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溪与客家经济的联动
【版次】第A3版 ( 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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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耀松一
福建省地图标注的沙溪，其流域在永安市、三元区、梅列区和沙县境内。上游的九龙溪河段起始，一般所指从“燕水”而上至发源地。沙溪流域的两区一县市，历史上置县最早的为沙县，东晋义熙年间（405-418年）设沙村县，唐武德四年（621年）改沙村县为沙县。管辖的区域涵盖当今的宁化县、清流县、明溪县等，明景泰三年（1452年）设置的永安县，原为沙县的浮流司。明编修清流赖世隆撰的《永安县治记》载，“皇帝继统之二年，沙寇悉平，诏以浮流险要之地分置县以治之，赐其名曰永安。”现今的三元区和梅列区，在明清时期，分别为沙县和永安县分治的辖地。
从两晋至宋元，中原南迁汉人为躲避战乱、饥荒等原因，陆续从不同地域入闽。有的从江西石城翻越武夷山余脉站岭隘古道进入宁化石壁地区，有的自江西贵湖越过武夷山经崇安、建阳、延平并辗转至清流县，也有的从江西黎川进入建宁、泰宁、将乐、沙县，还有的自吴越（江浙）经福州、延平进入沙县。中原南迁汉人在上述地区定居，与当地居民在生产、生活中，经过长期的磨合与互动，到了明代初期，形成具有“脉络清楚的客家先民、特定的地域条件、特殊的历史年代、独特的客家文化”的客家民系。沙溪流域地处闽中偏西，境内山高林密，溪流交错，水量充沛，气候适宜，待开垦的蛮荒之地很多，适合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使南迁汉人得以繁衍生息，开基创业。由于区域客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与外界的商贸往来，而交通闭塞的山区，单靠陆路肩挑运输坎坷艰难，无法承载大批的商品交流，唯一的办法便是利用水路这一得天独厚的交通线。
沙溪为闽江三大水系中的一条，上游为九龙溪，其源头发自建宁均口，流程最长，故有“闽江源”之誉。沙溪河段约100公里，相对于九龙溪水道，急流险滩较少，长年可通中小型木船，除货运外还兼客运。早在宋代便有“我因避地访名山，扁舟夜渡沙溪寒”句（邓肃诗），明末清初的宁化县人氏史学家李世熊，闯九龙访.榈，也是乘舟自西向北而去。沙溪流域有十多个集散物资码头，其中永安的桥尾码头、贡川码头，三元码头，沙县的西门、小水门、师古门、南门码头著称。永安的桥尾地处巴溪与燕水交汇点，是宁化县、清流县、宁洋县的木材、大米和其他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明隆庆年间在此兴建“观音阁”，周围客栈、店铺林立，为外地客商的住宿地。来自闽西连城、上杭、长汀、永定等地的客家人在桥尾从事搬运，做豆腐、卖杂货的也多为客家人。沙溪有众多的支流，其中有的可通小木船，如永安的文川溪自小陶入九龙溪，在桥尾码头泊岸；源出明溪的渔塘溪经岩前流入沙溪，在莘口码头泊岸；沙县的东溪航线分夏茂和富口，汇入沙溪，其中庙门、文昌门、东门码头主要集散夏茂方向的农副产品。
二
明清时期沙溪流域各县，地理环境与同一条水系的清流县、宁化县相似，森林资源丰富，清道光重刊的《永安县志》记载，“木之属”曰：松、柏、桧、杉、椿、水杉、黄杨、.榈、梧桐、桦、楮、枫、樟……新编《沙县志》记载，出县城五里遍布原始森林，树种资源调查统计，有156科917种，用材树种以杉、马尾松为主，富口乡山氽村至今仍保留成片楠木及混生天竺桂、香樟、红豆树等。由于福州等地建筑用材量大，沙溪流域盛产杉木，客商雇用艄排工将“长尾”杉木扎成木排顺流而下。木材的外运畅销，流域的树厂也应运而生，雇工多为当地的农民。在“竹之属”所列名目中，猫竹（即毛竹），旧版《永安县志》加注：“桂溪人用造纸，行贩四方，今呼为贡纸，乃古名也。”清道光年间，沙县的手工业造纸也已相当发达，“凡有竹山，皆有纸厂”，“主要产品海纸、大广纸销往天津、上海、无锡、杭州、福州及闽南等地。”林副产品有笋干、油茶、桐油、棕片等。其中，笋干为大宗土特产品，尤以永安贡川为优，早在清顺治三年便由贡川商人在本地建起“笋帮公栈”，为笋商议价、订货的场所。收购的笋干在贡川码头装船，除销往福州等地外，还远销苏州、杭州、上海等地。经济作物中的晒烟，主产区在沙县夏茂，始种于明代末期，以其品质优良而著称，加工制作的烟丝远近闻名。
