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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型文化生成、扩散及其区域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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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静
年份:2006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海岛型文化 文化生成 文化扩散 涠洲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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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类学的研究方法为主,辅以历史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手段对案例地进行综合研究。本文的基本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为: 1.本文分析了涠洲岛文化生成、发展的地理基础,指出地理环境是影响涠洲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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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奠定(1899-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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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玲
年份:2013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黄遵宪 文学地位 《人境庐诗草》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饮冰室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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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主吾种,续吾教”。受梁启超的影响,黄遵宪在古典诗坛中备受关注,时人撰著诗话,争收人境庐诗。从政治文化的中心上海、北京,到政治文化的边角香港;从主流报刊到非主流报刊;从维新派到一般诗人、学者;都对黄遵宪的诗作和政治事功予以佳评,黄遵宪誉满天下。虽然各家诗话都没有象《饮冰室诗话》那样视黄遵宪为第一流的诗人,但都赞赏他的域外诗和抚时感事诗,公认人境庐诗的开新价值和黄遵宪“每饭不忘君国”的可贵精神。在文学革命之前,黄遵宪不是单一的“诗界革命”偶像符号,他文学上承载的形象和意义是多元复杂的。这是黄遵宪文学地位形成的第一个阶段,他是在古典诗歌的谱系下被推崇的。 <br>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首开文学史著作论述黄遵宪诗歌的先河,围绕着“我手写我口”来表彰黄遵宪倡导白话文的贡献。胡适回溯诗界革命找寻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历史根源,而黄遵宪是诗界革命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个,又有白话诗作,于是被提拔为白话文的先行者。由此黄遵宪新旧两属,既是晚清诗歌改良运动的代表诗人,也是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开始了黄遵宪在新文学的视野下被推尊的过程。胡适的影响下,1920—1940 年北京上海广东争相梓印人境庐诗、笺注人境庐诗、刊布人境庐遗作,于是读者翘首以盼的黄遵宪诗集和遗稿近乎井喷出现。既有黄遵宪乡人为了建构客家中原根源认同而选笺人境庐诗,亦有胡适信徒青年大学生校点人境庐诗,亦有守护文言诗传统的青年诗评家全注诗集,也有黄氏后人争先恐后地重印诗集,密集刊布遗稿。 <br> 随着诗集出版热潮和遗稿的密集刊布而来的,是人境庐诗的研究热潮,时人的文学史著、诗话络绎缤纷叙论黄诗。1920—1949 年的断代文学史、文学通史和文学专题史(总共26种)纷纷叙及黄遵宪。除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等少数几种文学史著外,大多数文学史著(其中大多是师范、高中教材)叙论黄遵宪的角度比较单 一,内容大同小异,郑振铎、陈子展等人编撰文学史采用了梁胡二大师对黄遵宪的评述,而后的文学史著又取资郑振铎、陈子展等人撰著的文学史,如此陈陈相因,摭拾梁启超、胡适的观点而成定论。