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民间信仰与稻作文化
【版次】第A3版 ( 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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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娟
“石壁地区”是指以福建省宁化县石壁镇为中心的闽西与赣南交界的一带地区（以下简称“石壁”）。石壁客家民间信仰在闽赣粤客家原生地民间信仰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民间习俗和信仰产生、形成、流传、改变或消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物质生产活动具有最重要的影响。作为以稻作为主要生产活动的客家，很多习俗和信仰基于稻作生产而产生、流传。石壁客家大体上保留了中原汉族的传统节令、习俗和信仰，但融合了当地土著族群习俗及信仰，有些中原习俗和信仰被改造，或趋于淡化，从而形成了适应地域环境、稻作方式的客家节令习俗与信仰体系。
与稻作节令相关的民间信仰虽然只是客家民间信仰的一部分，但从中可以看出客家民间信仰赖以形成与流传的物质基础，以及基于稻作的功利性特点，同时反映了对中原习俗的传承和改造。本文以石壁客家民间信仰为例，探讨客家民间信仰与稻作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蛮荒的自然环境与客家原始信仰
稻作生产需要良好的自然条件。石壁傍依武夷山脉，方圆约500平方公里。这一地域“层山叠嶂，附卫千里”，“山明水秀，地广而平”，95%以上面积在海拔400米以下，由丘陵、盆地、平川、山谷组成，气候温和，水源丰富，雨量充沛，基本无旱涝之虞。但是，与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相比，在宋代以前，福建是农耕落后地区。“当中原地区已有三千年文明史时，福建还是一个蒙昧的少年，仅仅在唐代中叶，福建还被视为蛮荒区域”，“南方多山地，少平原，森林茂密，藤萝纠葛，比之北方松软的黄河平原，其开发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就石壁而言，在唐代末期汉人（包含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辗转迁徙的汉人）大批迁入石壁之前，石壁的农业以刀耕火耨种畲的原始农业为主。大批汉人移民涌入石壁以后，原始的生产技术已经不能满足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要。客家先民与当地土著融合，传播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进行垦殖开发，逐步改变了唐中叶之前该地区“林峒遂密”的荒野面貌。他们开垦梯田，种植水稻，原始农业逐渐发展为当时的先进农业。手工业也同时发展，并进行商品交换活动。其中，梯田的开发、水稻由一熟而两熟是先进农业技术的集中体现。石壁与周边地区客家先民是在比较蛮荒的自然环境和相当落后的生产方式条件下从事稻作开发，因而，其民间信仰也带有浓厚的原始信仰特点。
自然神信仰是石壁客家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自然神是自然现象被人格化之后升格的神，自然神信仰表现了人对大自然的畏惧、崇拜和依赖。成熟农耕时代的人类对大自然虽然不像原始时代那样畏惧，但仍然祭祀自然神，祈望风调雨顺，以祈望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在石壁，据李世熊《宁化县志》记载：“宁化素有祭祀天地山川，风雨雷电之俗，在县城郊外设祭坛有三处：社稷坛、山川风云雷雨坛、邑厉坛，并定期祭祀。”石壁客家崇拜、信仰的自然神主要有：⑴土地、五谷神崇拜。⑵天象崇拜，即将日、月、星、云、雾、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神化而崇拜。⑶山、水、石崇拜与风水信仰。石壁多山、水、石，它们成为自然神既反映了客家先民对自然物的神秘感与崇拜心理，又反映出客家先民的栖居观。⑷火崇拜。水与火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两大基本物质，与原始农业关系密切。石壁客家对火的信仰主要表现在花灯活动中。（5）动植物崇拜。石壁客家有多样的动植物崇拜，主要盛行的有与中华各地一样的龙崇拜，对植物的崇拜主要体现在端午节各家遍挂菖蒲、艾枝、葛藤等植物的活动中，以驱邪避灾害。
