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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遵宪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奠定(1899-1949)
- 作者：李玲 年份：2013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黄遵宪 文学地位 《人境庐诗草》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饮冰室诗话》
- 描述：主吾种,续吾教”。受梁启超的影响,黄遵宪在古典诗坛中备受关注,时人撰著诗话,争收人境庐诗。从政治文化的中心上海、北京,到政治文化的边角香港；从主流报刊到非主流报刊；从维新派到一般诗人、学者；都对黄遵宪的诗作和政治事功予以佳评,黄遵宪誉满天下。虽然各家诗话都没有象《饮冰室诗话》那样视黄遵宪为第一流的诗人,但都赞赏他的域外诗和抚时感事诗,公认人境庐诗的开新价值和黄遵宪“每饭不忘君国”的可贵精神。在文学革命之前,黄遵宪不是单一的“诗界革命”偶像符号,他文学上承载的形象和意义是多元复杂的。这是黄遵宪文学地位形成的第一个阶段,他是在古典诗歌的谱系下被推崇的。 <br>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首开文学史著作论述黄遵宪诗歌的先河,围绕着“我手写我口”来表彰黄遵宪倡导白话文的贡献。胡适回溯诗界革命找寻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历史根源,而黄遵宪是诗界革命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个,又有白话诗作,于是被提拔为白话文的先行者。由此黄遵宪新旧两属,既是晚清诗歌改良运动的代表诗人,也是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开始了黄遵宪在新文学的视野下被推尊的过程。胡适的影响下,1920—1940 年北京上海广东争相梓印人境庐诗、笺注人境庐诗、刊布人境庐遗作,于是读者翘首以盼的黄遵宪诗集和遗稿近乎井喷出现。既有黄遵宪乡人为了建构客家中原根源认同而选笺人境庐诗,亦有胡适信徒青年大学生校点人境庐诗,亦有守护文言诗传统的青年诗评家全注诗集,也有黄氏后人争先恐后地重印诗集,密集刊布遗稿。 <br> 随着诗集出版热潮和遗稿的密集刊布而来的,是人境庐诗的研究热潮,时人的文学史著、诗话络绎缤纷叙论黄诗。1920—1949 年的断代文学史、文学通史和文学专题史(总共26种)纷纷叙及黄遵宪。除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等少数几种文学史著外,大多数文学史著(其中大多是师范、高中教材)叙论黄遵宪的角度比较单 一,内容大同小异,郑振铎、陈子展等人编撰文学史采用了梁胡二大师对黄遵宪的评述,而后的文学史著又取资郑振铎、陈子展等人撰著的文学史,如此陈陈相因,摭拾梁启超、胡适的观点而成定论。黄遵宪被众多文学史著纳入为重点作家,标志着黄遵宪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奠定了。这些文学史著经由教学,向一代学子提供了黄遵宪是一个伟大诗人、爱国诗人、白话文先驱的共同论述。这种共同论述,具有传承性,影响着一代学子的行为和思考模式,这代学子传灯接力,一脉相承,为黄遵宪持续稳定地在1949年之后保留文学史的一席地位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的文学史观、文学研究的方法和态度,基本上奠基于20世纪之前的三、四十年,也即是皆奠基于“近代”以及“五四”学术群体。之后黄遵宪研究,不同程度不因袭、重复、引申胡适的观点,使黄遵宪坐稳了五四新文学先驱者的地位。 <br> 与文学史著叙论黄遵宪的内容单调而重复相比,文学革命之后的七家诗话选评黄诗,虽片段只言,但是内容丰富多面,既有沿袭前朝梁启超、狄葆贤、潘飞声、陈衍等各家诗话的观点而推崇其域外诗和感事爱国诗,也有针对黄诗研究的热点问题的争议,也有从中西文学比较的角度赞赏黄诗,还有结合时代的反帝爱国的主潮来品读黄诗的诗史特色,不乏精彩而有价值的见解,由此“可知公度诗近年来已被人们热烈地研究之一斑了。”与文学史撰著者大多为五四学术社群的成员不同,诗话的撰著者虽然不是旧朝遗老遗少,他们政治观念上大都趋新,但是他们酷爱传统文学,反对尽弃文言,爱惜旧体诗,有心赓续诗学传统,有意识地运用诗话这种古老的文体来包容时代思想。从他们的诗话论评黄诗来看,与文学史著叙论黄诗摭拾他人陈言为定论相比,他们独到的见解多,内容多面丰富,精彩纷呈,显见了黄诗在民国古典诗学中仍然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br> 这就是黄遵宪文学地位形成和奠定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由新文学导师胡适接力推崇黄遵宪,推助了黄诗热。1920、1930 年代黄诗研究热潮,固然是梁启超和胡适的影响汇集而导致的,反映出黄遵宪得到新派旧派两方的赞颂,但是政治情势,“国难日深,国亡有日”的关头,《人境庐诗草》中大量的感事诗作有救亡之助,也有力地推助了黄诗的刊布和研究热潮。
- 广西生态旅游产品体系优化研究