黄遵宪被众多文学史著纳入为重点作家,标志着黄遵宪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奠定了。这些文学史著经由教学,向一代学子提供了黄遵宪是一个伟大诗人、爱国诗人、白话文先驱的共同论述。这种共同论述,具有传承性,影响着一代学子的行为和思考模式,这代学子传灯接力,一脉相承,为黄遵宪持续稳定地在1949年之后保留文学史的一席地位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的文学史观、文学研究的方法和态度,基本上奠基于20世纪之前的三、四十年,也即是皆奠基于“近代”以及“五四”学术群体。之后黄遵宪研究,不同程度不因袭、重复、引申胡适的观点,使黄遵宪坐稳了五四新文学先驱者的地位。 <br> 与文学史著叙论黄遵宪的内容单调而重复相比,文学革命之后的七家诗话选评黄诗,虽片段只言,但是内容丰富多面,既有沿袭前朝梁启超、狄葆贤、潘飞声、陈衍等各家诗话的观点而推崇其域外诗和感事爱国诗,也有针对黄诗研究的热点问题的争议,也有从中西文学比较的角度赞赏黄诗,还有结合时代的反帝爱国的主潮来品读黄诗的诗史特色,不乏精彩而有价值的见解,由此“可知公度诗近年来已被人们热烈地研究之一斑了。”与文学史撰著者大多为五四学术社群的成员不同,诗话的撰著者虽然不是旧朝遗老遗少,他们政治观念上大都趋新,但是他们酷爱传统文学,反对尽弃文言,爱惜旧体诗,有心赓续诗学传统,有意识地运用诗话这种古老的文体来包容时代思想。从他们的诗话论评黄诗来看,与文学史著叙论黄诗摭拾他人陈言为定论相比,他们独到的见解多,内容多面丰富,精彩纷呈,显见了黄诗在民国古典诗学中仍然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br> 这就是黄遵宪文学地位形成和奠定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由新文学导师胡适接力推崇黄遵宪,推助了黄诗热。1920、1930 年代黄诗研究热潮,固然是梁启超和胡适的影响汇集而导致的,反映出黄遵宪得到新派旧派两方的赞颂,但是政治情势,“国难日深,国亡有日”的关头,《人境庐诗草》中大量的感事诗作有救亡之助,也有力地推助了黄诗的刊布和研究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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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客语纵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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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蓝小玲
年份:1990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闽西 客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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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价值。语言是历史的产物,客方言是因民族的迁徒而形成的, 客家迁移的历史及路线,是我们认识客方言的性质,分析其演 变的一个参考。客家由北至南的迁移有两次:第一次在东晋永 嘉之乱,多数尚未南渡;第二次唐末黄巢起义时,到达赣南 闽西,他们既然有从山西、河南、安徽入赣闽的,亦有从甘肃南 部经湖北。湖南到达赣闽的。最应该注意的是第二次迁移。客家 到达闽赣山区,客方言即在此经数百年而形成。闽西是客家到 达南方后的新居地,相对粤客、四川和台湾等客语来说,闽西 是客语的本土,它在客方言的中心区,内部既保留有极其一致 的共同点,亦有宋元以后几百年演变形成的多种差异。因此, 闽西客语对客方言共时特征和历时演变都能提供重要依据。 第二章将闽西客语的音韵系统与中古音作个比较,分声、 韵、调三部分,列表说明,其中的异同多能一目了然。 第三章分四节阐述客方言语音的特点及演变。第一节分析 声母,共讨论五个问题。l.客语的浊音送气,这是 客语的一个较重要的特点,虽说其他方言亦有此特点,但都不 如客语那么一致,那么有规律。根据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 的考证,根据客先民居地现代的语音事实,本文认为浊音送气 是客家自中原旧地带来的特点,浊音本带有送气的成素,只是 不作为音位而存在,这体现了方言的差异,二次南迁时,浊音 正开始清化,新的特点“送气” 即起来瓦解这类推拉平的作用。 远隔篝的南北方言共有的这个特点不是各归各平等深化出来 的,而是它们过去的基本特点的共同保留。烙、唇音的分化: 从现代客语的比较中推知,客语原本亦无轻唇,唐末至宋轻唇 开始从重唇分化出来,这一变化亦及客先民方言,只是由于 客家的南迁,这一变化显得很不彻底,有些字只有轻唇一读, 有些字有轻重唇两读,也有些字只有重唇一读。