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的客家文化背景——在“客家精神与赣南苏区革命运动”
【版次】第B04版：百家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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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家精神与赣南苏区革命运动”论坛上，罗勇在发表演讲。记者刘念海 摄
○主讲人 罗勇
3月28日，由赣州客家联谊会主办的“客家精神与赣南苏区革命运动”高峰论坛在赣州举行。来自全市文化领域和学术界的100多位专家学者聚集一起，围绕主题进行交流研讨。
在论坛上，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主任、客家研究院院长罗勇从客家人的革命传统与中央苏区、客家人的崇文重教传统与中央苏区、客家人的包容性格与中央苏区、客家人的民间文化与中央苏区这四个方面作了详细地阐述。
主讲人简介：罗勇，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主任、客家研究院院长，江西省高等学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中国社会学会理事、江西省社会学会常务理事、华东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赣南客家联谊会学术部部长。先后主持国家社科规划办重大委托项目子课题和省社科规划办、省高校人文社科课题10余项，主编《客家学刊》，出版论著论文集6部，在海内外发表论文近5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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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的革命传统与中央苏区
日本学者山口县造在《客家与中国革命》一书中对客家人称赞说：“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换言之，客家的精神，是中国革命的精神。”这一段话非常简练，虽然可能讲得太绝对，但是他就说到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事实：客家人在中国近代革命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能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我们要讲讲客家人的传统。
客家人一向有反抗的传统。如文天祥在赣州开府抗元；如蓝天凤、谢志山等人在崇义与畲族人联合起来反抗明朝封建统治，这些都说明了客家人的反抗精神。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客家人更是演绎了一幕幕悲壮的革命活剧。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高潮—— 太平天国运动是由客家人掀起的。太平天国从起义到失败都与客家地区有关系，而且组织者大部分是客家人。第二次革命高潮是辛亥革命，领导人孙中山是客家人，廖仲恺、何香凝、邓演达等重要成员也都是客家人。所以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这两次革命运动，客家人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点令中外学术界和各界人士非常震惊。
所以，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客家人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这些角色充分说明客家人具有革命的传统。这种革命的传统，跟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非常容易发生接触，产生共鸣。所以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这段话，讲的就是客家人的革命性，还告诉了我们客家人为什么容易发动革命。他还讲到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具备的条件：一是有很好的群众；二是有很好的党；三是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四是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五是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我们看，毛泽东讲到的这五个方面，和客家文化传统关系密切，较为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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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的崇文重教传统与中央苏区
过去，在广大的客家乡村，每当清风月明之夜，我们常常会听到孩子们传诵着这样一首童谣：
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放条鲤嫲八尺长。鲤嫲头上撑灯盏，鲤嫲肚里做学堂。做个学堂四四方，兜张凳子写文章……
这首童谣在客家地区普遍流行，寄托着长辈们对子弟读书仕进的热切期望，形象地体现了客家人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
客家人为什么有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传统？一是因为客家人的主体是中原迁徙过来的，保留了中原崇文重教的传统。第二，客家地区自然地貌决定了客家人必须走读书仕进之路，客家地区山多田少，叫做“七山三水一分田，还有半分道路和庄园”。关于客家人的崇文重教我们有大量的图片和文献佐证，我这里可以念一些民谣或谚语给大家听。如：“教子两行正路，惟读惟耕。”
我去台湾高雄师范大学讲学，客家研究所挂了一幅精美的图“晴耕雨读”，客家人就是这样子，天晴了就去干农活，下雨了怎么办，不是打牌，不是赌博，而是读书。我们再看一个：“地痩栽松柏，家贫子读书。”
家贫本是读不起书的，但富有进取精神的客家人不甘心一辈子穷，越是贫穷，越是想改变这贫穷的面貌，子弟就越是要读书仕进。有钱人家固然要送子弟读书，没有钱的人家“砸锅卖铁”也要供子弟读书，这便是客家人传统的心态。
那么，崇文重教和中央苏区有什么关系？
