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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病患家属求助行为之研究：以台北市立疗养院为例
- 作者：潘淑满 年份：2007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精神病患家属 求助行为 台北市立疗养院 社会学 社会工作
- 描述：－－精神病患家屬之特徵普遍包括本省藉、信奉民間信仰、家庭結構較為完整、家屬的教育程度偏中下、從事技術性工作。(二)家屬之社會環境因素－－精神病患家屬的社會支持系統多來自非專業系統，而專業系統之利用率偏低。而親戚所提供之支援，多屬於工具性支援，朋友所提供之支援，多屬於情緒性支援。(三)家屬的宗教信仰型態影響初期求助行為－－信奉民間宗教信仰者在病人生病初期多採民俗療法及現代療法來治療病人；而非民間宗教信仰者，多採單一之現代療法，或兼用民俗與現代療法。(四)籍貫不同，採用之求助行為也有差異性－－在病人生病初期階段，本省籍的家屬多兼用民俗療法及現代療法；多省籍家屬僅採用單一之現代療法；客家籍家庭，則多同時採用三種療法來治療病人。但此種現象，隨著生病時間的演進，有逐漸趨向採用單一現代療法的傾向。(五)家庭背景與認知歸因－－病患家屬的社經地位愈低，家庭結構愈不完整，則愈容易採超自然歸因。而父母家庭結構完整者比配偶的家庭結構完整者，容易採自然歸因。當家族中有較多類似病例者，家屬不採心理－－社會歸因，反而容易認為受遺傳因素影響。當病患家屬的社會支持系統愈多時，家屬愈容易採道德歸因。(六)認知歸因與求助行為－－當家屬採超自然或自然歸因時，容易採用複式求助行為。(七)心理動力因素與求助行為－－家屬的羞恥心愈強烈，則在病人生病初期，愈容易採民俗醫療來治療病人。(八)認知歸因與心理動力因素－－無論家屬採何種歸因，其否認及焦慮的情緒反應均很強烈。(九)認知歸因與就醫態度－－家屬採心理－－社會歸因者，其就醫態度愈積極。(十)就醫態度與對現代療法之評價－－家屬的就醫態度愈積極，使用現代療法後之評價愈低。(十一)訪問過程發現，精神病患不僅造成家屬經濟負擔，影響其身心健康，而在漫長的生病過程中，其復健治療，中途之家及具有醫療功能之收容設備尤為不可忽視。(十二)認知歸因與曾經使用之求助行為－－採超自然或自然歸因之家屬多採現代療法。(十三)診斷別與求助行為－－診斷別與家屬求助行為沒有關聯。(十四)超自然歸因之預測－－唯家族疾病史病例數且可預測家屬是否採超自然歸因。(十五)自然歸因之預測－－唯有家庭結構與家族疾病史可共同預測家屬是否採自然歸因。(十六)生理歸因之預測－－唯有家屬居住附近醫療設備狀況可用來預測家屬是否採生理歸因。(十七)心理－－社會歸因之預測－－發現可由家族疾病史，家庭結構及社經地位來共同預測家屬是否採心理－－社會歸因。(十八)道德歸因之預測－－可由家庭結構，社會支持系統與醫療設備狀況共同預測家屬是否採道德歸因。(十九)初期求助行為之預測－－可由羞恥，社會支持系統，就醫態度，醫療設備狀況，家庭結構及道德歸因共同預測家屬初期採用之求助行為。(二十)中期求助行為之預測－－可由家庭結構與自然歸因共同預測家屬中期採用之求助行為。(廿一)目前求助行為之預測－－可由居住附近設備狀況，超自然歸因，否認情緒，社經地位等共同預測目前採用之求助行為。(廿二)曾經使用求助行為之預測－－可由自然歸因與社會支持系統來共同預測家屬曾經採用之求助行為。(廿三)延誤治療之預測－－可由就醫態度、羞恥、家庭結構、道德歸因與社會支持系統共同預測家屬延誤治療病人之可能性。(廿四)民俗療法評價之預測－－超自然歸因，自然歸因、社經地位與家族疾病史，可供同預測家屬使用民俗療法治療病人後之評價。(廿五)傳統療法評價之預測－－自然歸因、家庭結構、社會支持系統，否認，就醫態度可共同預測家屬使用傳統療法治療病人後之評價。(廿六)現代療法評價之預測－－焦慮、否認、家庭結構與家族疾病史可共同預測家屬使用後之評價。
- 黄遵宪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奠定(1899-1949)
- 作者：李玲 年份：2013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黄遵宪 文学地位 《人境庐诗草》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饮冰室诗话》