石壁客家信奉巫术，旧时巫傩文化盛行，这与客家民间信仰与中原汉族所不相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巫傩文化又可以分为巫文化与傩文化，巫为术，傩为仪式。傩文化是中国稻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于巫文化，是巫文化的进步表现形式，中国南方水稻耕作民族的傩文化主要表现在还愿仪式上。如，风调雨顺而丰收时要还傩愿，娱神娱人，人神同乐；天灾人祸、害虫横行、天旱水灾时要请愿，表演傩戏，之后要还愿；家有人生病久治不愈、婚后多年膝下无子，都会请神还愿。这种精神寄托仪式源于远古时期的巫文化。客家的自然神信仰，巫傩文化都是在较为原始、蛮荒的自然条件下产生的民间信仰。
二、与稻作的功利要求相适应的佛教、道教信仰的世俗化
民间信仰主要是俗神信仰，俗神信仰不具有系统而深奥的教义和严格的宗教仪式，而是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对各类正统的神和各类俗神进行实用性选择，将其组合成一个看似杂乱无序其实与日常生产、生活活动密切结合的有序的信仰体系，反映了民间信仰的多元化和功利性。石壁客家民间信仰的功利性体现在对稻作生产的生产要素（如人、土地、雨水、耕牛等）的保障愿望以及对和谐的人际关系企望上。客家以功利为信仰的价值取向，因而，其信仰特点表现为多神崇拜和世俗化特点。客家信奉佛教、道教，但将佛教、道教的宗教仪式世俗化、民间化，纳入民间信仰的俗神系列。
三、人本信仰与客家稻作文化精神的培育
客家稻作文化是原始农业向古代先进农业过渡时期的产物，其信仰对凝聚宗族，孕育民系，战胜艰苦的自然条件，调节与支撑精神生活，培育客家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至南宋时期，石壁的农业已较为发达，在物质稻作生产基础上的稻作文化已经相当成熟。可以说，客家民间信仰在表现形态上信奉“神”，但是，其本质不是神本文化而是人本文化。
客家民间对圣贤、英雄、先祖的神化和信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传承了中华文化的人本主义精神。其次，对圣贤、英雄、先祖的神化和信仰为宗族的凝聚发挥了作用。再次，对圣贤、英雄、先祖的神化和信仰为培育客家稻作文化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
所谓“客家稻作文化精神”，其一，是物质生产上的拓荒精神，它与中华始祖的拓荒精神一脉相承。中华民族始祖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早期物质文化，中华从此迈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中华始祖顽强的开拓精神是中华文化的原初精神，它一直激励着后人，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如，河洛神话传说中的伏羲氏“作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发明原始农业，尝遍百草，选择和培植作物；大禹继承鲧的遗志，以精卫填海的精神制服洪水，十五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中华始祖既是开拓精神的典范，又是崇高道德的典范，至今仍然激励着中华子孙。中华始祖的顽强开拓精神在《周易大传》中以一句话概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是中华文化根性精神的重要特征，也是客家文化的精粹。客家民系的全部历史就是不断开拓进取的历史，其迁徙的艰难和创业的艰辛为汉族任何民系所不及，所取得的成就更是举世瞩目。对这一根性精神，客家自己引为自豪，称之为“硬脖子精神”。其二，是在稻作生产中形成的互帮互助精神。稻作生产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在稻作生产过程中，人们形成了一种团结互助、关爱弱者，共渡难关的友爱精神。客家的这一精神一直得到发扬光大，有这一精神，客家才能不断开拓，走向世界。其三，在稻作生产中形成了务实、尊重科学的科学精神和崇尚道德、重视教育的人文精神。稻作是包括耕作、农艺等在内的需要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需要务实和崇尚科学。稻作还需要稳定而和谐的家庭环境，男女的合理分工。维护稳定而和谐的家庭才可以对接国家伦理道德规范，实现儒家的“家国一体”理想。同时，圣贤、英雄、先祖信仰进入家庭，对伦理道德观的稳固，文化教育的实施，“治国平天下”的人才观的确立都具有巨大的影响作用，客家人才辈出离不开稻作文化的孕育。因此，客家先民在石壁和其他地区集聚不仅仅是躲避战乱，他们开创了属于客家的新的稻作文化，而这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创造的过程，也是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形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