沙溪流域由于山地面积广，冲积小盆地多，水源灌溉便利，流域各县广泛栽种水稻，主要为粳谷和糯谷。在农耕社会，大米不仅是居民的主食，也是经济收入的商品，还是交纳赋税的等价物。故而“农勤稼穑，孝友义行”。明清时期从宁化、清流县由九龙溪水路运送到福州贩卖的大米数量有限，因九龙十八滩险恶而风险大，米商宁可以较高价格从永安和沙县收购，经沙溪入闽江直抵福州，以防船毁货失的风险。本地商贾也慑于“九龙十八滩，十船九船翻”民谣，米船到了六龙后，卸船雇工将米挑过大岭，再装船直抵永安桥尾码头。明代施行人丁税，即以大米计征，“石米丁人，赋始及于丁矣。按丁准米一石，及十年而复给徭役，则税与役并征。”由此可见，粮食不仅是民生之需，还是征缴赋税的替代货币。在商贸往来中，沙溪流域各县出产的土特产品，以其独特的商品地位，占了一席之地。以香菇、红菇为例，此类山货在沿海颇受青睐，销路经久不衰；贡川生产的草席，以其质地优良、经久耐用，而备受顾客的欢迎，并有“贡席”之称。客家人通过贸易，也获得日用品和食品，如盐巴、布匹、海产干货等。清代永安县的商贾，旧志上记载：邑之盐商，福州人。木商，本处人，汀州亦多。如闽笋客，贩卖江、浙、汉、广等处，货脱，买布回发（旧尽本邑人，近亦有宁化、江西人）。纸客，有运至江南、广东、福州者。香菇客，浙江人（采造发售）。糖品客，漳平、宁洋人（有牙行）。布客，江西人。
三
客家民系在沙溪流域的形成，也为客家文化的发展并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沙溪流域的客家文化是在客家经济的发展中得以巩固的根本因素。唐代最早迁入贡川的张姓，出自河南光州，继而为李姓。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弃官的陈雍辗转吴越从吴兴入闽抵达沙县贡川的固发冲定居，带领家族开发荒蛮之地，摒弃“刀耕火种”。延至宋代子孙繁衍，人才辈出，留下“一门双理学，九子十登科”、“半壁宫花春宴罢，满床牙笏早朝归”的美誉。陈氏宗族不仅为开发贡川作出贡献，也将中原的儒文化传播到迁居地，兴旺的家族后裔迁播八闽和海内外。此后数百年相继迁入贡川的严姓、邢姓、姜姓、罗姓、聂姓等百余姓，都是中原南迁汉人的后裔，其中20余姓在贡川建有宗祠。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家住清流玮埔的魏氏成郎公，到永安做大米生意，住在观音阁附近的客栈，发现下渡山清水秀，北塔高耸，风景秀丽，乘船实地考察。回乡后动员家人迁居下渡，随后叔伯、兄弟相继迁永。经历200多年的繁衍，扩大到大溪一带，并有“魏家村”之称，先祖因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声望很高，惠授“乡饮正宾”县令何公赠匾“燕贻应远”。新编《沙县志》还记载，早在“东汉、三国及两晋时期，中原汉族陆续南迁，原匿居于深山密林中的一些闽越族人亦陆续迁居平原河谷地带，逐渐被中原汉人同化。”由此可见，沙溪流域的客家历史是深厚的，这一悠远渊源，反映了中原南迁汉人定居之后，不屈不挠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奋斗不息，还把中原的先进生产方式和儒文化带到居住地，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也在融合的过程中学习原住民的勤劳简朴、刚毅顽强的优良品质和别具风格的文化事象。正因为这一点，才使客家文化既保留了中原汉族的传统文化风格，又兼具浓郁的沙溪流域客家乡土情调。这种独特的客家文化既不是沙溪流域原住民的旧文化，又不完全雷同于汉族移民前的固有文化。