3、精庄知章 组的演变:根据闽西客语与智力开发东客语的异同占,本文推测庄组 一直未从精组分化出来,而知章亦不是分两步从端而出,它们 是同时从端分化,暗藏未有过二分的过程,这些都与北方话的演 变不同。湖南、闽西等地客语尚有知章读[t-、t'-],证明了 客家南迁时,舌头音尚未分化。以后的演变是在南方进行的, 分两种演变类型:一是从端组分出的知章与精庄合流(如梅县、 宁化等),一是分出的知章独立一组(如长汀、连城等), 4、 乐喉音的演变:将闽西客语的辅音音位作一些比较可以看出, 客语见系若有腭化的,即与知章倒流,塞擦音至多为两套。若 知章独为一组的,见系腭化归入知章,则尖团分立;若知章与 精庄合流的,见系腭化后则尖畴不分。可见,在舌齿音分化后, 见系才腭化。这腭化又是从擦音开始的,连城话即是一个很好 的证明。5、来母三等在闽西部分客语读作[t-],由临川至 梅县。这一特点时断时续。这应是早期在湖南、江西一带发生 的音变,扩散至部分地区,并未波及整个客语区,因而不是客 语内部一致的特点。 第二节讲座声调。本文先综合了客方言声调的类型,指出 它们的基本共同点和主要差异,最重要的是上声和去声。共同 之处是:①浊上浊去合一,这是在南迁前即已形成的特点,浊 音清化后二者合为一调。②浊上与次浊上都有部分清化后归阴 平,这是共他方言极难找到的,尤其是次浊上声归阴平。③次 浊字部分随浊音。部分随清音演变,这在上声和八声中表现尤 为明显。由共时的比较中可知,声调的演变首先是浊上、虽去 混合,清化后,先为七调:阴平、阳平、上声、阳去、阳去 阴入、阳入。其后,部分方言上,去声再演变,或是阳去归上 声,或是阳去归去声,或是阳去不变,上声与阴去合一。在宋 末客家部分进入粤东后,闽西部分客语又经历了入声消失的演变。 第三节讨论韵母,先讨论阳声韵、阴声韵和入声韵三类。 根据客语共时的比较和近体诗、词的押韵,本文认为在闽西客 语中咸、山、梗三摄应是咸摄先被归并,而臻曾梗深四摄在客 语则是曾梗同音。臻再合八,最后闽西客语又将深摄并入其中, 这样演变的区别看来与元音壬位的高低有关。至于来自上古东 部的江韵,从东部分出后即与宕摄合一,另有个别字一直来从 东部分出,故同通摄。阴声韵的讨论分作两组:①果、效、流摄, ②蟹、假、止、遇摄。由现代客语,闽语和宋代的记录、诗 词用韵,可推知古代歌、豪、着确如《切韵》之分,而后部分 地区歌豪合一,部分地区豪着合一,歌豪合一考戈流合一。对 第二组着重分析蟹摄一等“台、胎”二分,“开盔”合一的现 象以及蟹摄与假、止、遇的关系。入声韵主要讨论[-p、-t、-k] 的演变过程。本节还对《切韵》三等与四等在客语中的一些特 殊反映作了分析说明。 第四节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构拟了原始客语的语音系统 这样的系统可以体现与中古音的关系。反映客语的总体面貌, 解释后来的演变。本节还提出了十一条现代客语的特征,其中 “浊音送气”和“全浊、次浊上声部分归阴平” 是它的核心 别外,根据其他特征,可划分客语的次方言。本节以阳声入声 韵尾的多少,知章精庄的分合、八声的有无、见系的腭化与否 为条件、划出了客语的次方言。 第四章主要考释客方言的部分基本语词,它对于正确划定 客方言的区界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考释的语词是在各地互相 对照的基础上确定的,考释多有引证。本节考出的语词有的是 长期以来人们无法认定的,如客语表“挑、担”之义的动词读 [K'ai](长汀语),将各地的读音相对照,再参考其他同音韵 地位的“我”等基本词,本文确认就是古汉语中极常用的“荷”。 这是古语词在客语中的保留。方言举例以长汀为代表。 总之,客方言唐末至宋末经数百年而形成,又经过以后 七、八百年的演变,虽然内部有程度不同。但是,无论它 的语音系统还是词汇系统。都向我们显示。客方言确为汉语的一大方言。 它有着区别于其他方言的特征和演变方式,能给汉语史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全文约十二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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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方言的入声韵尾与韩国汉字音的入声韵尾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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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永兰
