禁止饮酒及吸黄烟、鸦片，禁止溺婴、买卖人口及使用奴婢等。他还主张与各国通商，在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允许外国牧师和科技人员来中国工作。他甚至提出：“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可以说，他是当时（不仅仅是太平天国，也是整个中国）最为了解西方、了解世界，开明、务实的思想家、政治家之一。洪秀全在多数条文下，都批示“此策是也”，命令“遵刻颁行”。但由于社会条件未趋成熟，又处在敌我对峙的战争状态而不可能付诸实行，只为后人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典籍。

　　在进入天京前，洪仁玕从未接触过军事，但干王、天朝精忠军师的重任，却使他成为太平天国后期军事的主要策划者。他到达天京时，正值长江上游军事吃紧，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正凯觎安庆，清钦差大臣和春、帮办军务张国梁统率的江南大营又以长墙、深濠围困天京，形势危殆。洪仁玕认为在此情势下，“必向湖杭虚处力围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忠王李秀成用此计，与堂弟、左军主将李世贤分攻杭州、湖州。江南大营果然分兵回救，诸将遂破江南大营，立解天京之围。

　　在修订天国历法、改革考试制度、办理外交事宜等方面，洪仁玕也作了重要贡献。

　　同治三年（１８６４）七月十九日，天京陷落。忠王李秀成保护幼天王洪天贵福冲出重围时被执。幼天王南走，洪仁玕迎入广德。此后，他与堵王黄文金等奉幼天王迤逦于湖州及江西建昌、 抚州，安徽宁国，浙江昌化等地，一路为清兵追击。十月二十五日，与幼天王同时被俘 。十一月二十三日，洪仁玕就义于南昌。

　　洪仁玕的现代化思想

　　《资政新篇》是继《 天朝田亩制度》后，由太平天国提出的重要的建国纲领，它是由洪仁玕提出，经洪秀全批准颁布的。与《天朝田亩制度》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不同，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为太平天国提出的是一个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他认为，太平天国要想扭转天京事变后的衰落局面，就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进行改革，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西方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洪仁玕看来，一个真正的近代化国家，除了拥有近代工业、农业、 铁路、银行之外，还应该有自己的社会福利事业，使得老有所养，幼有所教，鳏寡孤独废疾这皆有所归依。正因为洪仁玕提出了上述看法，所以他成了中国介绍西方福利事业的第一人。

　　与《天朝田亩制度》不同，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是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他在《资政新篇》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故事有今不行而可豫定者，为后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为后之祸，其理在于审时度势与本末强弱耳。然本未之强弱适均，视乎时势之变通为律。”即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地运动发展变化的，置身于人类文明的剧变时代，应该审时度势，适当变通。在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形势逆转和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走向繁盛的情势下，洪仁玕认为，太平天国要想重新走向辉煌，必须“取资”西洋，即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

　　首先，大力提倡学习移植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的“法法类”中，提出以西方资本主义之法为法，实行新的社会经济政策。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落后于西方诸国，“不能为东洋之冠冕”，主要是由于科学技术落后。为了学习外国科学技术，他建议，“凡外国人技精艺巧，国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并允许有技艺的外国人进入内地，“教导我民”，“为国献策”，以推动科学技术不断走向进步。洪仁玕认为，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连环枪等物质文化，都有夺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应该大力学习倡导。他还十分重视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兴车马之利”和“兴舟楫之利”的具体设想，设计了铁路、公路和水上运输的方案。此外，他还主张办银行，建立邮政等现代通讯事业。

　　其次，洪仁玕还主张学习资本主义的制度文化，包括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洪仁玕主张改革政治制度，仿效英、美等国的政制，反对人治，讲求法制。他说：“有法制而后有国家，此千秋不易之大经。”在政体创建上，使中央集权与“民心公议”相结合，推进国家政体的民主化。为保证法的执行，他特别强调奉法执法者要刚直不阿，不畏权贵，对那些敢于破坏法制的人，要明正典刑，传示各处。他还认为应废弃封建主义的酷刑峻法，重视审判程序，体现了资本主义法制的特点。他还建议设立新闻官和“暗柜”，以加强舆论监督，以使下面的意见可直达中央，做到上下相通。在经济方面，洪仁玕主张采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和工资制，准许富人请人雇工。为鼓励富民积极投资社会，他还建议采取资本主义利润制度，如对兴办银行的“富民”，可准许其每两取息3厘，而对开采矿藏的“总领”，则允许其取得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二作为利润。为促进科技发明，洪仁玕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制度推崇备至，力主实行，认为“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可见，洪仁玕的上述主张，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地学习西方的方案，是有利于商民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方案。

　　洪仁玕的近代社会福利观

　　作为太平天国后期重要的建国纲领，《资政新篇》的基本思想是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洪仁玕认为，“治国必先立政，而为郑必有取资”，他所说的“取资”，就是要审时度势，根据世界文明发展的大势合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革命形势逆转的现实，向西方学习，改革成法，以达到“与番人并雄” 的目的。

　　为此，洪仁玕以实现现代化为核心，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提出了一整套具有资本主义特色的改革方案。在改革方案中，洪仁玕积极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在中国福利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社会福利思想。

　　第一，洪仁玕提出太平天国应该模仿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举办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他设计规划兴建医院，引进西医、解救百姓的疾病之苦。兴建“跛盲聋哑院”，作为残病人的教育机构，使残疾人不因其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能力而被社会抛弃。同时还要兴建“鳏寡孤独院”，使这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能老有所归，少有所养、所教。

　　第二，与《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的“鳏寡孤独废疾”者都由国库抚恤养助不同，洪仁玕认为，医院、“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等社会福利事业的建立，不是靠国家出钱来办，而是靠私人捐献施舍来兴办。他说：“兴医院以济疾苦，系富贵好善”，“兴鳏寡孤独院，准仁人济施”，“兴跛盲聋哑院，有财者自携资斧；无财者善人乐助”。可见，“鳏寡孤独院”等社会福利机构的建立，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慈善事业为蓝本提出来的。

　　第三，洪仁玕还介绍了西方负责监督社会福利执行情况的机构——“士民公会”的职能。他认为，为保证社会慈善福利捐款不被滥用，也为了避免那些“一味望恩，不自食其力”的游手好闲之徒冒领社会福利捐款，应设立“士民公会”，以监督社会福利事业的正常运行。

　　第四，洪仁玕还特别强调社会教化在国家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他认为，移风易俗，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主要有两个办法：一是统治者要起表率作用，即“再上者以为可耻之行，见则鄙之忽之，遇则怒之挞之，民自愿而去之，是不刑而自化，不禁而自弭也”。在他看来，只要统治者带头抵制不良习俗、风气，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效法，社会风气就会自然转善。二是如果百姓中又捐资修建医院、学馆、养病院等福利设施的，统治者应该亲临现场，褒奖善举，这也有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此外，洪仁玕还认为“设学馆”也是改革旧观念旧习俗，革新思想的根本途径。他说这样可以“拯民出于迷昧之途，入于光明之途也。”

　　从《资政新篇》的整个体系和内容看，他所涉及的社会福利和内容并不很多，但他却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第一次介绍了西方社会福利事业的基本情况，并主张在中国大力实施。他认为社会福利事业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内容，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洪仁玕的上述主张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是爱国的、进步的，我们必须给予高度的评价。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有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也由于连年的征战，使得《资政新篇》所描述的现代化和近代社会福利事业的美好蓝图没有付诸实践。

　　在向洪秀全进呈了《资政新篇》中从整个国家政权结构的宏观角度着眼，高度评价了报纸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提出设立新闻馆，设置新闻官，“准卖新闻篇”等新闻主张。其主要的新闻观点有1，报纸是维系中央政权、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有力工具，可以通过报纸去“禁朋党之弊”，以消除种种弱本强末的离心力量。2，报纸是实现民主统治的手段可以通过报纸这一桥梁，沟通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和民众之间的公议。3，报纸具有教育民众，移风易俗的作用。4，报纸具有监督政府的作用。要求报纸内容真实，文风朴实。（参考《中国新闻传播史》，方汉奇主编）