崇文重教就会尊重读书人，中央苏区这些领导人，都是有文化的人。客家人崇文重教，尊重读书人，所以他们讲的道理很容易被接受，这就根源于崇文重教的传统。有这样一种氛围，革命的知识分子在客家地区传播革命，就比较容易为老百姓所接受，这就是崇文重教对中央苏区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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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的包容性格与中央苏区
这涉及到客家人的一个文化品格问题。我们自己处在客家地区不知道，外地人到了客家地区，便可以比较得出来，客家人比较有胸怀，包容性比较强，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客家这个民系有个特点，就是不断地迁徙，这会培养出广阔的胸怀。你到了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你没有广阔胸怀，你能为人家所接受吗？第二，客家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了当地土著，特别是畲、瑶等少数民族，在这种民族融合过程中，培养出了客家文化的包容性。正如客家学研究开山鼻祖罗香林先生所言，客家人具有“刻苦耐劳所以树立事功，容物覃人所以敬业乐群”的秉性，这个秉性是客家人历史积淀下来的。所以，前面我们讲到客家人不排外，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是比较而言的，外地人到客家地区来工作，会受到热情欢迎。客家人的热情好客是有名的。就连在中国做学问的劳格文先生，他到了客家地区以后，对客家人的热情好客也大为赞赏。
客家人的这种包容性，对外面的人不排斥，能接受，而对革命的思想当然也比较容易接受。大量的外地人能够与客家人融为一体，共同来开展革命运动，正是这种包容品质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包容性也比较容易接纳革命，如果你到了一个地方，人家根本不接受你，排斥你，红军如何立得住脚？讲实话，过去好多地方，你在那里开展革命是很难的。为什么难？跟这个地方民情、经济、地理、地貌都有关系，特别是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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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的民间文化与中央苏区
客家民间文化与中央苏区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我主要是讲客家山歌。我们知道客家山歌很可能是发源于赣南，但是还要进一步研究，要让人家信服。客家山歌内容极其丰富，题材广泛多样，但是过去最主要的是情歌，但这种情歌怎么与革命发生关系呢？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1934年1月6日，《青年实话》编委会出版了《革命歌谣集》，收录了苏区歌谣65首。编者在后记中有这么一段话，说：“我们也知道，这些歌谣在格调上说来是极其单纯的；甚而，它是农民作者自己的言语作出来的歌，它道尽农民心坎里要说的话，它为大众所理解，为大众所传诵，它是广大民众欣赏的艺术。”显然，这种革命歌谣是客家人在革命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反映了当时客家人的愿望、感情和生活，富于时代特色。因此，这种歌谣尽管曲调是旧的，却往往好听、好唱，客家人所熟悉，马上能够流传。这些客家革命歌谣，鼓舞着千千万万优秀客家青年参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激励着红军将士们奋勇杀敌，夺取胜利。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客家山歌怎么成为革命山歌，以此看出这种客家人的文化确实对革命文化、对中央苏区的建设起到了的重要作用。这一首客家情歌，叫做《连妹》，是这么唱的：
打铁唔怕火星烧，连妹唔怕斩人刀；
斩了头来还有颈，斩了颈来还有腰；
就是全身都斩碎，还有魂魄同妹聊。
这是一首传得非常广泛的情歌，是一个女孩子和小伙子相恋，可能遇到各方面的阻力，要拆散他们，但是他们一往深情，就是杀掉头，还是要相恋，至死不渝，这首山歌后来被改编成了革命山歌。在上世纪20年代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时期，从外地回到兴国的共产党员们，回家乡到处播撒革命火种，将这首客家情歌改为革命的山歌，这么唱：
打铁唔怕火星烧，造反唔怕斩人刀；
斩了头来还有颈，斩了颈来还有腰；
就是全身都斩碎，变鬼还要把仇报。
这首革命山歌到处唱，激励客家地区老百姓来参加革命。关于客家山歌改编成革命山歌，以及这种革命山歌在中央苏区乃至红军长征过程中，对革命的鼓舞和动员的资料还有许多。
结论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讲了客家文化对中央苏区创建和发展的影响，下面我想把我今天的演讲做一个结论，首先看一组数据。
赣南客家人为苏维埃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苏维埃时期，赣南总人口大概只有240万，而参加红军的就达33万人，参加赤卫队、担架队等支前作战的约60万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有8.6万人，其中赣南客家人有5万多。不少赣南客家儿女经过苏维埃革命的锻炼，都先后成为栋梁之材。在1955年至1965年授衔的共和国将军中，赣南籍的有132位。近来，吴法宪将军、廖鼎琳将军被确认为兴国籍，赣南开国将军达到134位。其中有3位上将（陈奇涵、赖传珠和肖华），10位中将，119位少将。兴国最典型，共和国将军54位，加上吴法宪将军和廖鼎琳将军就是56位。
据统计，赣南在苏维埃时期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有10.8万人，占全国烈士总数的1/16。此外，还有千千万万被杀害的普通百姓，这些牺牲的英烈大多数为赣南客家人，可见赣南客家人对共和国做出的牺牲和贡献是巨大的。
从这些数字，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看，确实是赣南客家人和客家文化对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当然，这个作用到底怎样评价，我们还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研究。这个课题可以供我们开展客家文化和中央苏区两方面研究的学者长期研究。就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央苏区的成功是客家文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高度契合的结果。
（张自永整理，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