年份:2013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客家方言 韩国汉字音 入声韵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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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论述了客家方言的入声韵尾[-p]与韩国汉字音的入声韵尾[-p]、[-1]、[-k]的对应关系。客家方言的入声韵尾[-p]对应于韩国汉字音的入声韵尾[-p]是因为两个语言都完整地保留了中古的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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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语言文化的相遇和融会:圣经中译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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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晓阳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语言文化 相遇融会 圣经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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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籍。 圣经中译本的确拥有这些众多历史“之最”,这与汉字具有超发音、超方言的特殊性质有关,也与清末民初的文字改革和文化转型有关。圣经中译活动最兴盛活跃时期的清末民初时期,即1860年代至1930年代,正是中国语言文字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正是汉语古汉语及其文化向白话文转化的时期,正是汉语拉丁化广为呼声和努力实践的时期,正是语言文字改革最为活跃的时期。汉语言文字的转型和改革,出现了多种因文字改革和语体变化而产生的多种过渡性书写方式,清末民初出现的多种语言文字改革和表现方式,有些甚至是非常短暂的过渡性书写方式,圣经都曾以此文字形式出版过版本。这一点从圣经中译本有文言、半文半白、白话文、方言汉字、方言教会罗马字、王照官话注音字母、国语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盲文字本、威妥玛拼音本、快字本(早期速记字)等众多译本,可以得到最好的印证。 本文从语言学分类入手,采用了叙事史的方法,对早期圣经汉译本史实、汉语方言汉字译本、汉语方言罗马字译本、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圣经译本进行了系统、实证的考查。以期说明以圣经中译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引发了汉语言表达方式的变化,汉语言文字形式的增加,汉语语法结构的变化,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汉字拉丁化形式的开始,汉语词语的丰富,翻译过程对传统旧有词汇的借用达到的新词语的产生,对现代汉语和西南少数民族的形成起到了一点借鉴和启示的作用。在外面文化主动撞击中国的过程中,对传统中国语言的现代转型起到了借鉴和启示作用。本文想要说明,在西方强势文化和中国本土弱势文化的所谓“东西方文化相遇”之时,弱势文化除了本能性的抵抗外,还有被迫的学习和转变,而这种被迫学习则为新转型提供了机遇、装备和能力,成为语言转型的借鉴和操作手段。 随着20世纪西方语言研究的转向和深入,语言不再被仅仅看作是一种交流沟通的工具,而更是一种认知方式、一种视界的深远图景。人类用语言给事物命名,通过语言的交流和定位来认识世界,每一种语言都凝结了这个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认识世界的经验和积累。从这种意义上讲,对另外一种语言的借用或转化就意味着吸收一种新的认知图景和知识体系,尤其是不同语系的语言的引入,则更是扩大和调整了认知的角度和思维方式。圣经中译本则含有这些性质和作用。 本文第一章《寻求语言文化的对等:圣经汉译早期历史实证》,主要考辨了天主教和基督教早期圣经翻译的史实,以及如何翻译所信仰的唯一尊神的中国名称的争论。明末清初年间,天主教再次来到中国,虽然没有完成第一本圣经全译本,但他们的圣经著述为以后的基督教圣经翻译打下了基础,尤其是圣经词语的基础。天主教白日升译本则成为基督教马礼逊译本和马士曼译本的严重依赖和参考的基础译本。还特别记述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分别为表述唯一尊神的中国名称,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争论的历史过程。经过天主教传教士们的努力,他们对中国社会、文化、语言的认知和能力都极大提高,才可能创造和建立有别于其他宗教、反映其本身特质、便于中国人理解和信仰的基督宗教语境和话语体系,才可能出现对基督教圣经翻译产生重大影响的白日升译本。通过对天主教白日升译本的修订、发展和整本圣经的翻译,马礼逊和马士曼两位基督教传教士开启了基督教汉语话语体系的创建之程。而这些历程体现了基督宗教在中国努力寻求语言文化对等的漫长过程,也是基督宗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也标志着基督宗教汉语话语体系建立。 