　　一、《资政新篇》提出的历史背景

　　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中国和世界都处于一个历史的大转折时期。就世界而言，西欧、 北美等地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走到了尽头，殖民地的开发，国际市场的兴起，商品输出发展为资本输出。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冲击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古老的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终于被资本主义列强的炮舰轰开了。腐败软弱的清政府步步妥协，中国的主权步步丧失。与侵略者的主观愿望相反，被他们用来麻醉中国人的毒品——鸦片，此时却成为刺激中国人的觉醒的一剂良药。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九年，即1851年，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这个被称之为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最高峰的伟大革命运动，不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第一次发动了军事、政治和经济的空前斗争，而且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前期的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主要是以土地问题为主，试图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但这只是一个空想，未能实现。同时，太平天国运动也遇到了以往任何的中国农民起义所不曾遇到的新问题：即如何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如何改变中国现有的命运，寻求一条合适的、使中国富强的道路？在这种背景下，洪仁王干于1859年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向西方学习，探索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纲——《资政新篇》。

　　二、洪仁玕及其《资政新篇》的提出

　　金田起义后，洪仁王干约集五十余人一同西上，等他们赶到浔州时，太平军已经转移到了永安。由于清军盘查甚严，洪仁王干便中途折回花县。这时，清军正在花县大肆搜捕，凡是与拜上帝会有关系的人，均难幸免。为这种形式所迫，洪仁王干不得不约集广东教徒，参加当地群众举行的武装起义，由于组织不周密，起义很快失败。

　　1852年，洪仁玕只身逃入香港，不久，因生活困难，潜回广东，匿居东莞县当塾师。次年，又赴 香港，在外国牧师处教书。1854年春，由香港至上海，想去天京，因道路不通，年底仍折回香港，洪仁玕在香港，前前后后共住了五年，在这五年中，他的主要活动是给西方牧师教书，先后做过瑞典传教士韩山文的家庭教师和宣教师，耳濡目染，开始较多的接触西方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他还结识了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容宏。同时他也学习基督教教义及自然科学，并通过亲身的见闻，以探索西方世界。这样，他不仅“在基督教教义方面知识渊博正确”，而且成为当时中国最富于西方知识的人，“极熟悉地理，又略识机器工程，又承认西洋文明之优越，家藏有各种参考书，对于各种题目，皆有研究的资料。”（1）正是因为这样，洪仁玕才能成为中国近代早期资本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成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

　　1858年6月，洪仁玕冒着极大的危险，只身由香港经广东、江西、湖北等地区， 于1859年4月22日到达天京。洪仁玕的到来让洪秀全喜出望外，立即引为心腹。连续晋升，不久，便封他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揽朝政，并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2）尽管这种异乎寻常的提拔，使洪仁玕自己都感到不安，“恐将心不服”，但是一方面，由于天京变乱后，太平天国出现了“国内无人，朝中无将”的危险局面，另一方面，洪仁玕为其族人，所以，天王坚持成命。

　　洪仁玕说：“自粤来京，不避艰险，非图爵禄之荣，实欲备陈方策，以广圣闻。”（3）因此，在他担任精忠军师后不久，即向天王提出了著名的《资政新篇》。其用意在于“善铺国政，以新民德。”（4）在《资政新篇》一开始，他就强调“夫事有常变，理有穷通”，（5）要求天王审时度势，因时制宜的进行某些改革，《资政新篇》正是为了实行这种改革而提出的一个方案。

　　《资政新篇》的内容，主要包括四大部分：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和刑刑类。因自1856年以后，太平天国的内政日趋混乱，在洪仁玕看来，主要是因为朋党之间的斗争引起的，在用人察失类中，他首先提出了“禁朋党之弊”；风风类主要规定了一些社会风气教化的内容，“夫所谓以风风之者，谓革之而民不愿，兴之而民不从，其事多属人心蒙昧。习俗所蔽，难以急转者，不得已风风之。”在法法类，洪仁玕用大量的笔墨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情况，提出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即政治经济制度；“虽然纵有速化，不鲜顽民，故又当立以刑刑之之刑。”虽然，洪仁玕主张效法西方的刑法，当时又主张轻刑罚，给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

　　三《资政新篇》的对外思想

　　政治经济制度方面。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多次提到了“审时度势”，即要审时度势的实施各项政策..因此，他花了大量的笔墨介绍了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科学文化状况，事实上，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在推翻清政府的同时，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蓝本，“咸与维新”，把太平天国建设成一个“兵强国富”的人间天堂。他首先列举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如英、法、德等国的发展状况，并说明这些国家的强大，是“由于法善”所致，对美国的富强也极为称道，而且特别提到了美国的民主选举制，“以多人举者为贤能也，以多议事者为公也”，部分的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内容，将西方民主制度中多数决定的原则移植到太平天国的土壤中。

　　其次，他以俄罗斯为例，说明该国原来落后于别国，后来俄皇“遣其长子，伪装凡民，到佛兰西邦学习邦法，火船技艺，数年回邦......大兴致教，百余年来，声威日著”而后成为北方的“冠冕之邦”。他还列举了“逻罗邦”，“近与英邦通商，亦能仿造火船大船，往各邦采买，今变为富智之邦实”。他还预言日本与美国通商，“效法西方，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处于巧焉。”据此，他暗示大家，一个国家要顺应历史潮流，“因时制宜，度势行法”，就必须学习先进国家，以求迅速发展，否则就要落后挨打，像土耳其等国那样。

　　当然，洪仁玕花如此大的功夫介绍西方，根本目的还是“借外而喻内”：“以上略述各邦大势，足见纲常大典教养大法，必先得贤人，创立大体，代有贤能，继起而扩充其制，精巧其技，因时制宜，度势行法，必永远不替也。倘中邦人不自爱惜，自暴自弃，则鹬蚌相持，转为渔人之利，那时始误兄弟不和外人欺，国人不和外邦欺。”因此，中国要向西方学习邦法，设立自己的“治国”和“立政”方案，以改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如像西方那样，设立 “暗柜”和“新闻官”，使民意直达中央；设立“新闻馆”，把发行报纸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运用新闻和舆论，监督政府官员的行为。

　　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经营方式上，准许私人雇工招民开矿办厂，并保证他们的利润；准许富民开设银行，发行纸币，以便于商品流通，适应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并办人身财产保险事业，“若失命，则父母妻子有赖；若失物，则已不至尽亏。”

　　科学技术方面。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惨败，使中国人渐渐的认识到了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厉害，受西方文化浸润的洪仁玕更是对此推崇备至。他主张效法西方，鼓励创造发明。洪仁玕明确认为：轮船、火车、钟表、千里镜、量天尺等近代工业技术和产品，“皆有夺造化之巧”，是永远可行的“堂堂正正之技”，而绝非所谓的奇技淫巧，基于此，他主张兴车马、舟楫之利，开发矿藏，制造新式器皿等；他首次将专利法引入中国，积极奖励先进科学技术的发明，予以奖励并且予以法律保护，凡是“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限满始准他人仿做，若愿公于世，亦禀明发行”，“有能制造精奇利便，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

　　对外政策上。尽管洪仁玕积极的学习西方，但同时也主张独立自主平等的近代外交政策，如主张与外国通商往来，他在《资政新篇》中这样说道：“与番人并雄之法如开店二间，我无租值，彼有租值，我工人少，彼工人多，我价平卖，彼价桂卖，是我受益，而彼受亏，我可永盛，彼当即衰。”但是也严禁走私鸦片：“禁酒及一切生熟黄烟鸦片，先要禁 为官者，渐次严禁在下，绝其栽植之源，遏其航来之路，或于外洋入口之烟，不准过关，走私鸦片者，杀无赦。”；允许外人入内传授技术，但不允许外人干涉中国的内政，“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主张与各国“并雄竞争，平等交往”，反对“拘拘不与人交接”的顽固态度，反对妄自尊大的作风。

　　在思想文化上，他严厉的批评封建迷信，主张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开人之蒙”去启迪和教化民众，如“禁庙宇寺观”、“革阴阳八煞之谬”、“除九流惰民，不务正业，专以异端诬民”。

　　此外，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还主张效法西方，由政府或私人兴办公用福利事业，如办邮政、医院以及鳏寡孤独院、育婴堂、跛盲聋哑院等慈善事业。

　　19世纪50至60年代，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燃起了史无前例的农民战争的烈火。这就是为时14年、势力扩展18 省的、反封建反资本主义侵略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当人们在评论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所达到的成就及其历史地位时，往往都称之为旧式农民战争的顶峰。其意首先是说，它超过了以前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是这些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的继续、发展以至顶峰。同时也是说，尽管是顶峰，却仍未超越旧式农民战争这一极限，依然属于旧式农民战争的性质和范畴。因此，它的最终结局无非两途：要么最后失败灭亡；要么又封建化。这个评论是正确的吗？在太平天国领导人中，有没有个别杰出人物？在农民运动中，所提出的主张有没有提出超越了旧式农民战争的历史范畴，闪烁出全新的思想火花，而进入中国近代化先驱者行列之中？这个问题，已往多为人们所忽视，而给予传统的否定的回答，从而使其固有的辉煌，被淹没在狭隘壅闭的视野之中。洪仁玕便是其中杰出的人物之一。