- 作者：薛珊珊 年份：2012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生态旅游产品 生态旅游产品体系 优化研究 广西
- 描述：：1.分析了广西生态旅游资源、市场和产品现状通过RMP分析,对广西生态旅游资源、市场和产品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指出广西在开发和优化生态旅游产品中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生态旅游
- 地方传统与身份表述：成都东山客家的人类学考察
- 作者：杨丽娟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地方传统 身份表述 东山客家 文学人类学 族群特征
- 描述：述中。“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怎样成为我”一系列的自我反思不断促使着人类对自我的本质问题进行阐释和建构。为了形成强大的力量,有着相同文化特征和血缘关系的人类凝聚在一起,“我”就成为了“我们”,并且“我”依靠在“我们”中的归属关系获得慰藉和资源。在人类学的视野中,各种“我们”的表述被视作为“族群身份”加以研究。而族群身份中,最直接的把“我族”与“他族”相区别的就是“身份表述”,族群是如何进行身份表述的?在族群身份表述的背后究竟有哪些要素能真正承载族群身份特征,使之成为“我族”与“他族”的本质差异代表?而族群身份表述之后,又能为族群带来怎样的后果?所以,身份表述的背后与之后是当代族群身份研究的重点。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大部分族群对于自己的族群身份的表述是稳定的,但是有的族群却因为不断迁徙,特别是在本族群文化处于弱势的地域环境中,稳定的族群身份表述也会遭受到疑惑甚至遗忘。被誉为“东方犹太人”的客家就是这样一支迁徙的族群；而身处在“新乡”中的成都东山客家就是这样一个曾经遗忘了自己族群身份的群体,从“土广东”到“客家”,呈现了一条艰难的身份表述的寻找之路。而在寻找的历程中,东山客家最后能快速接受自己的客家身份,是因为不管其表述的称谓是什么,都一直默默地坚守着祖先传承下来的的文化表达系统,正是这些在生活中如影随形的文化传统却代表着客家的族群特征,以致于成为了最后帮助东山客家寻找到自己族群身份表述的真实称谓的重要工具。可见族群身份表述不仅仅是一个称谓问题,它还包括一整套维持族群身份特征的文化表达系统:族谱、祠堂、入川记忆、会馆、民间信仰、语言、神榜、游艺、葬俗……在这多样化的文化事像中,却体现了族群身份表述的内在层级:家族身份——族谱；宗族身份——祠堂；地缘身份——入川记忆、会馆、民间信仰；表征身份——语言、神榜、游艺、葬俗。而透过这些层级,可以了解到族群身份表述的基础和递进,也可以说族群身份表述中个体是如何一步一步最终走到群体之中。而当族群身份表述被确定了之后,“客家”这一身份表述还被“我族”东山客家和“他族”所运用到多个领域中,从而体现了“客家”的资源身份——在文化、情感、经济、统战方面的价值。 这套文化表达系统的传承恰恰建构了东山客家的地方传统。地方传统中的保留与改变也绘制了东山客家的在地化图景。“地方”体现空间变化,“传统”体现时间变化；当东山客家在族群身份表述中带有地方传统痕迹时,时空因素对族群身份表述的变迁影响也直接呈现。主要有两大影响:其一空间变化对族群身份表述的影响:从原乡到新乡,导致了从原乡的“中心族群”到新乡的“边缘族群”格局的变迁；其二时间变化对族群身份表述的影响:从入川后的清代到民国再到当代,从“客人”到“土广东”再到“客家”,东山客家在呈现族群身份表述时的曲折历程,也折射出与国家历史不同阶段的遭遇:土改、文革、当下。其在传统中所保留和舍弃的,正体现东山客家的阶段性身份表述诉求。 透过东山客家族群身份表述之路,还可以看出推动其表述的背后力量有文化、经济、政治领域,并且都有一个共性:精英化。因为他们既在族群之中又在族群之外,“族群之中”是因为其生长处于族群内,熟悉族群的传统文化；“族群之外”是因为其由于工作需要会广泛接触“他族”,甚至是“他族”中的优秀者,从“他族”反观“我族”,更加深了对“我族”现状的深刻认识。族群精英的这种“族际”视野注定了不论是文化自觉还是文化再生产,都是最先觉醒者和实践者。文化正名,经济充实,政治统摄,在2005年成都的“第20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成功举办,终于成为这三方力量共同打造的客家盛宴,东山客家终于从新乡的“边缘”开始走近“中心”。 为了更真实的了解到东山客家地方传统的形成和演变脉络对族群身份表述的影响,从2009年9月至2010年7月在成都东山地区的三圣乡、石板滩、龙潭寺、黄土镇、洛带镇、万兴乡、清泉镇、柏合镇、天回镇、五凤溪等地开始了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的研究,对方志、族谱、金石碑刻、图像等广泛蕴藏地方传统的地方文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同时对于本地区内如今仍然鲜活存在的民间仪式也亲身经历,现场式的参与观察不仅与各种文献形成了互文,还弥补了文献中的不足,还原了在文献中由他人视野选择而形成的遮蔽。采用“文字叙事、口传叙事、图像(物的)叙事、仪式叙事”所体现了的“四重证据法”①力图真实地呈现东山客家的身份表述载体和内容。