与宁化、清流同饮一溪水的永安、沙县客家人，其文化事象丰富多彩。“郎有心来妹有心，山歌越唱越开心。阿哥唱歌有情意，老妹唱歌动人心。”用永安方言唱这首山歌，其腔调、节拍、咬字与沙县方言有诸多的相似之处。闽西客家方言，甚至同一客家县不同地域的方言，如宁化客家话与清流客家话都有差异，永安方言与沙县方言不是主体的差异。“沙县方言属于闽方言的闽中方言区。闽中方言分布在沙溪流域，包括现在的沙县、永安市和三明市的三元区、梅列区。”《永安方言》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也认为永安方言是闽中方言的代表，“永安话具有许多闽方言的基本特点，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还受周围的闽北方言、闽南方言和客家方言的影响。”沙溪流域方言的差异和相同，是长期客家经济发展与联动的结果，它与客家经济也没有本质的区别。这种深远影响，还表现在民情风俗的方方面面，不仅永安与沙县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还可追溯到与闽西客家地区都有许多共同点。
四
明清时期沙溪流域各县的民情和风俗，据志书记载，永安“四民类聚，四礼殷繁。奢俭殊理，淳薄异源。”“近人知礼义，民习工技。”“民皆务本力农，谨身节用。”沙县“安分守业，务本节用，富不喜外出，穷不嫌乡土。”事田园，无奇产，女工织.，无文锈。”“商贾工技之流，视他邑为多。”相比于本地区的清流县“君子知义理，而文艺亦工。小人乐耕耘，而赋税及时。”“乐农圃而罕事商贾。”远至闽西汀州“汀州府士知读书进取，民安稼穑，少营商贸，富家守田禾亩，贫夫力山里，仆隶下人，各治生业。”“闽西诸郡人皆食山自足。”从上述的例举对比中，不难看出永安、沙县的民情与其他客家地区相同，说明客家文化内涵的包容和影响的广泛。客家风俗，其生成是同客家民系的孕育同步的，“从地域文化看，它明显具有三个地域文化的内涵：一是民系诞生地，闽粤赣连结地区，具有山地文化，多种民族文化的特点；二是这支民系的先民在侨居地江淮地区、长江沿岸辗转了数百年，在民系形成过程中，容纳了不少江淮、长江文化的内容；三是这支客家民俗文化的根基，古汉民俗在客家民俗中占主导地位，承传至今。”以岁时节日民俗为例，春节、立春、元宵、清明、端午节、七夕、中元、中秋、重阳、立冬、冬至等，永安、沙县民间的风俗均与闽西客家地区大同小异。如贡川元宵夜晚举行的“送瘟神”祭祀活动，以祈求“人寿年丰，六畜兴旺”。从装扮旧船、各户送畜禽毛羽、小孩指甲等上船、祭祀祈祷、燃炮送船几乎与清流县城的仪式如出一辙。端午节在沙县是除春节外的第二大节日，各家包粽子，门前挂蒲艾，喝雄黄酒，民间举办龙舟竞赛。这一赛事在客家地区普遍，永安也不例外，在长江以南地区都是一大盛事，源远流长的端午节，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在生产习俗中，伐木的禁忌最多，进山搭棚要选择良辰吉日，出行、吃饭等要讲吉利话，盛饭时饭勺要始终直立在饭甑中间，放倒便不吉利，进餐时掉落筷子或碎破碗，都是不祥之兆。伐木是危险的劳作，一言一行的禁忌反映了山民祈求平安的愿望，这在客家地区普遍存在。永安、沙县制作笋干的工序，竹笋从出土、去壳、修理、蒸煮、洗涤、压榨、去污、整形、烘干，每一环节都有讲究，并用歌谣表现生产劳动辛苦和乐趣。笔者刊于福建《客家》杂志的《九龙溪与客家经济的联动》一文已有表述。“早三天挖金；迟三天挖银”，是保证质量、区分品级的经验总结，也是闽笋之所以享誉海内外的原因。
综上，明清时期沙溪流域客家经济的联动，首先，推动力是唐代以来中原南迁汉人入迁定居后的开发创业，为客家民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次，沙溪流域客家民系形成巩固之后，客家经济得以逐渐发展，促进了对外交流和沟通，商贸活动频繁；第三，客家文化的成熟，在精神层面上与其他客家地区相通相容，在共同的家园实现“制同度”，形成别具特色的客家民情风俗；第四，沙溪流域各县的地理环境，资源的丰富，水路的畅通，也为客家经济的联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经济的变革，百年之后这种联动又以崭新的方式，既传承又发展，把客家精神作为开创大业的支柱，在新的舞台上继续弘扬客家文化，建设客家祖地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