　　在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人中，洪仁玕与众不同，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法制的主张，非同凡响，远远超越了旧式的单纯农民战争顶峰的水平和极限，是一种新的飞跃，闪烁着新时代的火花。他是主张中国法律近代化的第一人。

　　洪仁玕（1822—1864）生活的时代，是19世纪中叶。当时中国开始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中国的清王朝，所实行的是愚昧野蛮的专制独裁制度。而当时的世界，却处在迅速上升发展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代替愚昧专制主义的制度，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社会前进的必然。因此，应该说，在19世纪中叶，中国法律近代化就是应该扬弃和废除愚昧专制的杜拆主义制度，逐步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而洪仁玕正是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潮流，主张“不从清朝法律”，废除旧的封建主义的法律制度，创建 “新世界”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洪仁玕主张中国古代法律走向近代文明的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在1859年所著的《资政新篇》和《 立法制演谕》等重要著作之中。

　　稍为具体地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明：

　　第一，从国家与法制的关系来看。我国古代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封建政治家、思想家，曾经接触到或读到国家与法制的关系问题。如有的强调“秉权而立，垂法而治”（《商君书·壹言》），“以法治国”。这在当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中国古代的法家主张 “以法治国”，与西方近代法律史上的“法治”学说在学理上有质的不同。洪仁玕却不仅吸收了历史上卓越政治家、思想家“以法治国”的思想，总结了太平天国法制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更借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法制，从更新的视角，来论证了国家与法制的关系。他提出“国家以法制为先，……有法制而后有国家”，这不仅是一条历史定律，“而尤为今兹万不容已之急务也。”这是洪仁玕法制观的核心。从这一总命题和理论高度出发，洪仁玕进一步强调说：“治国必先立政”，而立政的关键，“惟在乎设法……之得其当耳。”只有“立法善而施法广，积时久而持法严，代有贤智以相维持，民自固结而不可解，天下永垂而不朽矣。”洪仁玕上述总命题和理论概括，已经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国家和法制是同时产生和存在的；二、国家与法制日见有专政的功能；三、国家与法制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四、强调了治法对治国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精典作家强调过如果没有政权任何法律等于零。洪仁玕这里则从另方面强调了没有法制，国家政权也难以存在。这些思想，远不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以法治国”观点所能比拟和包含的。相反，而与西方法律史上的“法治”学说在学理上有近似之处。表明洪仁玕开始认识到国家与法制的内在联系性以及法制的特殊重要性。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建立法制，以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调整国家机器的运转，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没有法制的国家是不存在的，法制废弛的国家也不可能强大和长存，这是阶级社会以来的道理。

　　第二，从法制与时代的关系来看。洪仁玕站在19世纪中叶的时代高度，从中国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角度，胸怀改革与开放的伟志和决心，愤怒地批判了中国封建反动统治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愚昧虚骄态度，深为“中国从前不能为东洋之冠冕，暂为失色”，感慨不已。他认为“前之中国不如是”，即不如西方近代国家先进。就是因为“毫无设法修葺补理，以致全体闭塞，血脉不通，病其深矣。”而要“以救时弊”，更要 “与番人并雄”，洪仁玕提出必须以“因时制宜，度势行法”，作为改革法制的指导原则。而洪仁玕认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邦法”先进，“国法密深”， “纲常大典、教育大法”优越。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强大，原因就在这里。洪仁玕从“度势行法”这一命题出发，主张移植西方法律，采行近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对中国的法制制度来一番“革故鼎新”（《英杰归真》）。因此，他要求“立法之人”，除了必须具备一般应有条件外，尤其是放眼世界，“熟谙各国风教”，参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法制来制定中国的法律、法令。

　　第三，从法制与生产方式的关系来看。洪仁玕主张秉行西方资本主义法制制度，赶上世界近代先进国家，一个根本性的内容，就是主张实行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立法，以改变旧中国封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促进和保护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希图中国走上民族独立的、资本主义的道路。1859年洪仁玕提出的、经天王洪秀全旨准颁行的《资政新篇》，实际上是否定了1853年冬洪秀全颁布的《中国田亩制度》规定的取消一切土地和财产私有、取消私人经济、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等，以期实现“四同两无”（“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提出了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譬如说：一、主张发展近代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准许富民出资开设书信馆和新闻馆；二、主张颁布保护私人投资法，鼓励兴办私家银行，发展金融事业。“准其获利十分之三”，拟办保险事业；三、主张允许私人投资开采矿山，并规定产业资本的剥削率，准其获利达百分之二十；四、主张奖励科技发明创造，实行专利保护法，保障自由竞争；五、主张颁行劳资法，允许剥削，采用雇佣制度，反对奴隶劳动，废除人身依附的封建制；六、主张从维护民族独立、保护民族经济的立场出发，在外国资本主义“不得毁谤国法”的前提下，“许其通商”。

　　第四，从法制与遵行的关系来看。洪仁玕十分强调“法制以遵行为要，能遵行而后有法制”，这也是“千秋不易之大经”，“万不容已之急务也”。他认为没有立法自然谈不上依法、执法；可是单有立法，还不能说有法制。因为有法不遵行，不严格依法办事，再好的立法也只能是一纸空文。为此，他提出建立必要的类似西方近代的监察、检查机构制度。这就是他所构想的“兴各省新闻官”。对“新闻官”的人选和职权，应该是：一、“其官有职无权”，即对各部门违法乱纪的官员有检举参劾之责，而无直接处分之权。二、“官职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这类官员自成系统，独立于行政部门之外。三、“新闻官”人选，一定要“性品诚实不阿者”。四、其任务是专门收集各省各种报纸呈缴中央，了解各项兴革大法的实施情况，检查各级官吏的忠奸、善恶。这种“新闻官”显然与中国封建时代的“台谏”之官相区别，他最大的特点是重视社会、群众舆论，能够观察中外报纸所反映的各种社会动态而有兴废。这是洪仁玕受了西方国家近代法制影响而主张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

　　第五，从立法和立人的关系来看。洪仁玕强调“治国立政”的关键，“惟在乎设法用人之得其当耳。盖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可不慎哉！然于斯二者并行不悖，必于立法之中，得乎权济。”这里，洪仁玕提出了改革法制，必须做到立法与立人相结合的原则。在这一重要结合点上，洪仁玕着重要求的是：一、立法者既应熟悉中国的国情，更要了解当时世界的发展状况，使其所制定的法律制度，能够符合“时势之变通”、“审势而行”。二、“为官者”必须奉公守法，以身作则，刚直不阿，不畏权贵。洪仁玕认为，“盖法之质，在乎大纲”，一经制定，就要 “一定不易”，坚决贯彻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立法者和执法者“有以主之，有以认真”。只有“奉行者亲身以倡之，真心以践之，则上风下草，上行下效矣。”如果法律、法令只是惩罚普通的平民百姓，对“为官者”、特别是身居“高官”者，没有约束强制力，那就会“法立弊生，人将效尤”，作乱不已。洪仁玕愤概地指责道：后来法制废弛，“岂法不善屿？”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实奉法者毁之尔。”因此，他主张贯彻禁革陈规陋习、歪风邪气、腐败现象法律法令时， “先要禁为官者，渐次严禁在下”。“惟在在上者，以为可耻之行，见则鄙之忽之，遇则怒之挞之，民自厌而去之，是不刑而自化，不禁而自弭矣。”主张对那些严重破坏国家法制的人，“无论其高官王位”，一定要“明正典刑”，直至“律以大辟”。只要做到法制“严明则人皆服法”。

