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客家名人与一座城市的文化史 ——梅州籍著名学者、《我与
【版次】第6版：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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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军
深圳市文联副主席、梅州市发展战略顾问杨宏海最近撰写出版了《我与深圳文化》（上、下卷）。在第五届“海峡两岸客家高峰论坛”即将在梅举办前夕，他拟将其800套新著和个人珍藏图书约3000册分别赠给母校嘉应学院以及梅州市宣传文化系统相关单位，聊表寸心。日前，记者专门采访了他。
记者：杨主席，您好。阅读了您两大卷共130万字的新著《我与深圳文化》后，非常震撼。书名副标题“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文化史”，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能否请您简单谈谈编写这部书时的总体设想？
杨宏海：我于1985年由嘉应学院（当时的嘉应师专）调入深圳，一直在深圳文化部门工作，几乎参与了深圳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全过程，参与了影响深圳的绝大部分文化实践。去年，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作为一个深圳特区文化的建设者、参与者、研究者和见证者，我将自己近30年的文化经历梳理出来，为深圳30周年大庆献上一份薄礼，也为自己的职业生涯作一个小结。在本书中，《文化深圳》、《都市百态》、《打工文学》、《阳光写作》、《创意无限》、《纪事珠链》等几个章节主要是我在深圳文化领域中的学术回顾和历史备案，而《客邑人文》、《月照围楼》、《编外钩沉》等三章则是我对客家文化的探索与创新的实践，以及在我来深圳之前的文化传承脉络。概括地说，这部书的总体设想，就是“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客家人，从客都梅州到特区深圳，凭着“客家人”与“特区人”的双重身份，以主人翁的姿态去谱写一段“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文化史”。
记者：我发现，关于客家文化的内容在您这部书中占了很大的比例。您作为一位梅州籍学者，客家文化对您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杨宏海：客家文化对我的影响和滋养无疑是巨大的，在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我始终不敢忘记自己身上流淌的是客家文化的血液，经常以客家人坚韧刻苦、勇于开拓的精神自勉自持，并且在文化实践中为优秀客家文化的承传立新尽力而为，力争扩大客家文化的影响力。在深圳这座有“新客家”之称的城市里，研究客家文化、重温客家精神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我希望为这座新兴移民城市注入客家文化的精髓。谈到客家文化对我的影响，我觉得可以具体到两个人。首先是我的父亲杨冀岳先生。作为一名古典文学教师，父亲每每以客家先贤为例，勉励我继承客家人优秀的文化传统，崇文重教、爱国爱乡；其次是近代爱国诗人黄遵宪，这位胸怀天下的“诗界革命巨子”，一生风云激荡，具有广阔的国际性视野，却一直念念不忘“搜集文献、叙述风土”，以舍我其谁的精神担当起传续客家文化的重任，这也是激励我能够近30年都坚守在相对清贫的文化岗位上的一个主要原因。
记者：客家名人是梅州地区丰富的人文资源之一。据悉您对客家名流黄遵宪、李金发等人有着独到的研究，请您讲讲您在此过程中的重要发现。
杨宏海：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客家先贤抱有崇高敬意和研究热情，本书选入了我对黄遵宪、丘逢甲、李金发、叶剑英、曾宪梓等客家名人的研究文章，其中我最早关注的就是黄遵宪。1982年，我在华南师大进修期间，选修了管林教授讲授的“黄遵宪研究”，促使我对黄遵宪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解读，而且还在梅州黄遵宪故居人境庐中“驻扎”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发现黄遵宪不仅是诗人、外交家、教育家，在民俗研究的实践和理论方面也很有造诣，故决定从“民俗学”的角度去开展研究。至于对李金发的研究，则因我的岳父吴铮先生与李金发的夫人梁智因女士是同学关系，我们有幸与之取得了联系，并且获得了许多关于李金发的第一手宝贵资料，其中大部分都是鲜为人知的。我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研究，逐步还原出李金发这位“诗界怪杰”晚年的内心世界及其爱国怀乡的热忱，对其在艺术方面的广泛造诣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些都在书中做了披露，希望为李金发后续研究做好一些铺垫工作。
记者：作为嘉应学院的杰出校友，您在本书中也承载了不少您大学时代的记忆，而且我发现您跟许多当今文化界的名流如陈平原、陈小奇等人在大学时代就已经有来往，可否请您谈谈与他们交往的一些精彩片段？
杨宏海：在嘉应学院的学习经历是令我终身难忘的。在嘉应学院的校园中，我们一帮文艺同道，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开展各项文艺活动，创办了《百花洲》杂志，参演话剧《于无声处》，广受好评。因为国内校际文学社团交流频繁，我与陈平原、陈小奇、黄子平等人的来往也渐渐增多。在这本书中读者可以通过我们之间的往来书信，看看这些“大师”在学生时代的风貌如何，譬如文采飞扬的才子黄子平，精于思辨、俨如老夫子的陈平原，平易率真、相与无间的诗人陈小奇等等，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记忆，值得细细品味。
记者：您准备在本次“海峡两岸客家高峰论坛”期间向有关专家和嘉宾赠送《我与深圳文化》，请问这主要是出于何种考虑？
杨宏海：本书的许多篇章都牵涉到了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比如书中有对保台志士、著名诗人丘逢甲的研究文章，对其诗歌理论和领导台湾人民共同抗击外来侵略者的事迹有较为详细的评述。2006年，我参与组织策划的“两岸一家亲、共叙客家情——深圳高雄大型客家文化交流活动”，我作为深圳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与世界客属总会高雄分会会长李宽治先生签订了“友好社团”协议；此外我与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洛夫，著名学者周伯乃、向明等人的交往等等，在本书中也有体现。以此书赠与论坛与会学者，我想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另外，作为梅州籍学者，我也有义务把自己的一点文化研究成果贡献给家乡，共襄这一文化盛事，这就是回乡赠书的初衷。
记者：您连续两届被梅州市委、市政府聘为发展战略顾问，能否简述一下您如何为家乡建言献策？在未来，您又有何打算？
杨宏海：梅州市委、市政府历届领导都很重视发挥专业人才的作用，我有幸被聘为发展战略顾问，只在能力范围内做了几件小事：（1）建议集中财力，打造东山片“人文秀区”；（2）与华南理工大学李元元校长联合提议，并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林碧红同志主持下，联合梅、广、深三地学者完成《客家研究文丛·客家与梅州书系》这一文化工程；（3）建议将梅州建成中国第一个“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4）开展梅、深两地文化交流活动等等。梅州是我生长于斯的桑梓之地，客都梅州给我文化的滋养，特区深圳给予我施展才华的平台。随着我即将告别职业生涯，走向人生的新阶段时，我想我会像叶帅诗中所说的“会当再奋十年斗、归读阴那梅水滨”，争取回梅州读书、生活，与父老乡亲共建“幸福梅州”。
记者：您的书名叫《我与深圳文化》，这是您在深圳工作近30年来文化研究成果的总结。那您认为在建设“文化梅州”的过程中梅州可以在哪些方面向深圳借鉴经验？
杨宏海：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文化发展有其独特性，我也有幸在风华正茂的时候投身于这块热土去进行文化的开垦。而梅州作为一个山区城市，虽有丰厚的历史人文资源，但是在文化领域进行开拓的勇气和力度尚显不足，在这方面，深圳对公共文化事业的投入、对新兴文化产业的扶持等经验都可为梅州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