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作与客家文化培育
【版次】第A3版 (理论与实践)
【入库时间】201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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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开顺
稻作――水稻生产活动，是人类物质文明跨越式进步的结果，并且，由稻作而产生稻作文化。稻作文化是由于稻作生产而生发出来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诸多方面。客家先民从北方迁徙到南方赣闽粤边地，由旱作转换为稻作，其文化的培育与形成无不与稻作有关。
客家精神在早期的稻作生产中形成
客家先民千里跋涉，辗转迁徙来到闽赣粤边地，生存是第一需要，稻作则是维持生存的第一生产活动。尽管中国先发达地区的稻作已经经历了从徒手而耕、役使动物踏耕到耜耕、锄耕和牛耕的漫长演进历程，可是，在唐代中叶以前，闽赣粤边地还处于刀耕火耨的原始农业状态，史书中常常用“峒深林密”、“山峻水急”、“林菁相阻”、“瘴疠横行”等字眼来描述这些地区。客家先民来到闽赣粤边地已无生存的退路，全凭一种顽强精神，融汇原住族群，开垦梯田，种植水稻。如五代至元代，宁化县安乐乡已开垦沿河两岸为稻田，开垦坡地为旱排梯田，水稻由一熟而两熟，实现了当时先进的农业技术。客家精神也在客家先民艰难的开基创业中形成。客家精神是客家文化的核心，指客家的基本精神。客家精神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根性文化精神。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性文化，河洛根性文化包括中华始祖在早期物质文化开创中所形成的顽强开拓精神，这种精神在《周易大传》中以一句话概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硬颈精神”则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形象化表述。客家先民早期的物质生产活动与中华始祖迈进中华文明时代时的艰难开拓具有质的相似性。为此，客家精神不是对河洛文化诞生之后的封建正统文化、主流文化――被统治者改造的儒家文化的简单传承，而是与中华根性文化遥相呼应，为此特别具有根性文化的顽强生命力。
“山居稻作”的客家衣食住行文化
客家的衣食住行文化具有“山居稻作”特点。如，客家服饰极其朴素，传统的成年人服装以蓝、靛青和黑色为主色调，耐脏耐洗，适合劳作。除了特别场合，客家服饰较无尊卑区别，反映客家第一位的人生需求是为了生存的稻作劳动。从客家饮食来看，形成以稻米为主，旱粮为辅的丰富食品系列。米饭、地瓜为主食，粉干、糍粑、钵糕、酒酿等出自稻谷的副食极其丰富。即使是相当保健食品的“擂茶”也可以佐以米饭、粉干、豆类等果腹充饥。客家民居信奉风水，追求安稳和审美，其土堡、围屋、土楼等大型民居具有防御性的准军事功能，捍卫了稻作所需要的安全与稳定。但是这类大型民居在结构设计上又同时考虑了稻作的需要――如客家土楼，有适合祭祀先祖、谷物神等神的场所，更有储藏稻谷、置放农具的实用场所。客家的“行”也充分体现了客家族群性格特点，首先，客家是个辗转迁徙，最不畏行走的族群。到了闽赣?大山区以后，较之中原与江淮，较少车马和舟楫之便，出门多是徒步的艰难行走，却固守山区，而一旦为了生存需要迁徙，又不恋原地。其次，一旦“山居”下来，又能安然于稻作，能够守静，这可以从客家的很多行走禁忌中看出，如出门办事忌逢“三煞日”、“空亡时”，外出做客有“逢七不去，逢八不回”之说，出远门要避开带“三”数字的日子，尤其是大年初三被称为“穷鬼日”，不外出，不宴请。其三，赶墟场是客家山居稻作以后主要的“行”。宋代以后福建人口剧增，稻作迅速发展，促进了副食、手工业、矿冶业等兴起，民间贸易发达起来，客家赶墟场所从事的贸易活动虽然远远不止稻米交易，但又都是在稻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频繁行走。