　　第六，从法制与人权、人道主义的关系来看。洪仁玕主张执法要严，对罪行累累、证据确凿的犯罪分子，必须坚决打击，严惩不贷。但同时又强调绝不能滥杀无辜，重刑轻罪。他针对清律野蛮的株连之法，以及太平天国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天京变乱”中发生的用刑过滥、无罪牵连、妄杀无辜的严重弊端及其危害，吸收了我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法律思想中的民主精华，特别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刑法制度为楷模，提出创立“罪人不孥”的制度，废除株连法，主张一人犯罪一人受罚；无论犯罪性质、罪行大小，一律实行“罪人不孥”、刑止一身的政策。否则，“若连累及之，是迫之使反也”。洪仁玕还针对封建法制中的严刑酷罚、重刑轻罪原则，及其与太平天国带来的严重影响，从人道主义出发，及时而又鲜明地提出了慎刑少杀、废除酷刑、“善待轻犯”的主张。对待“轻犯”，要给一条“改过自新”的道路，罪犯“期满释回，一以重具廉耻，二以免生他患”。至于那些“大罪宜死者”，也不要点天灯、五马分尸、斩首、剥皮、桩沙，只用大架吊死，象西方近代国家的处以死刑那样。为了防止和减少错捕、错判、错杀，洪仁玕还强调审理案件一定要注重事实，不允许伪造证据，制造混乱，颠倒是非。对“妄证者”，不能饶恕，一定要“同罪”处罚。至于因不明真相而检举不实的百姓，却要加以保护，对群众的意见应该加以尊重。不难看出洪仁玕这些主张，无不带有鲜明的反封建的民主色彩，具有保护人权的意义。

　　第七，从法制与教化的关系来看。洪仁玕主张贯彻法制，既要严惩罪犯，同时也应从教育感化入手，引导人们生活走上正轨；在严申法令的同时如果能辅之以法制教育，就可以使人们知法、畏法、守法。因为，教化是“治人心恶之未形者，制于萌念之始”；法律是“治人身恶之既形者，制其滋蔓之多”。因此，教化与法制应该结合起来，“教法兼行”。“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只有“法外辅之以法”，才能“入于德”，“刑外化之以德”，才能“省于刑”。只有实行“教法兼行”、“非不教而杀”，才有助于人们“免生罪念”，使一些触犯法律的行为“制于萌念之始”，防微杜渐，防止或减少犯罪的发生和蔓延。在进行法制教育的方式上，洪仁玕提出了各种办法，主要的是两点：一、设立新闻官，发行报纸，“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对人民群众普遍进行知法、守法的法纪教育。二、利用类似公审的形式进行群众性的法制教育。判处一些重大刑事案件，特别是处以死刑的案件，一般都要召开群众大会，“先彰其罪状并日期，则观者可以股栗自儆”。

　　从以上七个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洪仁玕改革法制的主张，既坚决扬弃了中国独裁愚昧封建主义制度的流毒，而是要采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这难道还有什么置疑的吗？

　　既然如此，那么洪仁玕改革法制的主张，在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中，他又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承认中国落后，西方国家先进。学习外国长技以抵御外国侵略，这在当时是颇有勇气和难能可贵的，充满着改革开放精神和爱国主义激情。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和高度赞赏 林则徐主持翻译了 瑞士法学家、外交家 瓦特尔（旧译滑尔达）著《 国际法》（1758年法文版），编成我国第一部简介西方国际法的中文译著，初名《各国律例》。但他们囿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所主张“师夷”的“长技”，还只是西方国家的近代军事技术，即“坚船利炮”，没有涉及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没有提出中国法律近代化的问题。洪仁玕则是继承并发展了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魏源等人“师夷长技”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采行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制度的问题。这是洪仁玕高于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地方。

　　关于洪仁玕改革法制的主张，无论洪仁玕本人，或是与他同时代的各个阶层的人，抑或是今天海内外史家，都有各自的评论。洪仁玕自己声称，他改革法制的主张，是一种“革故鼎新”，“己所窥见之治法为前古罕有者”。“前古”，从我们的观点看，就是古代的封建社会，“前古罕有”，即为几千年的封建时代所不曾有过的，具有“新世界”的实质。这种“新世界”，洪仁玕由于不懂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的五种类型，没有明白指出这就是资本主义新世界，然而我们今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不难断定，他所希图建立的“新世界”，当是“与香人并雄”的近代中国，他所窥见并想移植的“治法”，当为西方资产阶级近代法制。

　　近代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容闳，1860年10月到达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与干王洪仁玕晤谈之后，谈到对他的印象，说：“干王居外久，见识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太平军中之访察》）在天京见过洪仁玕的英国人富礼赐说，洪仁玕“立志甚高”，“在南京各王中确是独一无二的人物”（《天京游记》）。近年，西方历史学家在评论洪仁歼玕说，“他的研究从神学到西方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不但使他成为太平天国领袖中文化最高的人，而且是西方文化最早的传播者之一。”（《剑桥中国史》卷10）

　　无论从洪仁玕的自我评估，还是从近现代海内外各阶层人士对他的评价，尽管有差异，但有一基本点却是完全相同的，他的的确确“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东西”（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新”就新在他冲破了封建帝国闭关自守的枷锁，也冲破了农民小生产者狭隘保守的精神世界，认真地在观察世界和自己国家的命运，提出了并以期实现自己“窥见之治法”，从而取得“驱逐胡虏，宰治中原”的胜利，进而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也能够成为“东洋之冠冕”。这里，人们就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从洪仁玕改革法制、振兴中华的主张看，他属于什么样的阶级属性？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是农民革命民主派？是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洋务派？目前，要对此作一个肯定、一般的结论，是不现实的，但谈谈个人不成熟的、探讨性的意见，以就教于中国法律史学界，还是应该允许和有益的。

　　判定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属于哪个社会阶级、阶层的代表，当然要看他的家庭出身、阶级成份是什么？但似应重在他的政治思想表现，考察剖析其政治思想代表和反映了社会上哪个阶级、阶层的利益和要求？这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从这一原则出发，我认为洪仁玕出身农民家庭，是太平天国后期农民起义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但他改革法制、振兴中华的主张，却是中国古代法律走向近代化的一个开端，他无愧是近代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先驱。

　　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中，对邮政通信建设提出了具体设想与规划，提倡采用有效的近代通信技术和交通工具，设置邮亭、书信馆，并提出了“兴邮亭以通朝廷文书，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因此，洪仁玕可以说是一位中国近代 邮政的启蒙人物。

 

 　　洪仁玕的两面性

　　洪秀全的族弟、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给人们以“ 先进中国人”的印象，这是因为他写了一本《资政新篇》，成为中国第一个公开主张建设西方式近代国家的人物，更因为他一直忠于太平天国，早期辗转多年，终于赶赴天京，末期鞠躬尽瘁，最终慷慨赴死，算是个有始有终的人物。

　　然而和晚清许多人物一样，洪仁玕是个具有强烈两面性的政治角色，或者说，整个太平天国历史上，恐怕还没有第二个人如他一般，先进性和落后性如此戏剧性地集于一身。

　　洪秀全造反他看家

　　洪仁玕虽然说是洪秀全族弟，但两人血缘关系其实比较疏远。

　　他们都是南宋 洪适第33世孙，是仁字辈，往上数五辈（镜、国、儒、英、氵公），才有共同的祖先洪氵公三，也就是说，二人恰好出了“五服”。

　　虽然如此，两人同宗、同村，而且从事同一份职业（教书先生兼屡次科举落榜者），感情是不错的。洪仁玕生于1822年，比洪秀全小9岁，在许多问题上惟洪秀全马首是瞻。道光二十三（1843）年，洪秀全得怪病后自称受上帝启示，要清除邪教，拯救世人，传播天主教，洪仁玕成为最初3个教徒之一（另两个是 李敬芳和 冯云山），要说资格，他是老得很。

　　问题是他只是洪秀全拜上帝最早的同志，却既不是“拜上帝会”、也不是太平天国的元老。

　　事实上最初的洪秀全并不想造反，而只是一心传教，因此最早的教徒大多也是货真价实的“教徒”，太平天国出版物《太平天日》，以及其它一些记载中最初的洪秀全信众，如广东五马岭彭家，广西八排瑶寨的江姓塾师等，后来几乎都没参加起义，最早的教徒李敬芳，据说在读到《 圣经》后怀疑洪秀全把教义弄错了，后来他的孙子重新在基督教巴色会受洗，成为一名传教士。

　　这时的洪仁玕自然也没有任何造反的意思——因为连洪秀全还没有呢，他的“革命行动”仅限于不拜财神、灶神，以及抛弃私塾中的孔子牌位，因为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此外，就是陪着族兄写几首赞颂上帝的诗，因此不但弄得学生人数大减，还被自家哥哥拿棍子揍了一顿。

　　第二年，洪秀全跟冯云山去 广西传教，洪仁玕并未随行，理由是母亲年迈，但 1847年洪秀全回乡，拉洪仁玕一起去香港，跟美国人罗孝全学习基督教，他却不顾母亲又老了3岁，兴冲冲地跟了去，还差点当上传教士，因为洪秀全上当、索要工资，被认为“动机不纯”才黯然回乡。此后洪秀全又两次往返两广间，起义前夕的1850年，还特意派人来搬家属，包括他的母亲、哥哥、儿子，以及一些洪姓成员都去了广西，但洪仁玕并没有去。

