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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晚期小说的“粤民走海”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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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葛永海 王丹
期号：第5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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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广东叙述的发展走向 由于岭南开发滞后，自来被视为化外蛮荒之地。自明代中叶以来，广东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以广东为背景的小说渐成增多之势。广东亦渐被塑造成为“蛮荒”与“富庶”这一既相重合又相对立的地域形象，广东人则被视为“山岭之民”与“下海之商”形象的复合体。就宏观时序而言，从“山民”到“海商”之变正体现了明清广东地区经济日渐繁荣、文化稳步发展的历史演进之途。广东地区背负群山、面向大海的特有地理景貌，不断诱使粤民脱离群山、向着大海去寻找生机。清代小说中的“广东叙述”正较为典型地描绘了粤民从粤北的南雄、嘉应等地，走向沿海广州、潮州的“出山入海”的历史征途。 将广东文化中内陆性特征表现得较为充分的是19世纪初期问世的《岭南逸史》，该书完成于乾隆、嘉庆年间，作者花溪逸士一般被认为是广东客家文人黄岩，叙写明代万历年间广东省潮州府程乡县（清嘉应州）人氏黄逢玉与四女的才子佳人故事。“广东叙述”的文化特征发生转换的重要标志是《蜃楼志》的出现。《蜃楼志》主要写广州十三行洋商苏万魁之子苏吉士一生异行奇遇，对广东海关、洋商多有描绘。从《岭南逸史》到《蜃楼志》，从山民仗义、才子佳人到洋商家庭、海关生活，这说明描写广东的清中晚期小说开始挣脱传统文化的怀抱，面向海洋，试图寻找新的文化生机与出路。随着广东社会文化的“出山入海”，小说也完成了“出山入海”的初步跨越。 晚清小说中的 粤民“走沪”与“出洋”叙述 晚清时期，由于“十里洋场”的开发，此时的粤民大多选择轮船由海道北上，奔涉上海，形成一股强劲的“走沪”风潮。 晚清小说中的入沪粤民之人数繁夥、来往频繁程度也远远超过前代作品。主要代表性作品有吴趼人的《恨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发财秘诀》，李伯元的《文明小史》，黄小配的《廿载繁华梦》，碧荷馆主人的《黄金世界》，彭养鸥的《黑籍冤魂》等。广东地区的三教九流移步上海无不为利所诱，而在走沪粤民这一群体中，以买办与商人最具活力。 除了北上走沪，晚清粤民的行走历程，还体现在对海外世界的追求与开拓上。随着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完善，晚清国人逐渐被卷进世界市场的纽带之中，开始出现出洋务工、求学、游历等走向世界的诸多行动。以海外现实生活为原型创作的“粤民出洋”题材作品开始在19世纪末的小说界大量涌现，主要有《黄金世界》、《劫余灰》、《宦海潮》、《猪仔还国记》、《侨民泪》、《凄风苦雨录》等。 晚清粤民出洋务工无外乎两方面原因：一是利益的驱使，二是“猪仔”贩子连哄带骗。晚清小说写出广东侨民在国外生活的种种苦状，可以用“惨无人道”一词加以形容。晚清小说对于广东“猪仔”生活的真实描绘，形象地反映出在世界市场形成期中国民众因祖国积贫积弱而饱受欺凌的历史现实。但我们又不难看出海外“黄金世界”对于晚清粤民的诱惑之大，以至于成千上万的粤民前仆后继、如赴金山般纷纷出国。最值得注意的是《黄金世界》对女子应友兰形象的描绘。这是中国小说史上首次塑造的毅然迈出国门、勇敢走向世界的中国妇女形象，深刻地反映出中国走向世界市场、开始主动拥抱世界文化的时代新征候。可以说，应友兰形象出现于晚清“粤民走海”叙述中，正透露出时人对晚清广东民众的时代前驱与先锋身份的一致体认。 清中晚期“粤民走海”叙述的叙事特征与启悟主题 清代中晚期以来逐渐出现的“新小说”写作，受到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叙事模式的转变在清中晚期广东题材的小说中初现端倪，具体落在“粤民走海”叙述，大体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以家庭型叙事为主导，以传统人生如梦为主题。