以稻作丰收为目的的客家民间信仰与民俗文化
旧时客家地区巫傩文化盛行，这是与中原汉族所不相同的民间信仰。巫傩文化中的傩文化是中国稻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在还愿仪式上。风调雨顺、稻作丰收时要还傩愿，以娱神娱人；天灾人祸、害虫横行、天旱水灾时要请愿。佛教、道教信仰虽然理论上不属于民间信仰系列，但是在客家地区往往被世俗化和功利化，成为以祈求稻作丰收为目的的信仰。如，在石壁，佛教神也被利用于与稻作生产密切相关的物事――“保禾苗”的打醮等。在都寮村古佛庙和安乐乡黄源铺村鹫峰寺的老佛、二佛、吉祥大佛，都是每年农历“芒种”后逢“辰”日出寺，到各村去接受香火，打醮“保禾苗”。客家的民俗文化大多与稻作相关。如春令节俗中的 “迎春牛”、“敬五谷神”、吃“七种羹”等。石壁客家正月十五抬上菩萨游乡，祈佑稻作得到风调雨顺。农历二月十
九日敬观音时采集鼠曲草做米?，以感动天牛，返回
人间为耕田。夏令节俗中的立夏这天做米丸，认为
“吃了米丸脚硬耐饥，干活不易疲劳”，这天还要以
“立夏丸”犒劳耕牛。六月六被称为“食新日”，选用
早熟的稻穗，捋下新谷晒碾做饭，称“食新禾”，并将
新米分送亲朋好友。秋令节俗中的七月十五除祀奉祖
先与神灵以外，青年们以稻草扎龙，遍插线香，称为
“秆龙灯”。冬令习俗则是谷物收藏，庆祝丰收的节令，其中特别重视冬至节，以狗肉、猪脚加补药炖煮食用，称为“补冬至”或“暖冬”，以保护稻作的劳动力。
以人为本的客家稻作文化精神
南宋以后，客家的稻作和稻作文化已经相当成熟，由于人是稻作活动的主体，其稻作文化也始终突出以人为本。如，对“人神”的信仰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客家的“人神”包括中华民族共同的始祖、圣贤、英雄豪杰和宗族的贤臣、英雄、先祖等历史人物。客家文化中的“神”虽然错综复杂，但是，客家文化不是神本文化而是人本文化。客家民间对圣贤、英雄、先祖的神化和信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传承了中华文化的人本主义精神，是对中原文化的固守和继承。其次，对圣贤、英雄、先祖的神化和信仰为宗族的凝聚发挥了作用。客家先民到达的赣闽粤边地是国家政权控制薄弱的边陲之地，对圣贤、英雄、先祖的神化和信仰强化了宗族的调控、管理职能，这一调控和管理具有历史的积极意义。再次，对圣贤、英雄、先祖的神化和信仰为培育客家稻作文化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所谓“客家稻作文化精神”，其一，是物质生产上的拓荒精神，它与中华始祖的拓荒精神一脉相承。其二，是在稻作生产中形成的互帮互助精神。稻作生产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在稻作生产过程中，人们形成了一种团结互助、关爱弱者，共度难关的友爱精神。客家的这一精神一直得到发扬光大，有这一精神，客家才能不断开拓，走向世界。其三，在稻作生产中形成了务实、尊重科学的科学精神和崇尚道德、重视教育的人文精神。稻作是包括耕作、农艺等在内的需要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需要务实和崇尚科学。稻作还需要稳定而和谐的家庭环境，男女的合理分工。维护稳定而和谐的家庭才可以对接国家伦理道德规范，实现儒家的“家国一体”理想。同时，圣贤、英雄、先祖信仰进入家庭，对伦理道德观的稳固，文化教育的实施，“治国平天下”的人才观确立都具有巨大的影响作用。客家人才辈出离不开稻作文化的孕育。因此，客家先民在闽赣边地集聚不仅仅是躲避战乱，他们开创了属于客家的新的稻作文化，而这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创造的过程，也是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形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