　　一些人曾认为，这是革命分工不同，洪仁玕留在广东做理论、宣传工作，而洪秀全在广西进行“革命实践”，但从迹象上看并不像：洪仁玕不乐意去贫瘠的广西，却很愿意去发展中的香港，不仅如此，就在起义爆发的当年（1850年），他居然跑去参加了清朝的科举考试，落榜后情绪低落，就躲到清远县教书去了。

　　从他在起义爆发后迅速脱险、以及能对外国人侃侃而谈“拜上帝会”早期事迹可知，洪秀全后来变成一个谋反者，他是知情、甚至帮着出谋划策的，但他并没下定决心亲身参与，而是决定暂且观望，这也是他既帮着“谋反”，又跑去参加清朝科举的奥妙所在。

　　成为“编外喉舌”

　　1850 年冬天，上帝会起义的消息传到花县，洪、冯家族都非常紧张，他们深知，作为“逆属”，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命运。一些洪、冯族人自发踏上了奔赴广西、投奔洪秀全的路程，洪仁玕也在其间，但当他们抵达广西浔州府境，却得知太平军已经走了，他们只得匆匆返回。

　　1852年初，洪秀全已经在广西永安州驻扎，派部下江隆昌来搬去洪、冯家族，没想到这位使者对“天父主张、天兄担当”痴迷过度，居然认为凭着洪、冯两族几百人，外加上帝、耶稣，就能在广东打出一片天地来。在他的鼓动下，洪冯族人在谷岭举事，参加的有 200多人，结果几乎立即被团练杀得干干净净，本人似乎并未参加起事的洪仁玕不得不仓皇逃跑，在基督徒的掩护下跑到香港，投奔了瑞典传教士韩山文。

　　他在香港口述了一篇《洪秀全来历》，后来又提供素材，让韩山文写出一本《太平天国起义记》，其中对洪秀全的来历、太平军的宗旨和早期历史，有不少翔实的记载。要知道那时候世人连洪秀全是不是真有其人、是不是真的姓洪都莫衷一是（有的说他本来姓朱，有的说姓郑），洪仁玕的这些努力，为太平天国保存了不少珍贵的早期资料，也依靠“同教之谊”，一度赢得西方广泛同情。

　　然而洪仁玕的叙述并非没有问题。

　　首先，为了赢得西方同情，他曲解了上帝教，将之描绘成正统基督教，当有去过天京的外国传教士回来声称，上帝教是“异端邪说”时，他便竭力为洪秀全辩解；

　　其次，为了神化洪秀全，他竭力将洪秀全父子描绘成通天人物（只是还不敢说成是“耶稣亲弟”），并一手炮制了一系列洪秀全的“革命诗篇”——这些“革命诗篇”洪秀全本人一直记不住，洪仁玕却记得，而等他到了天京，洪秀全一下就又记得了，而且这些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内容是什么，一直被洪仁玕反复修改，时间越改越早，内容也越改越邪乎，到了最后，这些有大量基督教内容的诗，居然会在洪秀全知道基督教前写出，甚至洪还只是个大清朝老百姓时，就敢在光天化日下，在庙里落款“太平天王题”，有关士绅、官员居然当没看见——当然，这都是洪仁玕说的，信不信由您。

　　1854年，太平军已定都天京，国力蒸蒸日上，洪仁玕决定前往投奔。这年阴历三月，他拿着韩山文给他的钱（《太平天国起义记》稿费的一半），搭上了去上海的轮船，打算取道小刀会控制下的上海去天京。谁知道小刀会的人根本不相信他跟洪秀全的关系，把他晾了几个月，花光银子的他只好跑回香港，在英国教会 “伦敦会”当了传教士，并跟着英国人理雅各、詹马士学习西方历法 ——几年后当上天国“总理大臣”的他，将这段史实稍作修改，改为他是老师，两位洋人是学生，直到被俘时的供词也是这样写的。

　　从上海归来后，他为太平天国宣传的声音反倒小了，这可能因为当时列强早已和太平军接触频繁，知道洪秀全的上帝跟他们的并非一码事，对洪仁玕云山雾罩的说辞，也失去了曾经有过的兴趣。

　　离奇的旅程

　　事实上洪仁玕一心想去天京，但是他没有钱。

　　他希望两位英国老师赞助，但负责的理雅各反对，后来这位传教士回忆称，洪仁玕声称，自己去天京，可以“改正洪秀全教义的错误”，使之回归“正统”，而他则认为洪仁玕到了天京，不但不能改造洪秀全，自己还会被洪秀全改造。因此在他任职伦敦会负责人期间，一直不许洪仁玕出走，去伦敦“出差”前还反复叮嘱詹马士“看牢洪仁玕”。

　　但詹马士对洪仁玕的说辞似乎比较动心，他不但借给洪仁玕一笔不菲的盘缠，还答应照料其妻子、儿子（1860年他托人将这些家属送到天京），就这样，1858年，洪仁玕踏上了再赴天京的旅程。

　　这一次他走的是陆路，但这一路走来也颇多蹊跷。

　　他大约是这年阴历六、七月动身的，从南雄过梅岭进入江西，经过赣州、吉安到达饶州境内，却投进了清朝副将蔡康业的营盘，那年八月，太平军大将杨辅清进攻蔡康业，洪仁玕居然跟着蔡一路败退，连行李都丢了不少。

　　曾有人认为，他不去投奔杨辅清的“革命队伍”，却留在清军，是“政治投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 作为洪姓，他一旦败露根本就是死路一条，“投机”无异于刀口舔血，近年在台湾发现的洪仁玕补充供词提到，他和蔡康业部一个清朝军官合伙往湖北采购，再去天京走私，显然，这是他设法混进太平天国控制区的计策。有人考据称，蔡康业是广西客家人，当时旅途艰难，出门在外投靠同乡是常事，只要洪仁玕不说出真实身份，靠一口客家话依傍同乡军官，的确有很多方便。

　　他和那个军官动身去湖北龙平采购，半路上在黄梅医治了县令覃汉元侄子的头风病症（洪秀全和洪仁玕都通医术），并得到许多方便，顺利完成采购，畅通无阻地东下安徽。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个帮助过洪仁玕，还差点推荐他作师爷的知县，却曾是曾国藩授权主编的太平军情报汇总《贼情汇纂》的主要采访对象，更是从广西一路追杀太平军到湖北的团练首领。《贼情汇纂》中记载称，他是广西浔州秀才，很显然，隐姓埋名的洪仁玕再次祭起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大旗。

　　到了 安徽辰塘河地界，他发现当地有一支太平军驻扎，就甩开同伴，跑去自报家门，守将黄玉成不敢怠慢，赶紧派兵把这位“天王的弟弟”护送到天京，到达的那一天，是己未九年（1859年）三月十三日。

　　文曲星还是火箭炮？

　　按照洪仁玕的说法，他很有才能，因此洪秀全“内举不避亲”，把他提拔到总理朝政的位置上，而且因为有才，被“文官们”尊为“文曲星”。他尽力调和天王和各大将的关系，并 “处事公平”，因此遭到大将们的猜忌，屡屡被打压。

　　“ 文曲星”的称呼是有的。当年有个文人叫吴家祯，就曾亲耳听到这样的称呼，还写了一首诗讽刺，头两句是“何物狂且负盛名，出言能使一军惊”，可见在这点上，洪仁玕并没撒谎。问题是太平天国重武轻文，“文官特别尊重”，其实就意味着“武官特别不尊重”，可见洪仁玕的威信，其实也不过如此。

　　他三月十三日到天京，被封为干天福（王以下六等爵的第三等），几天后升干天义（六等爵第一等）、护京主将（已经和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同级了），四月初一就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钦命文衡正总裁、干王福千岁，除了已经出走的石达开，他是当时太平天国唯一的王爵、唯一的军师，地位被明确为“同南（冯云山）”，也就是说，石达开如果回来，都只能是他的下级。

　　这样的火箭提拔，武将不服是不奇怪的，责任则应该由洪秀全来负。洪仁玕在被俘后自己称，他曾多次肯辞未果，但当年他留下一部诗集《军次实录》，里面有一首诗正好是写自己被提拔的，诗中以张良、姜太公自比，甚至为自己比姜太公年轻30多岁就当上首相而自豪，似乎并无半点推辞、谦让的意思。

