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府文化是东江文化的缩影 兼容性与亲合性让客家文化和广府
【版次】第0405版(感谢惠州·感...)
【入库时间】201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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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江下游地区，古民居多以梳式布局和醒目的镬耳封火山墙为主要特色，此为位于增城的坑贝古村落。
一个市民在雨中骑着摩托车从东莞桥头的骑楼街穿过。和惠州水东街一样，骑楼是典型的广府文化代表建筑。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重要。原因很简单，水不仅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源泉，而且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渠道。从这一点来说，要了解东江文化，就要从东江开始。
我们有幸从东江源头——— 江西寻乌桠髻钵山出发，顺流而下到达东莞虎门的东江入海口，自东向西完成了一次东江文化探源之旅。在历时40多天的行程里，厚重而宽广的东江文化浸淫着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在一番思考和总结后，我们以本文与万千同样关注东江文化生存状态的读者，就东江文化的源流作一些探讨。欢迎读者来电或登陆今日惠州网参与讨论。电话：2859285，网址：/
东江流域三大文化景观并存
上游的客家山文化区 中游的惠府丘陵河谷平原文化区 下游的三角洲河网平原文化区
在整个行程中，我们感触最深的地方是，在东江短短500多公里的流程里，孕育着个性鲜明的三大文化景观：上游的客家山文化区、中游的惠府丘陵河谷平原文化区和下游的三角洲河网平原文化区。
对东江流域文化地理有着颇深研究的惠州学院地理系副教授叶岱夫就持此观点。他认为，东江流域内文化的分异固然有社会、经济、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但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别，尤其是地貌景观的明显差异则成为历史上文化早期分化和演化的基础。
客家山文化
自然地理环境让其得到完整保存
正如我们考察所得，赣南地区的东江源区（寻乌、安远、定南）与河源北部地区的文化景观大抵相同。就孕育这些文化萌生的地理条件而言，它们都产生于南岭、武夷山、九连山余脉的包夹之中，形成典型的客家山文化，也可称为“东江上游文化”或“源头文化”。在这个开放程度受到重重大山限制的文化区里，传统而纯粹的客家文化得到了更完整的保存。
从客家人口的分布来看，这个文化区里居住的几乎清一色都是客家人，据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一书中提出，全国有“纯客住县”44个，其中江西赣南和粤北（含韶关、河源）就共有25个之多，超出了总数的一半。这证明了东江上游地区在接受南迁客家先民中占尽先机，成了苦于战乱的客家先民的一个驻足、生息、发展的理想去处。
从赣南地区客家先民的多次迁徙史来看，天然的河道无疑是他们最理想也最可靠的迁徙方式。从黄河出发，经京杭大运河，再逆长江而上到赣江，再顺赣江南下到达赣南。赣南因其所处的“承南启北，呼东应西，南抚百越，北望中州”的黄金区位，使得客家先民能够轻易地翻越山岭，到达东江流域。当他们看到这条神奇的自东向西流的大江（自古有云无水不东流）时，为谋求更多生存空间，纷纷加入到继续南徙的行列中，从而开创了东江中游文化和下游文化。这显然不是一种巧合，在历史的漫长过程中，东江就从一条原始的河流，发展成中原人民逐渐南迁的重要途径，从而孕育出灿烂的东江文化。
惠府文化
开放与包容成其文化特征