从《岭南逸史》到《蜃楼志》，意味着清代广东叙述“出山入海”的转变，但在叙事特征上它们走的大体与《金瓶梅》、《林兰香》、《红楼梦》等相似的情节套路，在叙事结构上往往以家庭兴衰为中心，最后归为人生如梦√悟道出世的结局。《蜃楼志》作为“入海”之始的作品，其家庭型叙事更具典型性。20世纪初问世的《廿载繁华梦》则是这一主题的余绪。 从题材内容上说，《蜃楼志》与《廿载繁华梦》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家庭型叙事的终结性作品，尤其是《蜃楼志》被认为是家庭小说最后的重要作品，《廿载繁华梦》则只是式微后的余绪而已。如果结合《蜃楼志》作为“粤民走海”叙事起点的观点来看，《蜃楼志》集终结与开启于一身，其小说史上约重要意义不言自明。 （二）以游历型叙事为主导，以社会批判与启悟为主题。时代新境界的重建在梦幻破碎之时已然开始。在20世纪初，随着粤民走沪与出洋人数的增多，晚清“粤民走海”叙述中的游历型叙事成为潮流。 这类小说在题材内容上大体相似，多是反映华民（以粤民为代表）走沪与出洋的奋斗史，尤其关洼粤民在国外艰苦谋生的曲折遭遇。就叙事而言，它超越家庭型叙事的特点正在于其开放性的叙事结构，通过游历者的视野不仅可以展示家庭之外的广泛社会生活面，紧密关合小说的叙事结构，还可以超越传统游历述异的取向，自然地导出关于人生与社会“启晤”的思想主题。 晚清“粤民走海”叙述与此前的出洋题材不同的是：同为出洋，但已从玄怪想象转变为现实的亲身体验；同样写海外遇险，已由神秘力量拯救遇险的粤民，转变为粤民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记录所见所闻，并寻求方法使自己脱离困境；同样写海外图景，与以往神秘美好的幻想相比，此时的海外却变成出洋淘金的炼狱，再也没有前代小说中“得利而归”的美好结局。这些故事情节大都有现实事件的支撑，正因为有所经历，所以小说中的种种描述更有呼吁民众为保国保种而觉醒的现实说服力。 晚清小说家往往通过小说人物在游历过程中的闻见，抒发旅途的感想，表达作者自己的政治想法和思想倾向。这与古代传统游历型作品简单地表达旅途感受或对神秘世界的困惑迥然有别。以《黄金世界》为例，小说借人物何去非之口鞭挞中国民众尤其是上层阶级团结合作精神的严重匮乏；借夏建威之口陈述“开农牧、兴制造、辟路矿”的举措对国家命脉的重要性；借朱怀祖之建设螺岛大同世界的实际行动描画作者本人对建设未来新世界的理想和政治主张。这些都是作者内在心声的真实传达。 总言之，清代中晚期“粤民走海”叙述在文学方面的意义在于完成了两方面的转化：一是以家庭型叙事为主导向以游历型叙事为主导的跨越；二是传统人生如梦主题向社会批判与启悟主题的转换。 清中晚期“粤民走海” 叙述的先锋意义 清代中晚期小说中粤民“出山入海”和“走沪出洋”的文学叙述，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可谓别开生面，其文化价值极具先锋色彩。 首先，清中晚期的广东题材小说第一次全面而真实地书写了得天下风气之先的广东人，如何走向大海，谋求生存、发展的历史征程。其次是在书写的广度和深度上。清中晚期小说对“粤民走海”历史进程的书写，大致经历了两个重要的阶段，即内圈扩张型“出山入海”的成功跨越与外圈辐射型“一点三线”的延展拓进。 19世纪后期，一股以广东为起点，北走上海、南下南洋、东达美洲三条线路的“淘金热”开始在广东社会蓬勃生发，最终结果是实现了从走出本乡到走出本土，由内而外融入世界的大跨越。 更重要的是，清代中晚期的小说家通过文学叙述，见证了一种海洋文化观念的逐渐成型，通过描述粤民北上、南下、东进的传奇故事，来表达小说家们对于粤民探索新世界的不懈思考。“粤民走海”叙述所透露出来的关于粤民开眼看世界、游世界，以及率先吸收与引进世界先进文化，表达自由、民主、平等的近代思想等信息，印证和提示了晚清广东海洋文化观的渐趋成熟。 当然，小说中也充满了作家们的犹疑与困惑。一方面以直面人生的写作态度，试图提出疗救社会、拯救国家于危亡的进步方案。另一方面在反映时代主题的同时，又夹杂着诸多陈旧的思想因素。如果说向海洋寻求出路是广东文化发展路途中迈出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只能说是对西方文化的外部学习与模仿，要将其转化为本身的文化肌体，并从根本上改造传统观念，要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才得以实现。就此而言，清代中晚期的“粤民走海”叙述还仅仅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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