　　洪仁玕似乎是很反对乱封官爵的，他曾经写过一篇《立法制喧谕》，说“夫国家机要，惟在铨选”，对“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的乱相痛心疾首，还促使天王以幼主名义发布诏旨，暂时停止保荐、提升官员。

　　然而他的言行并不一致。

　　《立法制喧谕》正式颁布后，官爵之滥封不但没有收敛，反倒愈演愈烈，主将员额由数员变成数十员，六爵的数量也显著增加了，如庚申十年九月廿日至十二月卅日短短三个多月时间，天京就封授了义爵十三人，安爵卅六人，福爵一百四十八人，燕爵一人，以及一大批各类职官，其中有的人，如黄文英等，不到一个月就从福爵升为安爵，在这些封爵诏书中，注明为干王奏保的就有五封，由干王、赞王、章王会衔奏保的有一封，每封奏升动辄数十人，而同期由吏部这个理应司职铨事务的衙门奏保的诏书不过三封，其奏升人数的总和，尚不及干王九月廿七日一封所保的人数。

　　更荒唐的是，庚申十年（1860年）十二月廿九日，“暂免保封文武属员”的幼主诏旨下达后仅仅两天，洪仁玕就一口气保举了37名官员升官，且其中很多人仅仅参加了一场规模很小、似乎根本就不是胜仗的“南陵之役”。

　　自相矛盾的政见

　　他的《资政新篇》得到很高评价，甚至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都惊呼“此文颇有见识，于夷情为谙熟，以此量之，似贼中不为无人也”。

　　这部书分法法类、用人查失类、风风类、刑刑类四编，强调“事有常变，理有穷通”，应因时制宜，审势而行，“法西洋之善法”，不仅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武器、设备，还应系统学习其法规、制度，“变风气法度”，与“西人并雄”，平等发展外交；他主张兴办新型教育，培养人才；主张废除避讳等不合时宜的旧体制；主张“慎杀”、善待轻罪，依靠法治治国等。

　　这些构想不仅超越了魏源的《海国图志》，甚至连只主张学习西方技术、不主张借鉴西方制度的洋务派也自叹不如，如能实现，的确是一桩幸事，太平天国也许能就此改造成一个近代化国家。

　　然而这本书虽然被洪秀全拿去亲笔批注，允许推广，但除了增加几个新潮官衔，几乎没有任何推进的迹象。一些人认为是太平军战事倥偬，没有推行条件；另一些人则认为洪秀全对此兴趣不大，推动不力；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是大臣、大将们不服所致。

　　这些固然有道理，但洪仁玕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的朋友、对他并无恶意的英国翻译富礼赐曾批评他“立志甚高而赋性竦懒”，且死要面子，能提出各种精辟的见解，却缺乏坚持和推动的勇气。

　　比如他曾认为洪秀全的上帝教有很多不合理之处，还写了一本《天妈天嫂辩正》，试图纠正洪秀全的“错误观点”，结果在后者的斥责下立即180°转弯，转而成为上帝教的鼓吹者；许多传教士记载，他在香港期间坚决反对一夫多妻，但等这些人在天京看到他时，他已经妻妾成群，而且振振有词地引用洪秀全梦中所得到的“上帝新旨意” 为自己辩护。

　　他曾经坚决反对避讳，认为这种做法不合时宜；但两年后那本集中太平天国所有避讳字，其中连“火”、“师”、“主”、“光”、“明”等常用字都不许用（财主要改叫“财柱”，师长要改为“司长”）的《钦定敬避字样》，却正是由他领衔颁布的。

　　他主张依法治国，主张精兵简政，主张严格控制官员提升，可他却动辄保举几十人一次性升官，在他到太平天国前的9年，封王的总计才9人，而他封王后的5年，光王爵就有2700多个，至于六爵、丞相，已经多到数都数不清的地步。

　　其实如此多的自相矛盾，根源只有一个：他的意志始终服从洪秀全的意志。

　　凡是他原先主张、洪秀全也不反对的，就可以坚持到底；凡是他原先主张，而洪秀全不以为然的，最终一定会照着洪秀全的意思办，而洪仁玕则只能吃力地去适应“新思维”，并将之转化为自己的思维。

　　权术与诈术

　　洪仁玕在朝中似乎没有什么盟友，却有一大堆的政敌。

　　最初，他和陈玉成关系不错，《立法制喧谕》的蓝本就是陈玉成的一份意见书，他还极力主张把远征军的权力交给陈玉成。但安庆失守后，他却和陈玉成互相倾轧，最终导致暴怒的洪秀全把两人双双撤职。

　　失和的原因， 陈玉成只留下5个字“办事不公平”，而洪仁玕的供词恰好散佚了这段记载，只能隐约看出，两人在互相推诿安全失守的责任。洪仁玕曾亲自领兵救援安庆，但毫无战果，曾国藩在书信中认为他的部队战斗力最弱，不过平心而论，让他这样毫无军事经验的人亲自带兵打如此重要的战役（还是总指挥），责任不该由他一个人来负。

　　他和李秀成的关系一直就不睦，以至于叛将 李昭受写信给李秀成，挑拨他投降 清朝。在后来的供词里，他说李秀成打破江南大营的“围魏救赵”是他的计策，而第二次西征攻武汉而救安庆失败，则是李秀成没听他的。不过从1859-1860年间李秀成的活动轨迹看，“围魏救赵”计策制订之初，洪仁玕应该并不知情，而“二次西征”是在行动中逐渐演变成“攻武汉救安庆”的，最初洪仁玕的主张是让李秀成“扫北”（攻打北京，当时正逢英法联军在北京与清廷开战），而李秀成执意去江西接应当地起义军。今天还保存着辛酉十一（1861）年天历七月初六日洪仁玕的檄文，为英法联军攻破北京欢呼，并宣称要“伐丧”，而仅过19 天，安庆便陷落了。事实上，一开始太平天国各王都没把安庆之围当回事，洪仁玕在回忆中称李秀成不懂得“救兵如救火”，可他本人1860年底出兵，第二年阴历二月回天京，期间在皖南、赣南悠哉游哉，一路吟诗作文，毫无紧迫之态。

　　他对于诸王割据是反感的，抵制的，可他抵制的办法，一是把兵权、财权收归洪姓子侄、 驸马（许多都是小孩子），二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把诸王手下部将调离、封王，结果造成整个太平天国军政体系的紊乱，人心的涣散，以至于湘军兵临城下，李秀成亲自调集各王赴援，竟然吃力异常。

　　他对于政敌的仇视毫不掩饰。章王林绍璋是他最厌恶的人，几次起起落落，都和二人的纠缠有关，在他的记载里，林绍璋一无是处，1863年被派去江浙筹集粮食支援天京，“一无所获”，然而曾国荃的奏报里有多份提到拦截林绍璋粮队，而驻守湖州的黄文英因为负责照顾各出征将领家属，粮食缺乏，曾向林绍璋借粮成功，足见洪仁玕的说法颇为夸大。

　　他为了批驳李秀成，说自己在1860年曾从上海请来“洋官”讲和，已经谈妥，结果李秀成不肯，执意去打，最后“中空城计败回”，这种说法影响很大，以至于坚持到1868年的赖文光在供词里都批评李秀成“不知君命而妄攻上海”、“失外国合约”，赖文光是天王亲戚，当时任朝中文臣，他的这种想法只能来自洪仁玕。

　　事情真相如何？

　　的确有5名洋人从上海动身去苏州，但他们不是“洋官”，而只是传教士：英国的杨笃信牧师、艾约瑟牧师、伊诺森牧师、包尔腾牧师和法国的劳牧师，他们并没有担负官方职责，恰相反，明确拒绝接收并携带任何写给官方的文件，而只是来试探在太平军辖区传教的可能性。

　　作为在香港生活多年、自己也当过传教士的洪仁玕，不应该将之误会为“洋官”；更严重的是，这5位传教士中，杨笃信、艾约瑟都是洪仁玕熟人，杨甚至是他的朋友，如果说在见面前他不知情，两次会晤这5个人之后还坚持说他们是“讲和的洋官”，就简直颠倒黑白了。从现存资料看，李秀成一开始是真的相信“洋人来降”，特意让部队等干王来苏州和“洋官”谈判，后来匆匆进兵，当是发现那些“洋官”的真实身份不过是传教士。

