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屋是客家文化解释性符号《围屋》关于“围屋战斗性”的文化价
【版次】第A3版：阅读/连载
【入库时间】20111230
【全文挂接】
【全文】
在文化建设不断推进的今天，客家围屋作为客家人的精神家园，注定会引起学界高度关注。 本报采集
惠州文化是由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本土文化、外省文化融合而成的极具包容性的文化，它们历经磨合交融，既呈现和谐态势，又保持各自特色。在升华惠民之州，建设文化惠州、幸福惠州的进程中，坚持惠州文化的包容特色，深入开展对上述各类文化的专项研发，促进有关成果的转化，很具现实意义。
最近，《惠州日报》发表了惠州学院教授杨小清先生的论文 《围屋通过祖祠血缘保护家族——— 从客家文化“围屋性”看客家人的 “前世今生”》（见8月23日B7版,以下简称《围屋》），通过客家人的称谓由来、客家人的迁徙简史、客家围屋建筑形式的多样化、客家文化的凝聚与教化、客家文化对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贡献等论述，归纳出客家文化 “家属性”、“祖祠性”、“战斗性”的特色与本质。笔者以为，《围屋》是近期惠州文化研究中富有创意的佳果。
由围屋性的构成成分，剖析其家族性、祖祠性、战斗性特质，顺理成章
文化是一种符号，是特定的生活方式，也是文明形态学研究的对象。杨小清认为，研究客家文化最直观最有效的应该循着客家“人化”活动的轨迹，深入探讨、研究、解读，方能比较符合实际。语言当然是一个重要标准，但不是主要标准。会说客家话不一定是客家人，就像会说英语不一定是英国人一样。在客家文化的诸多要素中，杨小清认为，客家围屋是客家文化最具标准解释性的符号形态。以“围屋”为切入点，逐层深入客家文化的源头，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杨小清选择这个出发点，源于自己的文化积淀与独特思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先前，研究客家文化的学者专家当然也论及围屋，但大都停留在建筑格局与功能方面的阐发乃至诗意的咏赞，缺乏学术理论的抽象与概括，含金量低。杨小清从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的数次大迁徙，谈到围屋多层面的功能；由围屋性的构成成分，剖析其家族性、祖祠性、战斗性的特质，切合实际，顺理成章，丝丝入扣，步步到位。
在家族性、祖祠性、战斗性这“三性”之中，杨小清特别强调战斗性。在《围屋》一文中，至关重要的战斗性，以其关闭与开放、收缩与扩张、防御与出击、弱势与强势等“对立”现象，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在动态的演变过程中，达成统一。对立统一，生生不息。言人所未言者，达人之未达处。杨小清对围屋“三性”的精当解读，揭示了客家文化的特质，勇辟蹊径，独出机杼，自备一家之说。治学的确应该具有这种标新立异的勇气，并付诸实践！
合理升华围屋战斗性，令人耳目一新
历史发展的轨迹中铭刻着文化的年轮。客籍数次大迁徙已被信史记载。但若从秦代“南下干部第一人”赵佗建“南越国”说起，宏论滔滔，直到明清客家人从岭南地区外迁其他省份，或飘洋过海远走境外为止，则绝非数千字的文章可“毕其功于一役”。杨小清对传统进行简笔勾勒，紧紧围绕围屋之“三性”发掘内涵，终使客家文化乃以儒家积极进取为主，兼容佛之慈悲、道之通脱，重在教化，旨在育人，贯穿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之精神的结论，脱颖而出。
客家民系为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作出重要贡献历为世人公认。杨小清引证中国近、现代史的伟人与现代国际名人的范例，朱德、邓小平、叶挺、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新加坡前任总理、国务资政、内阁资政李光耀，泰国前任总理与现任总理他信兄妹等等，信息丰富，辐射广泛。这些伟人与名人的事迹或已载入史册，或正被世人关注。杨小清信手拈来，行文添彩，视野宽广，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且以这些论证，将围屋战斗性升华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四两拨千斤”、及时化解危机的“根据地”战略思想，与进行艰难拼搏，从山区走向平原，从农村走向都市，由小至大，以弱胜强，最终达成反“客”为“主”的宏伟实践相结合。这一对于客家文化的价值判断，令人耳目一新。
东江客家与梅州客家并存于粤，既有相同之处，亦有相异之处
当然，由于成文匆促且囿于篇幅，《围屋》还存在不足之处，兹略陈陋见，期与杨小清先生商榷：
一是杨文关于客家人称谓的由来，未见确切的结论。其实，中原历来南迁之民，都曾被称为“客人”。“客家人”的称谓，则始于广东。清乾隆、嘉庆之交，穷究客家源流的惠州丰湖书院山长徐旭曾撰《丰湖杂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客家文化继承于中原，客家民系乃中原移民的结果。只有自我与外部社会的双重确认都出现时，客家民系才算真正形成。徐旭曾的《丰湖杂记》正是在这双重确认的历史背景中面世的，后人认为此即客家民系形成的标志。《丰湖杂记》则被誉为“客家人的宣言”。这一成果已为客家文化研究界公认与使用，杨教授理应认可并采用。
二是杨文在论证围屋战斗性时列举了一系列伟人、名人范例，其中，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等例子引证欠妥。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史学界许多专家学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根据有关史料，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重新评价，对其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均有详尽论述，对其主要领导人洪秀全的政治部署与个人道德更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以太平天国与洪秀全的例子来证明围屋战斗性，似乎偏离了战斗性正义与公平的本质。孙中山祖籍为客家的说法，来源于孙中山祖祠的“紫金说”。实际上，孙中山的祖籍，早经大量文字资料、口碑资料、实物资料、著述资料确证为“东莞县上沙乡”。所谓“紫金说”，以讹传讹，牵强附会，不足为信。毛泽东的祖籍，近年来，有人考证为浙江省江山市石门镇清漾村（距今已1400多年）。毛泽东在湖南韶山的祖先，若从毛太华开始算起，至毛泽东业已20代（约500至600年），至于毛太华因战乱，由江西吉水迁至湖南，其定居江西吉水之前的先祖情况不详。以远祖作为论据亦不妥。
三是杨文所论乃系 “大客家文化”范畴，难免着力过泛。客家文化最深厚的积淀之地乃是广东。由于迁徙路径不同，东江客家与梅州客家并存于粤，其文化传统既有相同之处，亦有相异之处。杨教授原籍梅州客家，但长年在惠州生活、工作，对梅州客家文化与东江客家文化皆为通晓，具备既融会贯通又精准判识的功底,本不难由“大客家”的粗犷勾勒，复归于梅州客家与惠州客家的精细比较，从而归宿于惠州客家文化历史性的纵向梳理以及与地域内广府文化、潮汕文化、本土文化、外省文化的横向比较研究，探究惠州客家文化的本源、现实及其特色，可能更具现实意义。惜哉，杨文并未及此，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钟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