- 描述：主吾种,续吾教”。受梁启超的影响,黄遵宪在古典诗坛中备受关注,时人撰著诗话,争收人境庐诗。从政治文化的中心上海、北京,到政治文化的边角香港；从主流报刊到非主流报刊；从维新派到一般诗人、学者；都对黄遵宪的诗作和政治事功予以佳评,黄遵宪誉满天下。虽然各家诗话都没有象《饮冰室诗话》那样视黄遵宪为第一流的诗人,但都赞赏他的域外诗和抚时感事诗,公认人境庐诗的开新价值和黄遵宪“每饭不忘君国”的可贵精神。在文学革命之前,黄遵宪不是单一的“诗界革命”偶像符号,他文学上承载的形象和意义是多元复杂的。这是黄遵宪文学地位形成的第一个阶段,他是在古典诗歌的谱系下被推崇的。 <br>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首开文学史著作论述黄遵宪诗歌的先河,围绕着“我手写我口”来表彰黄遵宪倡导白话文的贡献。胡适回溯诗界革命找寻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历史根源,而黄遵宪是诗界革命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个,又有白话诗作,于是被提拔为白话文的先行者。由此黄遵宪新旧两属,既是晚清诗歌改良运动的代表诗人,也是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开始了黄遵宪在新文学的视野下被推尊的过程。胡适的影响下,1920—1940 年北京上海广东争相梓印人境庐诗、笺注人境庐诗、刊布人境庐遗作,于是读者翘首以盼的黄遵宪诗集和遗稿近乎井喷出现。既有黄遵宪乡人为了建构客家中原根源认同而选笺人境庐诗,亦有胡适信徒青年大学生校点人境庐诗,亦有守护文言诗传统的青年诗评家全注诗集,也有黄氏后人争先恐后地重印诗集,密集刊布遗稿。 <br> 随着诗集出版热潮和遗稿的密集刊布而来的,是人境庐诗的研究热潮,时人的文学史著、诗话络绎缤纷叙论黄诗。1920—1949 年的断代文学史、文学通史和文学专题史(总共26种)纷纷叙及黄遵宪。除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等少数几种文学史著外,大多数文学史著(其中大多是师范、高中教材)叙论黄遵宪的角度比较单 一,内容大同小异,郑振铎、陈子展等人编撰文学史采用了梁胡二大师对黄遵宪的评述,而后的文学史著又取资郑振铎、陈子展等人撰著的文学史,如此陈陈相因,摭拾梁启超、胡适的观点而成定论。黄遵宪被众多文学史著纳入为重点作家,标志着黄遵宪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奠定了。这些文学史著经由教学,向一代学子提供了黄遵宪是一个伟大诗人、爱国诗人、白话文先驱的共同论述。这种共同论述,具有传承性,影响着一代学子的行为和思考模式,这代学子传灯接力,一脉相承,为黄遵宪持续稳定地在1949年之后保留文学史的一席地位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的文学史观、文学研究的方法和态度,基本上奠基于20世纪之前的三、四十年,也即是皆奠基于“近代”以及“五四”学术群体。之后黄遵宪研究,不同程度不因袭、重复、引申胡适的观点,使黄遵宪坐稳了五四新文学先驱者的地位。 <br> 与文学史著叙论黄遵宪的内容单调而重复相比,文学革命之后的七家诗话选评黄诗,虽片段只言,但是内容丰富多面,既有沿袭前朝梁启超、狄葆贤、潘飞声、陈衍等各家诗话的观点而推崇其域外诗和感事爱国诗,也有针对黄诗研究的热点问题的争议,也有从中西文学比较的角度赞赏黄诗,还有结合时代的反帝爱国的主潮来品读黄诗的诗史特色,不乏精彩而有价值的见解,由此“可知公度诗近年来已被人们热烈地研究之一斑了。”与文学史撰著者大多为五四学术社群的成员不同,诗话的撰著者虽然不是旧朝遗老遗少,他们政治观念上大都趋新,但是他们酷爱传统文学,反对尽弃文言,爱惜旧体诗,有心赓续诗学传统,有意识地运用诗话这种古老的文体来包容时代思想。从他们的诗话论评黄诗来看,与文学史著叙论黄诗摭拾他人陈言为定论相比,他们独到的见解多,内容多面丰富,精彩纷呈,显见了黄诗在民国古典诗学中仍然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br> 这就是黄遵宪文学地位形成和奠定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由新文学导师胡适接力推崇黄遵宪,推助了黄诗热。1920、1930 年代黄诗研究热潮,固然是梁启超和胡适的影响汇集而导致的,反映出黄遵宪得到新派旧派两方的赞颂,但是政治情势,“国难日深,国亡有日”的关头,《人境庐诗草》中大量的感事诗作有救亡之助,也有力地推助了黄诗的刊布和研究热潮。
- 广东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与产业化研究：以传统工艺美术与视觉产业