　　他为了贬低李秀成等人，将洪仁发、洪仁达等洪氏诸王、驸马称为“忠直人”，认为洪秀全只是出于血亲封他们虚职，李秀成等纯粹是红眼病。但洪氏诸王贪鄙无能，并非李秀成一人如此说，太平军、清方乃至民间许多记载都可以为佐证，至于 “虚职”，连幼天王洪天贵福都说“一切朝政”系洪仁发、洪仁达、幼西王萧有和和来路不明的“沈真人”沈桂在管，洪仁达“并管银库及封官钱粮等事”，又哪有半点“虚职”的意味？

　　当然，有些针对他个人的指责，似乎是失之偏颇的。

　　比如曾是洪秀全老师、后来闹翻的美国人罗孝全，说洪仁玕对他咆哮，打他耳光，甚至杀死他仆人，当时居住在天京的其他外国人都说“并无此事”，认为是罗孝全为自己不告而别所找的遁词；再比如，李秀成被俘后告诉清方官员，洪仁玕写的书“皆不屑看”，长达 7万字的供词里，提到洪仁玕的竟只有一处，事实上在当朝期间，他们也曾有过一些较好的合作。

　　归宿与评价

　　癸开十三（1863）年十一月十六日，洪仁玕带着长达52个字的官衔离开天京，去各地催救兵，但各地将领以“无粮”为借口按兵不动，他只能留在湖州观望。次年7月24日，幼天王从失陷的天京逃到广德，他从湖州去迎接，送去“米几万石”（这肯定是夸张，有这么多粮何至于“无粮”而按兵不动），8月28 日，他和堵王黄文金、佑王李远继等保护幼天王离开 湖州、广德去江西，10月9日在江西石城被清军夜袭，全军覆没，他本人被俘，写下许多表示“取法文丞相（文天祥）”、忠于太平天国，和继续神话洪秀全父子的文字后，11月23日被凌迟处死于南昌。

　　他有3个儿子： 洪葵元、洪兰元、洪芝元，兰元、芝元天京失陷时分别为9岁、2岁，后来下落不明，长子葵元随幼天王同到湖州，军覆后独自逃回广东，在西人办的“李朗书院”躲避，后来因搜捕频繁，自卖猪仔去了南美苏里南，据说后来又移居牙买加。据民国初年花县父老相传，洪葵元曾放羊度日，羊群不听话时总会大发雷霆，说“老子当年带领百万大军，就不信收拾不了你们这几只羊”，倘真如此，则葵元似乎遗传了乃父好说大话的毛病——他从没带过兵，天京陷落时虚岁才14。

　　在太平天国的人物中，洪仁玕的见识、学识都有过人之处，《资政新篇》的历史意义再怎么评价，也是不过分的。但他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且到了最后，甚至毫无愧色地推行起自己曾激烈反对的“恶政”来。

　　归根结底，洪仁玕身上所透出的两面性，其根源在于他的“家天下”思想。

　　他原本主张变法、主张改革，是认为“事权不一”，中央权威不受尊重，而实际上所谓“中央”，无非是洪氏而已。因此当大将们滥封官职时他严厉抨击，但洪秀全和他本人更疯狂的滥封，却被他熟视无睹。说到底，他反对的哪里是“滥封”，仅仅是“非洪氏的滥封” 而已。

　　他原本希望通过改革和思想建设，实现全国上下思想的统一，但这个统一说到底，是统一到“洪氏江山”上来，因此当洪秀全成功地令他信服，实行洪的一套神权戏法，较诸变法改革可以“多快好省”地达到目的时，他便毫不犹豫地自我否定，成为洪秀全最忠实的吹鼓手，至死不渝，而原本强烈的革新冲动，也畸变为把秀才改为“莠士”、把举人改为“约士”之类的文字游戏癖了。

　　多年的游历、漂泊，让他获得迥异于普通中国人的洞察力，但几年宦海浮沉却让这一切重新丧失。 1860年十月，他的老朋友、革新派人物容闳来到天京，向他提出改革建议，他虽然赞赏却不能采用，最终竟以一枚“义爵”的木头官印，试图将这位晚清著名的改革派人才留在太平天国——如果还是香港、上海的那个洪仁玕，他又怎会不知道，容闳要的不是一文不值的太平天国官爵，而是实现理想、一展才能的机会？

　　在太平天国的历史、甚至整个晚清的历史上，洪仁玕都是一个太值得说道的人物。可以说，他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第一位提出变法维新思想的改革家。

　　逃亡香港，开辟出另一个天地

　　创教、传教和砸坏孔子牌位，是洪仁玕早期与族兄洪秀全表示与旧世界决裂、创造新世界的革命举措。洪仁玕自幼在家乡念书，也想通过仕途而治国平天下，但命运给洪家的人开了个严重的玩笑，他和洪秀全一样，屡次赴考不第。年轻的洪仁玕便一边自修，一边开馆授徒。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考落第，这才想起已经束之高阁的基督教清教手册《劝世良言》，受其启发，便在家乡创立拜上帝教，21岁的洪仁玕以及和他同年的冯云山，一同接受了洪秀全自创的在家乡小河边举行的受洗典礼。

　　秉承洪秀全传教于族人的宗旨，洪仁玕忠实地向亲朋好友传递福音。其结果可想而知：他被人斥之为“疯狂愚蠢”，并被哥哥撕扯殴打、逐出家门。后来他干脆砸毁了孔子牌位，连教书先生也不做了。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1847年3月　，洪仁玕与洪秀全来到广州，寻求取得传教“合法身份”(因为他们毕竟是自己受洗的)的可能性。他们在美籍传教士罗孝全处“研究真道”，没有任何收获。究其原因，一是洪秀全的造神异梦令罗孝全反感，二是洪秀全可能向罗孝全做了不合时宜的宣传，暴露了自己造反要做天下万国真主的野心。罗孝全说，他“不是要我来传布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要我来做官，传布他的教义，并且叫外国人来皈依他自己”。

　　1851年1月，太平军起义于金田时，洪仁玕没能到达。洪秀全曾两次派人到花县迎接洪仁玕。洪仁玕立即响应，亲自率领“五十多人，或为洪、冯族人，或为友人，一同西上，迨抵浔州时，乃闻悉太平军已弃营他去......不得已乃中途折回”。接着，洪仁玕和前来迎接的人发动起义失败，洪仁玕也被擒获，按律将治死罪。但据说他当晚脱索而逃。

　　咸丰二年三月1852年4月　，洪仁玕逃到香港，住在瑞典传教士韩山文处，并正式受洗入教。他口述起义的情况，由韩山文写成《洪秀全来历》一文。此间洪仁玕还是想寻找太平军，曾经离港回广东，未几又再度回港。

　　洪仁玕再次来到香港，鉴于韩山文业已去世，他便受聘于伦敦浸会，为外国传教士教授中文，并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得到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器重，后者曾经翻译过大量的中国传统文献，并成为洪仁玕后期在港的主要庇护人，也是对洪仁玕影响最大的一名传教士。

　　香港，成为把洪仁玕从一个流亡的农民起义领袖转变为一个面向世界的维新变法者的圣地。洪仁玕在香港居住四年多，亲眼目睹香港社会状况，接受了朝气蓬勃的西方文化。　　

　　学者们认为，洪仁玕学习西方文化，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广泛接触学问颇深的外国传教士。在《资政新篇》中，洪仁玕曾罗列与他交游的外国传教士共计22人。理雅各和韩山文分列首末位。二是博览所能涉猎到的西方著述，包括当时香港和南洋出版的许多报刊，这些都帮助洪仁玕了解到不少西方国家各方面的情况。

　　横空出世的干王

　　强烈的革命激情促使洪仁玕辗转回到了风雨飘摇但又热火朝天的天国都城天京。但此时，洪仁玕的治国思想已经和洪秀全他们具有天壤之别。在洪仁玕到来之前，太平天国的统治是典型的传统帝王式统治。

　　以法治而言，太平天国除了设计出一种乌托邦以外，在法治上并无任何先进之处。它以一种军事机器的形式存在，谈不上实现天国的理想，连最基本的《天朝田亩制度》也没有实现。更多的，它采取一种极其严苛的法令进行统治。天国军民不分，全民皆兵，入教者都成了“圣兵”。天朝的最高法律是天条。所谓“天朝政例皆从上帝十款天条，礼制总依斩邪留正之律 ”。模仿摩西十戒的十款天条称“第一天条崇拜皇上帝；第二天条不好拜邪神；第三天条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第五天条孝顺父母；第六天条不好杀人害人；第七天条不好奸邪淫乱；第八天条不好偷窃劫抢；第九天条不好讲谎话；第十天条不好起贪心 ”。凡是犯天条者，皆处以极刑。

