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客家，重塑客家
【版次】第12版： 人文
【入库时间】2014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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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迎春
【李迎春】请问黄教授，您是如何走上客家文学创作道路的？客家这个身份对您的文学研究和创作有什么影响？
【黄发有】我从小就对写作有浓厚兴趣。虽然本科主修经济学，但是在工作多年后，我还是弃商从文转而攻读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说实话，我一开始以为读中文系就是搞创作，后来才明白搞错了，中文系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者。我反复和朋友说，写作《客家漫步》一书的初衷无非是顾影自怜，这并非出于矫情，而是源自我的心声。博士毕业后，我到山东大学教书，在陌生的济南，写带有潜在的学理性的随笔，既慰藉了被北方水土激发出来的乡愁，又满足了我在经过多年严格的学术训练后，对于直抒胸臆的感性表达的焦渴。
因为从小对文史就有浓厚兴趣，我从大学本科时关注客家文化，黄遵宪、林风眠、丘逢甲、华等客家先贤的经历和独特气质，也加深了我对客家精神的认识。为了写作客家题材的散文，我从2000年至2003年，三次自费到粤东、闽西南、赣南客家中心聚居区做田野调查，费时将近两月。住在老乡家里，感受着客家人好客的风习和关爱出门人的温存，内心的冷漠就像冰碴子一样融化。
【李迎春】从《客家漫步》到《客家原乡》，我们看到你对家乡浓烈的感情。能否谈谈这两部作品之间的关联？
【黄发有】客家人作为一个群体，在近代以前的漫漫千年里，其历史身份是无声的哑蝉，不断地被放逐，不断地被迁入地的主人所排挤。而客家民系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舞台上的崛起，颇有点哑巴开口的意味。因为喜欢胡思乱想，我在上学之前被村里人嘲笑为“癔子哥哥”（客家话，意为傻子）。幼年被歧视的遭遇，也使我早早地贴近庄稼、土地与自然，关注那些为大多数人所不屑的弱小生灵和卑贱人生，像乞丐、卖艺人和专门赶着种猪到各个乡村去给母猪配种的残疾人等等，他们的脸庞承受了太多冷遇，甚至被小孩子的唾沫击中，本能的愤怒使他们如困兽一样狂吼，然而在我眼里却可以是那么的友善和柔和，对你微不足道的友好充满感激，这种人性的闪光给了我悠长的感动与滋养。
《客家漫步》更加偏重情感的抒发，《客家原乡》依然采用散文笔法，但有较强的学理性。这两本书的市场反响都还不错。我个人从读大学本科开始，就一直在构思客家题材的小说，虽然也写过一些篇章，但总体来说，还都是空想。曾经有不止一个老师辈的学者劝我，让我不能不务正业，放弃学术去写小说。吃了学术饭，真是欲罢不能，内心又会时时觉得遗憾和纠结。
【李迎春】作为客家人，客家地区的生活经历对您的研究和创作有哪些影响？
【黄发有】在所有客家族谱里，几乎都会提到先祖的荣耀，这种自豪感对后世裔孙也确实有一种激励作用。“五百年前是一家”，但往细处说，很多同姓的名人跟客家的关系并不直接。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经过反复迁移进入闽粤赣边区的客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底层民系。当海边肥沃的土地被别的民系捷足先登后，客家先民只能退避到较为偏远的大山深处，开辟自己的聚居区。客家人曾经因为贫穷而遭受到周边人群的歧视，甚至引发族群冲突。正因为在艰难的生存条件的磨砺下，吃苦耐劳、坚忍不拔是客家人可贵的精神特质。
【李迎春】除了客家文学外，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文学传媒和当代文学，发表了许多有见地、有影响的论文，你怎样看待目前的文学生态？
【黄发有】我现在主要的学术方向是文学传媒研究，对于当代文学与大众传媒的复杂关系，早在1998年我写作博士论文期间，就开始密切关注，并且搜集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1999年春天，我发现原先设计的博士论文框架有一些问题，对90年代小说的研究越深入，就越清晰地意识到传媒对文学的影响日益强化。后来，我在对博士论文进行修改与补充时，增加了对这方面问题的专题讨论，针对文学期刊、文学出版、影视文化、媒体趣味与小说创作的关系，考察文学环境与文学生产的互动模式。新世纪的文学，传媒的影响力变得更加强大，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一方面是网络类型文学的流行，另一方面是以纸媒为主阵地的纯文学的日渐衰退。当然，媒体背后更为强大的推动力是商业意志和消费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但依然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其实，对于真正的好作家而言，不管是生活在乱世或盛世，他的内心都注定是孤独的，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最为重要。尽管有不少作者因为迎合潮流而盛极一时，但终究是昙花一现。另外，从事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残酷的选择，你必须做到顶尖才能留下自己的印迹，不像做生意，要大富大贵不太容易，但要混个温饱并不太难，只要会算账，每天的盈亏都一目了然。一个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他很难一下子判断自己的对错与成败，有时要到后世才能给出相对准确的定位，精神的问题最为复杂。
【李迎春】能否谈谈您在哈佛大学和港台做访问学者和任教的经历？
【黄发有】在哈佛一年多的访问经历拓展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对于提升研究境界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参与国际学术界的合作交流与深层对话，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美国学术体制和中国学术体制有比较明显的差异，通过自己的观察，也能对自己的思维习惯和研究思路有一种比较清醒的认识，在自我反省中突破一些盲区。最近几年，我多次到新加坡、台湾和香港授课或访问，这些地区都有大量的客家人，我也搜集了不少有关当地客家人的相关资料，针对这些内容，曾经也有研究和创作方面的计划。我写过一些相关的随笔，发表之后也有比较好的反响。遗憾的是，还没有完全付诸实施。
【李迎春】近年来，有关客家题材的文学创作热度不减，但似乎有影响的作品不多，特别是在表现文化内涵方面，似乎除了民俗民风方面之外，鲜有从精神层面进行深入挖掘的好作品。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黄发有】大陆客家题材的文学创作最近二十年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像广东的陈国凯、程贤章、谭元亨和闽西的马卡丹等，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是，这些作家的精神背影还是显得有些孤独。由于闽粤赣边区以及广西、湖南、四川等地的客家聚居区都被崇山峻岭包围，大陆的客籍作家的视野容易受到限制，他们的写作需要突破自我，超越自我。根据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我觉得一些年轻作者的客家题材创作，成了风俗资料的堆砌，小说作品中的人物不够丰满，甚至成为一种符号；在一些散文创作中，作者往往忽略了丰富性和复杂性，所有的精神和文化问题都从“客家”中寻求解释，表现出过度阐释的倾向。我觉得，客家文化要发扬光大，客家文学要有所突破，必须“破壁而出”，也就是需要有深刻的自省和超越，需要一种批判性眼光。只有这样，才能丢弃历史的沉重包袱，才能赋予客家以新的内涵和活力，激活客家，重塑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