- 作者：刘根勤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 描述：化、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等一系列形式上对立的概念——自身所蕴涵的产业与经济价值,正越来越多为主流话语所发现,并致力于发掘。<br> 文化产业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对它的研究至少需要两种单纯的学科背景:一是文化研究,二是产业研究。前者由哲学、史学、文学包括衍生出来的美学、新闻学等组成,重在价值理性的发掘；后者则包括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组成,强调工具理性。文化产业研究的正道,应该是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寻觅一个合理的结合点与平衡点。<br> 本文希望在文化史与文化传播的范式下进行文化产业的探索。<br> 以广东传统文化为主体的“岭南文化”,是个性极其鲜明极其容易辨识而又非常具有开放与包容特质的文化圈:广州、佛山、肇庆的同城化建设,很大程度是因为它们同属于以白话为基础的“广府文化”；对比它,粤东“潮汕文化”呈现出较大的异质性,这种文化的族群认同更高,对传统的传承与移植更深入；岭南文化的另一大宗是客家文化,这种文化更具有农业文明的色彩,具体在广东境内,它与潮汕文化水乳交融而又关系微妙。在这三大文化体系之外,人们还可以发现:以韶关为中心的悠远的禅宗文化与密集的移民故事,构成了粤北文化的主流；“三大民系”之外,以湛江、茂名为中心的粤西文化,尤其是冼夫人的故事,也在广东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些都是广东文化与文化产业研究的基本图景。<br> 这些概念有一个特征,就是在时间的向度上相对静止,处于某个稳定的横截面上。比这些更具有生命力的,是这些文化元素和作为整体的文化体系的动态发展,包括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起源、文化积累、文化传承、文化变迁、文化传播、文化漂泊、文化遗存等精神现象,它们构成了极其丰富而美妙的人类精神生活图景,也是当下文化教育与大众娱乐的重要题材。<br> “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但它却是文化产业研究重点要解答的问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按照启蒙思想家的标准,符合理性的人的需求的,是有价值的。按照当下西方话语的说法,便是“普世价值”。那些能让人慎终追远、赏心悦目、心性充实、体质健康的,都是优秀的文化,都可以成为产业,转化为应有的收益。<br> 在现代性的眼光解读下,独具特色的广东传统文化会产生不同以前的审美价值。而文化产业在相当意义上属于“内容产业”,经过全新阐释的传统文化,会成为现代文化产业的优秀内容,并且有助于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文化形象的建设。<br> 广东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又有较充分发展的现代经济与技术体系。当下最迫切的现实需求是在两者之间,建立一套较可行的对接桥梁。本文为此选择两种代表性的行业进行实证分析。<br> 传统工艺美术产业是岭南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有重要地位,体系也蕴涵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传统工艺美术产品与技艺,可以凭借“艺术授权”与“品牌授权”等方式,与现代制造业以至产业集群接轨。<br> 广东拥有丰富的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特别是文艺表演、民间传说为主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这里影视、动漫、网游等视觉文化产业高度发达。通过文化体制的改革,加强编剧队伍建设,提供优秀的文艺脚本,可以发扬广东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与经济效益,也能提升广东视觉产业的文化水准,真正实现“讲广东故事,传岭南文化”的诉求。
- 斷層錯動、地殼變位及強地動與地震災害相關性之研究： 以19
- 作者：余聰明 年份：200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集集地震 關刀山地震 地震災害 強地動 地殼變位 斷層錯動