　　太平天国的刑罚有杖刑、枷刑和极刑三种。极刑有点天灯、五马分尸、剥皮、桩沙等。“点天灯”这种刑罚极为残忍：将犯人用棉絮裹起来，放在油里浸一下，然后倒悬绑在一根大木头上，点上火。这种刑多限用于广西来的“老兄弟”。桩沙、剥皮两刑是到天京将陷时，为惩治叛徒通敌做内应所增加的极刑。

　　太平天国表面上宣称“男女皆兄弟姐妹”的绝对平均主义，实际上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

　　比如，封王制度就是其治国的主要手段之一。1856年天京内讧后洪秀全曾宣布永不封王，但是不久，这个封王制度更加混乱。后来，王封多了，竟然出现重复封王号的现象。太平天国一共封了2700多个王，当是古今中外第一了。封王的失控，必然导致制度性混乱，导致腐败，导致失败。

　　洪仁玕到达天京，为这种落后的统治方式担忧。此时正是太平天国用人之际。洪秀全经受了韦昌辉叛乱和石达开出走的事件后，倒也是力图振兴，他不仅自任军师，还选拔陈玉成、李秀成及其堂弟李世贤等一批年轻将领出来辅政。

　　但是，人心涣散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善。太平天国极需重振朝纲。洪仁玕的到来洪秀全更是“格外欢喜”：不到一月，洪仁玕就被封为干天福；几天后，又升为干天义，加九门主将衔；接着又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洪仁玕实际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

　　横空出世的洪仁玕，面对朝中大臣不服之色，一方面，他一再声明来天京“非图爵禄之荣”，只是报效天国。另一方面，洪秀全也全力推他，集合不服的诸将，令洪仁玕登台受印，并下令“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而洪仁玕在受命之时，也表现出对东王杨秀清当年主政时的各项制度的熟悉和合理处理案件的能力。同时，在最短的时间内，洪仁玕通过他颁布的《资政新篇》以及《立法制谕》、《钦定军次实录》、《钦定英杰归真》等书，确立了改造太平天国政权的全面主张。

　　天国遗恨：《资政新篇》

　　《资政新篇》这部充满西方化改革精神的治国方略，仅仅一万一千字，完全出自洪仁玕一人之努力。全文共分四篇。 “用人察失类”，是主张团结奋斗的行政纲领。“风风类”，是移风易俗，改变传统中国不思进取、庸庸碌碌生活方式的主张；“法法类”，即“以法法之，其事大关世道人心，如纲常伦纪，教养大典，则以立法以为准焉”。在拜上帝教中，人们的灵魂得到了拯救，人心得到了扶正，再辅之以纲常法纪，以为人人遵循之准则。“刑刑类”，即惩治顽民，严肃法制。洪仁玕还是尽量按《圣经》的原则来设立刑法。他不仅要求“善待轻犯”，而且对所有犯人都必须严格按照“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礼法，方不至妄生别议”。

　　“用人察失类”并非完全投洪秀全所好。尽管洪仁玕受命于天京事变后，洪仁玕深知洪秀全还没有完全从中摆脱出来，所以就首先大谈“禁朋党之弊”和用人之道。实际上，团结问题确是天国潜在的巨大危险。洪仁玕语重心长地提出：“倘中邦人不自爱惜，自暴自弃，则鹬蚌相持，转为渔人之利，那时始悟兄弟不和外人欺，国人不和外邦欺，悔之晚矣”

　　其后三篇，乃是洪仁玕治国思想的精华。针对太平天国的现状，洪仁玕参照西方治国之策，意在否定《天朝田亩制度》冀图在落后的自然经济基础上消灭私有财产和贫富差别的空想，把发展经济的立足点转移到支持和依靠私人资本主义上来。洪仁玕如此说道：“与番人并雄之法，如开店二间，我无租值，彼有租值，我工人少，彼工人多；我价平卖，彼价贵卖，是我受益而彼受亏，我可永盛，彼当即衰；彼将何以久居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资本主义经济思路，使他成为鸦片战争后第一位明确提出变法维新思想的改革家。

　　中国第一位留学美国的容闳，自耶鲁大学毕业后返回中国，目睹中国积弱，曾寄希望于太平军，他于1860年11 月抵达动荡中的天京，会晤了洪仁玕。

　　容闳曾经为补充洪仁玕的主张，提出包括建立良好的军队、建设善良政府、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设立各种实业学校等七点建议，洪仁玕深以为然。谈到对洪仁玕的印象，容闳说：“干王居外久，见识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可惜容闳不能得到洪秀全的重用，最终他投奔了李鸿章。

　　洪秀全基本上是支持洪仁玕的《资政新篇》的。他在条陈上面写了批语，除四条有所保留外，其余均写上“是”或“ 此策是也”。

　　1861年4月，曾国藩的重要幕僚赵烈文看到《资政新篇》的新印本后，在日记中也不得不承认：“其中所言，颇有见识......法法类，皆是效法西人所为，其钦折外洋，殆为心悦诚服，而于夷情最谙练；……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

　　但是，太平天国和满清朝廷斗争的复杂性，使得洪仁玕的理想成为一纸空文。1864年6月1日，嫔妃们怀着复杂的心情，眼看着在她们当中生活的惟一的男人洪秀全在金龙城(天王府内城)中死去。这位定都后即没有正式出宫(除了迎接杨秀清托“天父下凡”被迫出宫)、11年仅发诏25篇的天王到底是死于长期吃甜露(野草)，还是吞金自杀，已经无关紧要了。40多天后，曾国荃的湘军攻陷天京全城，天王的遗体被挖出焚烧。天兵终于没有下凡保佑他。

　　洪仁玕等则突围而出，转战皖浙边界，9月底入江西，不久战败被俘。11月，洪仁玕、幼天王洪天贵福被杀于南昌。由此，《资政新篇》成为天国之遗恨。（《世界知识》李扬帆）

 

　　 对《资政新篇》的评价

　　 洪秀全以极大的兴趣审阅了《资政新篇》，作了三十一处批示，因此，《资政新篇》同时也代表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本来就是借了西方的基督教，并把它本土化了。洪仁玕比较深入的接触了西方文化，所以他的《资政新篇》中有关内政外交的种种改革措施，更是无不浸透着向西方学习的内容，体用并进。它既不同于《天朝田亩制度》从农民狭隘的平均主义出发，企图在保持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描绘的一幅空想的“天国”蓝图，而且也不同于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企图依靠腐败的清政府进行某些细枝末节的改良方案。他上承林则徐、魏源等维新启蒙思想，下启洋务维新变法思想，是一个依靠农民新政权来实施的、范围比较广泛的资本主义改革方案。可以说《资政新篇》不仅代表了太平天国学习西方的最高成就，而且把近代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截。

　　然而，《资政新篇》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像流星划过星空，由于当时时代的局限，并未能真正的付诸实践。而且，由于洪仁玕没有真正的认识资本主义，所以，他对于西方的认识也仅仅限于表面，对西方的学习也流于形式。而且，由于盲目的迷信和西方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而把侵略者当成“洋兄弟”，在1858年，洪秀全在额尔金访问天京时，写了一个《天王诏西洋番弟》，说和洋人“同敬天父是一家”。（6）洪仁玕在他的《资政新篇》中，提出的对外关系的许多看法，也是很天真地。他没有认清侵略者的真正面目，甚至希望和西方“通好”，而助天国共同灭“清妖”，这种想法在很多的天国的其他将领身上也体现无余。这导致了最后，由于侵略者认为天国的一些措施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更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所以帮助清政府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因此归于失败。 （本段作者：卢凤霞 　当代学术论坛）

　　题御赐金笔

　　其一

　　一枝卓立似干戈，横扫千军阵若何？

　　鏖罢文场书露布，饱离墨海奏凯歌。

　　龙跳虎伏归毫底，鱼跃鸢飞入兴麽。

　　幸我毕生随宝手，古今天地任搜罗。

　　其二

　　笔尖犀利甚干戈，挥洒从心任欲何？

　　怒则生嫌悲则叹，乐时陶咏喜时歌。

　　可参造化宜精奥，悉载情形恰肖麽。

　　任尔豪强穿铁砚，天公注定妄张罗。

　　其三：

　　英雄吞吐气如虹，慨古悲今怒满胸；猃狁侵周屡代恨，五胡乱晋苦予衷。

　　汉唐突厥匈奴犯，明宋辽元鞑靼凶；中国世仇难并立，免教流毒秽苍穹。

　　其四：

　　北狄原非我一家，钱粮兵勇尽中华；诳吾兄弟相残杀，豪士常兴万古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