在采访对象中,从始龀之年到耄耋之年,从白丁到精英,各年龄层次、各种职业背景都倾诉了对自己客家族群文化及族群身份的认识和感想,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最终呈现的成都东山客家的地方传统与身份表述关系的研究结构为: 绪论:从人类学对地方传统与身份表述的知识梳理入手,寻找到学科背景对此命题的认识基础。进入到客家学的研究领域,通过对其学术史的研究回顾,发现了在其众多分散性的研究领域中,其都隐含着一个研究共性:客家的族群身份及其身份表述的的多样性。而在台湾发源的“新客家运动”正是与学术研究形成回应的族群身份表述的实践体现。并在现有的客家整体研究和东山客家的具体研究中发现对于“身份表述”问题,目前的学术研究思路带有“以文化替身份”的遮蔽特征,由此确立了后续研究的从族群内、外两方面来“凸显身份”思路。 第一章:东山客家概述:从东山之“东”、之“山”探讨了东山客家形成的历史原因、地理特征,考证了东山客家当下的地理范围,并指出东山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孕育出客家族群身份表述中的“他称”:“土广东”、“东山来的”,并形成了客家内部的经济、文化交互网络“东山五场”。揭示了由地理环境带来的东山客家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边缘性,而正是由于这种边缘性导致了东山客家族群寻找真实身份表述的曲折性。 第二章:家族身份:以族谱为研究中心。从石板滩的《廖氏族谱》、十陵的《谢氏蜀谱》和龙潭寺的《范氏族谱》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作为个体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历程中的传统事像分析了族谱中家族身份的构建体系是父系血脉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以父权中心为主导的传承规制。从修谱的断代时间点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历史进程对客家族群身份表述态度的影响；并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分析了女性地位在族谱中的变化,并指出这与社会进步密切相关。当下出现的族谱的新的体例变化、断代后的重启与公开发布所体现的文化自觉进行了分析。 第三章:宗族身份:以祠堂为研究中心。从代表宗族身份的象征物祠堂入手,并亲自参加石板滩廖氏、龙潭寺范氏、清泉镇曾氏、彭氏、宝胜村刘氏的祭祖仪式,见证了祠堂在客家心中的崇高地位,并从管理学的组织结构理论分析出祭祖组织的“直线职能制”式的管理模式实为宗族族老政治的集中权力的重要手段。分析了由祠堂空间及其陈设偶像群所形成的强大宗族凝聚纽带；从对宝胜村刘氏祠堂中的“示谕碑”的分析,揭示了祠堂曾经作为宗族中族老政治管理示训的场所；以龙潭寺范氏老祠堂的多种身份:“祠堂”、“小学”、“住所”、“文物”透露出伴随着国家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祠堂土地产权的纠纷,以及范氏族人当下的尴尬；而随着范氏新祠堂的建立,以“文化之名”创造的新的宗族管理组织也应运而生；在新旧宗族管理组织的从名称到实权的随退,也注定了祠堂地位从政治性到文化性的变。 第四章:地缘身份:以迁移史、会馆、民间信仰为研究中心。从由不同迁移原乡而构成的在新乡中的地缘身份的标识——会馆入手,并从心理学的“需要层次”理论分析了广东会馆、江西会馆和福建会馆的神道、经济、事务等多种功能实现的同乡凝聚。而随着“日久他相既故乡”的规律,会馆及民间信仰的变迁,也勾勒了东山客家族群代表原乡的地缘身份由彰显转变到模糊,同时也建构出了新的地缘身份:与祖辈不同的以新乡为认知凸显的“四川客家”,而共同的入川经历正是成为了当下地缘身份建构的“集体记忆”。 第五章:族群身份:以语言、神榜、游艺与葬俗为研究中心。从民间故事中叙述的东山客家族群与湖广族群的对立,透露出客家顽强的族群性格。而作为族群最重要的特征客家话也陷入萎缩与坚守的境地,透过对洛带一小的学生的“客家话使用问卷调查”,并通过萎缩与坚守的多种事象,探讨了客家话传承的规律。而体现在家庭神榜中的祖先崇拜、猫公牌中的农耕特征、捡金葬中的生死观,都成为了客家独特的以族群为单位进行的身份表述。 第六章:身份实践:在现代性的消费主义中,身份不仅是族群认同的文化现象,更带有获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统战效益的资本特征,以旅游资源、情感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统战资源为研究中心,分析了在客家身份的多样性资源实践中,不同主体所体现的对客家文化再生产的利益需求和角色扮演,特别是“第20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举办,成为了东山客家身份实践的最佳运用,也成为了“新客家运动”的在地化呼应。 结语:综合分析东山客家在变“新乡”为“故乡”后,体现在当地的地方的传统变迁的特征；客家身份的危机与再造中主导的力量；以及各种身份表述的内在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