东江到了河源龙川段，集纳百溪的江面陡然加宽，成为一条连接广府文化甚至海洋文化的“黄金水道”。位于东江中游的中心城市——— 惠州，其特定的地理位置从宏观来看，恰恰就处于广州广府文化、梅州河源客家文化、潮汕福佬文化之间的交叉磨合处。在周边文化辐合影响加剧的情况下，惠府文化自然而然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化特征。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理事、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林慧文就将其文化特征概括为“开放”与“包容”。
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在广州和潮汕地区，不会讲本地方言，很容易就被当作外人。但在惠州，除了惠州话，人们还可以用白话、客家话、普通话，甚至潮汕话自由地交流，且不会给人以外人的感觉。在这个前提下，叶岱夫副教授断言惠府文化已经成为东江流域文化甚至粤东文化的一个缩影，是值得信赖的。
自然地理环境能让各种文化找到再生环境
叶岱夫在其 《东江流域文化地理研究》一文中认为，惠州不仅是粤东地区的交通枢纽城市，在历史上又一直是东江流域的航运中心，交通位置相当显赫。长期以来，优越的交通位置为周边文化向惠州辐合提供条件。惠州的多语种交流环境，证明了惠府文化具有较强的兼容性与亲合性。另外，他还敏锐地发现，惠府文化的兼容性与其自然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有直接关系。在惠州地区可以找到代表广府文化的大平原地域，又可找到哺育客家山文化的山地丘陵景观，还可找到显示潮汕文化背景的海岸地带与小平原景域。就此看来，惠府文化区不仅是周边文化区的一个缩影，而且是周边各种自然地理类型的一个缩影。
由此看来，我们就不会再对为什么惠阳有典型的客家围龙屋，惠东有潮汕地区为防御台风的低矮古民居，龙门又有典型的广府民居群落而感到惊异了。因为各式各样的周边文化一旦进入有着丘陵、河谷、平原的惠府文化区，便很容易找到各自继续生存与发扬光大的再生环境。
三角洲平原文化区
直接接纳广府文化而形成
东江流经惠州市区后，很快就进入博罗县境内，历史上东江下游就是博罗田螺峡以下的河段。东江出田螺峡后至苏村分出龙溪汊道，向西入沙河；在罗阳汇马嘶水道后，分出汊道经水口、泊头流至东莞石龙。东江干流在苏村以下，在永平分汊入司马涌，由企石入东莞横沥、茶山。至此，放射状的东江三角洲河网区形成了。
可以说，东江三角洲的发育对形成东江下游的三角洲河网平原文化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古时，尚未发育的东江三角洲仅是不能耕种的制盐区，欠缺发达的农耕文明必然使这片河网区游弋在广府文化与惠府文化的边缘区。但作为东江下游文化区的典型代表地——— 东莞和增城，它们所处的位置恰好在广州附近，可以说处于一个强大的广府文化圈中。如此独特的地理区位使东莞和增城长期直接接纳广府文化辐射和影响，从而诞生东江流域内第三种文化景观——— 与广府文化圈息息相关的三角洲河网平原文化区。
仍能找到惠府文化和客家文化的痕迹
我们在东莞和增城考察期间，无论从方言上还是民居特色上，都明显感觉到东江下游与中、上游的区别。例如在东莞和增城，尽管两地同样保留着自己的方言，但粤语比客家话更流行；古民居特色也趋同于广府文化的梳式布局和棋盘式布局。
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够找到惠府文化和客家文化对东莞和增城影响的痕迹。在增城，我们发现仍有近半数的市民用客家话交流，而在东莞，我们更是惊讶地发现当地人同样有着“捡金”的古老客家风俗。据《东莞市石龙镇志》记载：死者葬下五、七年后，后人为祖先“捡金”，即把祖先的骸骨放在“金塔”（瓦罐）内再安葬。这种二次土葬的风俗是客家地区最具地方特色的葬风。据清光绪版《惠州府志》记载，惠州一带的风俗都是“有葬不数年，启土剖棺，纳骨于瓦罐，名曰金城，迁葬他所者”。从二次葬背后的文化意识来看，客家先民自中原一路漂泊南迁，有的家族历数百年才定居下来，出于对先人极深的亲近感情，便只能捡骨便于携带。在这个不断迁徙而又不断迁葬的过程中，“捡金”变成为客家先民的风俗了。由此可见，古时的东莞同样是客家先民的生息地，只不过在漫长的文化融合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东江下游文化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