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曳多姿的客家人物形象画长卷
【版次】第6版：读书·摄影新闻
【入库时间】2013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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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青山
早在酝酿选编梅州客家文学系列的时候，有文友便提出要处理好“客家”与“文学”的关系，不要使选本“有客家而无文学”，或者“有文学而无客家”。
文友所提，其实是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即文学性与地方性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与地方性不是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拒斥的概念。恰恰相反，它们是统一的、相融的。其中，文学性占主体地位，地方性是文学性的一个元素，对文学性有加分作用。举凡优秀文学作品，总能找到它们之间的平衡点和结合点，巧妙地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从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而凸显其优。而作为地域文学，更需要彰显地方特色。
然而，地方特色只是优秀文学作品的一个特点而非全部，也远非其唯一的评价标准。因此，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与地方性，有时又不可能完全统一，甚至是分离的。即便是地域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地方特色，也不可能每篇都等量齐观，只能呈现参差不齐之态——或多或少，或有或无。那么，当文学性与地方性不可兼得，面临两难选择的时候，毫无疑问，作品的文学性就成了主要标准。小说是最能体现地方特色的文体，所以，在选编这部客家文学小说卷的时候，为避免“有客家而无文学”、“有文学而无客家”这两种偏差，就有意识地把客家元素与作品质量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只要是优秀小说，不管是“写客家”还是“客家写”（即客籍作家所写），都网罗进来，而客味浓郁的优秀小说，则理所当然成为首选。
“客家写”是本卷小说的“重头戏”，不少出自名家之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反映时代的变迁，记录历史前进的跫然足音。有的曾轰动一时，洛阳纸贵。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描述“文革”期间一个知识分子及其家庭的悲欢离合，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廖红球的《月秀》，描写客家妇女月秀为保全家人而自卖，改革开放后在返家过程中所面临的有家难奔、破镜难圆的窘境和心灵的煎熬，深入探索了人性和世界的隐秘地带，塑造了善良贤淑、忍辱负重的客家妇女的形象。
梅州本土作家生活在边远山区，信息相对闭塞，在创作上难以得风气之先。但他们并不甘心于自我封闭，总是以自己的智慧和探索精神，不懈地进行小说文体的试验、创作手法的创新。收入本集的三部中篇小说——彭汉如的《只差一米》、朱国城的《机关》、张伟明的《虚玄歌》，重视心理描绘，擅长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塑造的人物，已不再是以往小说中司空见惯的仅有单一性格特征的“扁平形人物”，而是一元独特而又多元复合、具有立体感的“圆形人物”。《虚玄歌》主人公是世俗眼光中的成功人士，但他平常的日子却被庸碌和烦恼塞得满满，以至于精神无所依归，只能寄托于虚无玄妙的《虚玄歌》。小说对人生的感悟和喟叹是深沉的。《虚玄歌》其实就是现代版的《好了歌》！
本集的有些小说看似荒诞，不近情理，却蕴含着丰富的哲理，揭示了生活的真谛，针砭时弊，入木三分。胡希张的《夏边迪新闻效应》、黄焕新的《吻》、朱伟杰的《官员保险公司秘闻》，都有代表性。其中，《官员保险公司秘闻》完全可以归入荒诞小说之列。它荒诞不经，却又符合生活的逻辑，发人深省。
收入本集纯粹“写客家”的小说数量不算多，但却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浓浓的客家味，塑造了众多的客家人物形象。老作家杨新乔的小说《春嫂》，主人公幽默机智、收放自如，善用“软索子”拴人。蛮不讲理的“蛮徒”到了她手里也像小学生碰到老师，只有乖乖服从的份。她，俨然是我们熟悉的邻家大嫂……这一个个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共同组成了一幅客家人物画长卷。
近年来，梅州的小小说创作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我心目中，好的小小说应具备三个标准，即构思奇巧、见微知著、富有哲理。所谓构思奇巧，撇开其他不谈，这里专指在情节设计方面要有一个好点子。好点子是灵感的闪现，可遇而不可求。朱红娜的《没胆人》把胆子之“胆”牵扯到胆汁之“胆”，张利香的《大学路》由奋斗之路联想到大学门前的路，就是很好的点子。一个好点子，使全盘皆活。于是，老题材就焕发了新意，有了玩味、咀嚼的内涵。朱红娜的另一篇小小说《你跟我吵一架吧》，小题材承载了大主题，揭出了社会转型期人的心灵的裂变和阵痛，以及与此相伴生的烦躁和乖戾之气的滋长蔓延。
“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本集小说，“写客家”较之“客家写”，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看，均不占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当然，这也为有志于繁荣客家文学的作家指明了方向，预留了空间。（本报有删节。本文作者系梅州市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