第二章《书写白话:白话汉字圣经译本》,关注了中国历史上范围最大、数量最多的方言白话作品——方言圣经汉字本。中国是个多方言国家,差距之大,不能互通,为了满足各地不同方言语境下的基督徒需求,圣经方言译本乃应运而生。汉语7大方言中,有5大方言的9个分支、共13种方言有圣经汉字本,它们是吴方言太湖分支的上海话、苏州话、宁波话、杭州话;闽方言闽东分支的福州话,闽方言闽南分支的厦门话和汕头话;粤方言广府分支的广州话;客家方言粤台分支客话和粤北分支的三江话;官话方言江淮分支的南京话,官话方言北京分支北京话,官话方言西南分支汉口话。这些数量众多的方言圣经译本留下了中国历史上范围最大、文学表现形式多样的方言白话作品,长达百万字的圣经全译本则为今天留下了非常完整、成篇的方言研究语料。这些方言白话的作品也成为了清末白话文的最早实践者和先驱者之一。 第三章《汉语拼音文字之始:教会罗马字圣经译本》,考察了汉语拼音文字的开始——教会罗马字圣经译本的史实。为了让更多目不识丁的潜在基督教徒接触到上帝的福音,传教士采用罗马字母(拉丁字母)拼写当地方言,翻译出版了大量方言圣经。汉语7大方言系统中,有6大方言的15个分支有圣经罗马字本,它们是吴方言太湖分支的上海话、宁波话、杭州话、台州话,吴方言瓯江分支的温州话,吴方言婺州分支的金华话;赣方言抚州广昌分支的建宁话和邵武话;闽方言的闽东分支的福州话,闽方言莆仙分支的兴化话,闽方言闽南分支的厦门话和汕头话,闽方言闽北分支的建阳话,闽方言琼雷分支的海南话;粤方言广府分支的广州话;客家方言粤台分支客家话,客家方言不分片区的五经富话,客家方言汀州分支的汀州话;官话方言的江淮分支的南京话,官话方言胶辽分支的山东话。这些罗马字母同时成为一般不识字的民众用作通信、记账的文字符号,也为后来的民众教育家的注音或拼音文字运动,如何辨别标注汉字的读音,以及确立表达语音的符号上打下了坚固的基础,提供了一些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 第四章《新词语与文化拓展:圣经新词语溯源与流布》,集中探究了译介异质文化的必要途径——新词语创建的历史过程。词汇是语言的基本三要素之一,基督宗教的神学和思想、历史主要是通过词汇来表达和传递的。基督宗教既然是一种外来宗教,它所带来的肯定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没有的思想和概念,也就带来了中国没有的新词语。本章选择了耶稣基督、亚当夏娃、摩西、犹太人、耶路撒冷、伊甸园、十字架、福音、洗礼、先知、圣灵、天使、五旬节、安息日、阿们、弥赛亚、撒但等17个外来词,讨论了在千余年的10多种圣经译本中的译写演变,包括从唐景教译本、明末天主教译本、基督教深文理本、浅文理本、官话译本、华人圣经学者、天主教思高译本,以及被汉语世界所接受的过程。基督宗教词汇千余年来走过了一条由纷繁多种到逐渐统一的道路,最终形成了天主教和基督教为两大分类的结局,进入到中国世俗社会的基本上是基督教圣经词语。 第五章《欧化白话:中国现代白话的初始》,探讨了在西方翻译作品影响下,古白话开始走出自我发展状态,逐渐形成了以“欧化”为重要标志的现代白话。本章通过对以往学术界较少关注的、鲁迅称之为“白话马太福音体”的基督教传教士文献——北京官话圣经译本,从语法的角度来探讨汉语欧化白话的来源和产生的时间和原因,提出了欧化白话开始于1860年代的说法,将学术界对欧化白话开始的时间提早了40余年。在将印欧语言翻译成汉语白话的跨语言实践中,将印欧语中的一些语言形式向汉语“迁移”的实践,则有助于现代白话的形成,有助于“言文一致”追求中“语”向“文”的提升。 第六章《少数民族文字创制:西南少数民族圣经译本》,专述了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圣经译本。与北方少数民族不同,西南少数民族大多都仅有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传教士们利用自己拉丁母语的拼音优势,结合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发音,创制了景颇文、载瓦文、东傈僳文、西傈僳文、苗文、拉祜文、布依文、佤文等8种文字,结束了这些民族没有文字的历史,其中西傈僳文、柏格里苗文、景颇文、拉祜文、布依文、佤文至今仍然在使用。西南少数民族的圣经译本涉及了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两个语系,其中汉藏语系有5个语支有圣经译本,即苗瑶语族苗语支,壮侗语族壮傣语支,藏缅语族彝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南亚语系中孟高棉语族佤崩龙语支有圣经译本。新中国建立后,政府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创制了多种文字,这些新创制的文字全部都是基于发音的拉丁字母,传教士用拉丁字母为西南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方法,对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和文字创制起到了相当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