- 描述：探討，主要是因為各鄉鎮及村里的震害資料均相當完備。另一方面，這兩大地震均有地震斷層造成的地表錯動。且兩次地震斷層的屬性又不相同，因此可作為斷層類型對震害衝擊效應的相對評比，包括災害空間分佈型態與斷層線對稱與否，斷層錯動是否加重災害，強地動與災害之間的關連性，其結果可作為日後對震害災損評估的參考。大規模地震通常伴隨地表斷層破裂錯動與區域性之地殼變位。這些地殼變位直接反應地震斷層的類型與滑移量之大小。分析大地震之地殼變位，有助於吾人對地震所造成之房屋倒塌與人員傷亡的了解。地震時各地的強烈地動性質，更是造成地震災害的最主要原因。關刀山地震與集集地震的斷層錯動，斷層週圍區域性地殼變位，以及各地強地動性質，均有極詳細的觀測與調查數據。因此本研究特就這三個震害主要原因，針對各村里實際震害資料，進行定性與定量的比對分析與研究。所得結果綜述如下：1935年關刀山地震有兩段地震斷層，其中北段的獅潭斷層上與其兩側各村里的房屋全倒率較高(最高為三灣庄大河村99.6%)，而死亡率較低(最高為南庄南富村5.16%)。西南段的屯子腳斷層上與其兩側各村里，不但房屋全倒率很高(最高為神岡庄新庄子村100%)，死亡率也很高(最高為神岡庄新庄子村14.7%)。由人口數/住戶數結構可看出獅潭斷層帶與兩側，與屯子腳斷層帶與兩側相差達3.2倍，沿獅潭斷層多為丘陵山區死亡率較低，可能是因為山區住戶稀少，且多為客家農民，有清晨早起耕作習慣之故。而屯子腳斷層兩側以平地為主，各村里人口與住戶數密集，當地居民沒有清晨早起習慣之故。由斷層帶與非斷層帶上各村里震害分析，發現關刀山地震呈對稱性震害分佈。1999年集集地震造成震害之關鍵原因包括大幅度斷層錯動及激烈強地動，造成大規模山崩，以及土塊厝與五樓以下鋼筋混凝土、高樓層集合性住宅大量倒塌等。都會區以集合性住宅倒塌為主，並造成人口密集罹難現象，但因每個里的人口數眾多，而使平均死亡率降低，例如台北市松山區慈祐里因東星大樓倒塌而使84人死亡，死亡率高達全樓人口之21%，但僅為全里人口之1.28%，是典型都會區集合性住宅震害之痛。另外都會型村里的土塊厝比率較少，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較多，整體建築物具有較佳耐震能力，因此一般死亡率也較低。而死亡率高的各鄉村型村里的住戶建築物構造以土塊厝和低層鋼筋混凝土造居多，例如東勢鎮粵寧里、中寮鄉永平村，其住屋類型以五樓以下鋼筋混凝土或加強磚造建築物佔多數，又竹山鎮山崇里(斷層帶上)有部分係因土塊厝倒塌罹難。此外草嶺村死亡率為4.33%，乃因有36人被草嶺地區順向坡山崩掩埋所致。集集地震時破裂錯動的車籠埔斷層為向東傾斜30°的逆衝斷層，因而位於西側的下盤並未產生大幅度位移，且地動強度明顯較低，因此雖然斷層西側地區之人口與住戶均較密集，但震害較輕。反之，斷層東側上盤各村里之震害則普遍嚴重。總之由斷層帶與兩側非斷層帶上各村里震害的分析比較，我們發現集集地震呈非對稱性震害分佈。本研究接著比較前後兩次震災的房屋全倒率及人口死亡率是否有所改善。首先，台灣早期建築之主要類型為土造與木造建築物，房屋結構之耐震性能極差。當1935年關刀山地震發生時，強烈震動造成大量破壞倒塌，進而造成人員傷亡。當時另有一些未加固的磚造建築物，當1935年關刀山地震力，超出牆體所能承受時，便使牆體破裂倒塌，磚塊四散、掉落，變成傷害居民生命之最大威脅，其傷害力應不下於土構造。其次，台灣現代建築物主要類型已多由鋼筋混凝土及鋼構造所取代。在1999年集集地震的強烈地動作用下，常見之破壞現象有地面層柱頭爆裂、各層短柱剪力破壞、磚牆倒塌或斷裂、混凝土牆剪力破壞、或地基失敗引致傾斜、崩塌，連帶造成人員傷亡。因現代建築物之設計目標本就要求房屋即使在倒塌時，必需儘量保留人員求生空間，故有減少傷亡機率之功效。本研究在比較前後相隔64年的關刀山與集集地震時的房屋全倒與人口死亡資料之後，發現現代建築結構類型在減少震害效應上確實有顯著改進。這包括總平均房屋全倒率由前者之32.5%降為後者之19.2%。而總平均人口死亡率，更由前者之1.12%，鉅幅降低為後者之0.28%。換言之，我們透過現代建築耐震設計規範之頒行，已使建築物普遍具備適當的耐震性能，確實可有效減少地震時造成房屋倒塌機率，進而減少地震對人員傷亡之效果，這是具有重要正面意義的啟示。最後，本研究對集集地震時，台中縣及南投縣各鄉鎮死亡人口之年齡分佈加以分析，獲得以下公式： Y％ ＝ 0.00022X 2 - 0.01X + 0.16在上式中，Y％代表死亡率，X表示年齡。由上式可見大地震時，不同年齡層的人口，受到致命威脅之程度顯著不同。尤其對5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的威脅大增。這個發現具有兩點重要意義，其一是地震時對人命安全的保護對象，應特別注重年齡層大的族群。其二是雖台中縣與南投縣的一般人口及死亡人口之年齡層分佈各有不同，但是人口死亡率之年齡層分佈，却幾乎完全相同，頗值得深入探索其原因。未來可利用這次地震人口死亡年齡分佈的公式，按各鄉鎮人口之年齡分佈，概略推估未來地震時，可能造成之死亡人口數，做為研擬地震防救災緊急應變計畫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